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老龄化产业的启示（四）-24-117

（老朱说养老-24-117）2002年，世界卫生组织首次提出积极老龄化概念，即“通过优化老年人的健康、参与和保障的机会，以提升其生活质量”。与其他具有积极取向的老龄化概念相比，这一概念包含丰富内涵。

首先，价值取向上坚持老年人本位主义，以需求为导向，充分尊重和考虑老年人需求的多维性和老年群体的差异性，为不同性别、种族、社会经济阶层等制定差异化的老龄政策和实施策略。

（老朱说养老-24-117）其次，行为主体突破了传统上以政府为主导的一元框架，整合了政府、社会组织、社区、学术机构、老年人个体及家庭等多元主体，形成了广泛的对话与协作机制。再次，政策内容涵盖了老年人的多样化需求，包括疾病预防与健康促进、劳动就业、志愿服务、政治倡导、社会保险与服务、居住环境等。

最后，路径选择上坚持“授之以鱼”与“授之以渔”相结合，不仅肯定政府和社会积极地为老年人提供物质与服务保障，而且重视规范老年人社会参与的义务，同时强调向老年人赋能，为老年人参与提供制度、政策、经济、舆论、物理和文化环境的支持，提升老年人社会参与的能力，为老年人提供社会参与的机会。

（老朱说养老-24-117）积极老龄化丰富的概念内涵蕴含了整体性治理思想。所谓整体性治理，是指在政策、规则、服务供给、监管等过程中实现跨部门整合，这种整合既包括不同层级的政府之间，也包括同一层级政府内部，还包括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私人部门之间，目的是消除政府间的矛盾和紧张以增加政策效力，增进不同利益主体的协作，为公民提供无缝