许倬云-3
以下内容摘自百度百科:
人物思想
治史经历
许倬云的学术成就,与其大时代下的生活经历密不可分。与其说是他选择历史,不如说是历史选择了他。许倬云说“因为我一辈子不能动,不能跟人家一起玩,所以永远做一个旁观者,这跟我一辈子做历史研究有相当大的关系,历史学家也做旁观者。”这使得许倬云终身的历史研究,都注重“常民”视角,而非传统的政治史或帝王将相。
幼时的战争经历,让许倬云有了一般知识分子不曾有的丰厚的人生体验,因此对生命格外敬重,关心民间疾苦。也正因这段经历,直接触发了他在学术道路上研究对象的选择。他第一本英文专著《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和第二本英文专著《汉代农业》,都与中国古代农村有关。许倬云曾说过,在新中国建立以前,中国农村的变化不大,他当时看到的农村与汉代差别不大。这段经历促使他写下的这两本研究专著,也让他踏入了学界的大门。在持续一生的写作治学当中,也在从不中断的对他人、对世界的关注中。
主要师承
在台大的恩师有:考古学家李济(字济之)曾主持河南安阳的殷墟发掘,被誉为“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1979年8月,业师李济病逝,许倬云撰《悼念济之师》。历史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沈刚伯,是西洋史研究的开路者。考古学家董作宾,是民国时期甲骨文研究最重要的甲骨学“四堂”之一。文化人类学家李宗侗经常派三轮车接学生去家里上课。民族学家凌纯声,完成中国第一部民族学调查。 [48]对于许倬云一生学科选择影响很深的是傅斯年,傅斯年是史料学派的代表,其《 夷夏东西说 》《 周东封与殷遗民 》《 性命古训辩证 》 等一系列论著影响深远,许倬云一一拜读受益良多,并在研究中继承和发扬他的思想。许倬云《西周史》出版后,他特地题赠给傅斯年,并于墓前供奉一本,感恩这位奠定了他一生治学方向的老校长。
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期间,真正接触到西方学术。他的导师顾立雅是美国第一代汉学家,顾立雅劝他去搞比较研究,让他把主要力量放在中东。于是,许倬云跟约翰·威尔逊学埃及学,也学习巴比伦学与亚述学。他将古埃及和两河流域历史和中国上古史作对比,由此他提出理解中国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观点,首先,两河文明和古埃及文明之间的关系很深,互相影响;其次,从古埃及和两河文明的发展过程和互相影响的形态反观中国,发现中国本身不是统一的一整片,而是黄河流域、长江与淮河流域和长城之外的草原三片地区互相影响而发展出来的。那时,韦伯理论正被芝加哥大学引入美国学术界,受韦伯理论影响,他开始关注社会学、城市经济学,许多杂乱的学科知识逐渐形成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 。许倬云承认,韦伯深深地影响了他的治学方法,喜欢不同文化的比较研究,这样做是要寻找各文化发展的特殊轨迹。许倬云日后回顾,在芝加哥“读了”五年的美国社会,并非全通过书本,因为“日子过得非常丰富:开刀、念书、搞民权、神学院宿舍里聊天。”经由如此的传奇经历,他见识了美国最底层的生活,包括美式政治中不完美甚至丑陋的现象。
1965年,许倬云在芝加哥大学的博士论文《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 An Analysis of Social Mobility, 722-222
B.C.》在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被哈佛大学汉学巨擘费正清评价为“小经典”。2006年,这本书在大陆翻译出版,名为《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流动》。
史学思想
思想体系的架构方式
许倬云提倡史学研究首先要正确掌握大线索,才能保证研究方向的准确性,增加研究的价值。在实际研究中,许倬云不纠结于对某一史实细节的探讨,而是立足于大视角,或者从纵向上梳理历史时间坐标轴上的流变过程。许倬云的宏观梳理主要是追寻中国历史的时间线索,观察变化过程。系统的论述则主要针对固定的时间段,从多角度辩证考察。这种研究理论,使他得以跳脱历史之外,获得更宏远的视角。在这一方面,许倬云主要关注了中国文化史的内容,其成果有《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等。或者从横向出发,多角度、系统地探讨,通盘地论证某一时段的历史画面,其成果有《西周史》《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流动》等。
治史立足点
许倬云的史学研究既是他学术活动的重点和基石,也是他认识世界的途径。他在史学领域有具体的研究成果,同时也将学思发散到社会现实的方方面面。在治学上,除了对历史问题的探究外,许倬云还将从历史研究中获得的知识和体认作为认知世界的材料,借鉴其他学科的知识,研究现实的问题。坚持史学的基本原则,但立于史学的疆域之外,更宏阔地观察世界,将史学与相关学科相连接,得到独特的哲思。
“这种始终处于变化和兼容的历史观影响了他一生的治学面向,无论是那些谈论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著作,还是那些具体到某一朝代的微观历史研究,都渗透着他自己对历史的深层体验与观察。他是一个历史的旁观者,但是从旁观者的体悟经验中,他反而意识到了历史对个体的影响,也意识到个体对历史的作用,这两者缺一不可。”
价值和影响
许倬云是当代华裔海外史家的代表,其史学思想传播至海内外。
许倬云的作品在大陆地区的引进出版,带来了史学研究新的模式,史学观点的论述、史学思想体系的架构、史学方法的运用,有其独到之处。许倬云的大线索、系统论、区系划分等,为大陆史学带来了新的探究途径,他的著作展示了世界史学发展的成果,提供了将西方的史学理论和方法与中国的历史研究相结合的范本,为中国史学界与西方交流搭建了桥梁。
社会文化思想
追求中国文化的本质
许倬云每写一部书、一篇论文,不是简单地排比时代的先后、人事的更迭,而是用心去追求中国文化的本质。以他最具代表性的三部学术专著为例,《西周史》是在探寻中国文化秩序的本源,写到西周亡国,他会联想到抗战时期同胞的惨状而落泪;《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关注的是一个社会的分层与流动机制;《汉代农业》则关注人口压力、市场网络、政府和工商关系,给近代以来的三农问题带来了很多启发。
为老百姓写史
连续十几年,许倬云多次回到中国大陆考古,看到农耕工具,他想起幼时接触的战争时期的中国农村;目睹邻里乡党的人际关系,他想到了自己出身的士大夫家族。“历史的意义在于大多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70岁之后的许倬云,致力于为普通人写作。开始致力于大众史学,不写王侯将相,不讲开疆辟土,只“为老百姓写史”,希望中国数千年的文化“绽现一番鱼跃鸢飞的美丽新世界”。“说中国”“说历史”系列陆续完成,每一本书,都离不开中国,离不开中国文化。
此后的十多部著作,其范围不出大型集合体的聚散、思想文化的盈缩,还有社会节奏的变迁,都是为了给普通读者提供一种切实的历史参照物,让读者有所思,有所得。
读“社会”这本大书
许倬云主张,读书固然重要,更要读“社会”这本大书。近年来,许倬云的线上课程、演讲、谈话频频“破圈”,受到年轻群体的喜爱。九十多岁了,仍保持着少年时的习惯,每天看英文报刊、两岸的中文资讯,为变化剧烈的世界心怀忧虑,对新技术的关心和思考。对于个人主义之下日渐疏离的人伦关系显得忧心忡忡。对于“人工智能会对包括历史在内的人文学科造成什么改变的问题”,他回复道:“我不担心AI超越我们,我担心我们忘了别人——人跟人之间不再有面对面的接触,人把自己封锁在小盒子里边,忘了外面有血有肉的别人。”
许倬云对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进行了回顾,认为20世纪见证了文化的崩溃,21世纪是否能够伴随若突破,还未可知。科学在给人类带来了便利的同时,也播来了人类对自身定位的迷茫,世界正在经历变化,也正在寻求破解。许倬云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够成为追寻这一答案的有生力量,也应该承担起重建世界文明的责任。
知识分子的责任
许倬云将专业研究、家国情怀与知识行动联系在一起,知行合一,身体力行。
在知识分子这个话题上,最有代表性的是许倬云(2020)一篇名为“历史上的知识分子及未来世界的知识分子”的著名演讲,该演讲的时间是2006年。其中体现出深切的忧患意识,指出不论欧美还是中国,专家型的人才越来越多,但是真正能够把专业跟社会、国家、世界发展的命运联系起来的人越来越少。
许倬云提倡,学者,尤其是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学者,不仅应该成为学术上的专家,更应该思考世界的命运、社会的命运、国家的命运。个人的命运与时代和世界的命运息息相关。知识分子作为助推社会进步与变革的一大力量,对自身使命的反思将深切影响其知识实践,并最终对世界、社会、国家和个人的命运产生影响。
治学成就
研究成果
许倬云一生离开不了先天残障造成的种种病痛。也就在长期的痛苦折磨中,他完成了一部又一部的著作。自青年到老年,他从未停止著述。可以说,他的书写就是他的存在,显示他生命意义的最真实的存在状态。
从1960年代开始,许倬云在台湾、美国不断教研与著述。据《倬彼云汉:许倬云先生学思历程》记载,截至2022年,许倬云共有中文专著58种、英文专著6种、中文合著及编著26种、英文合著2种,共计92种、212个版本行世。
早期著作有:《历史学研究》《中国科学思想的因素》《中国传统的性格与道德规范》《传统与更新》《关心集》《求古编》《西周史》《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挑战与更新:许倬云文集(政论之册)》《刹那与永恒:许倬云文集(文化之册)》等等。初版多发行于台北,集中于史学专门类著作,后逐渐在北京等地再版。
后期著名的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整理出版的书籍。包括“许倬云看历史系列”(全四册):《从历史看时代转移》《从历史看人物》《从历史看领导》《从历史看管理》,以及《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一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流动》《现代伦理寓言一东游记》《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等。这一时期的著作,除了对许倬云旧有英文史学书籍的翻译和再版外,还出现了更多的对当代人文社会警示性论著,由历史出发,对现代社会的运行机制提出看法和建议。
许倬云已取得的研究成果丰硕,这些成果在展示了许倬云对历史进程的卓越理解的同时,也体现了他对当代社会的观察和反思。他思考的范围不仅仅局限于中国国内,他还立足于全球视角来关注中国历史的原貌和走向,有自己独立的思考,给史学界乃至世界文明的发展以重要的参考和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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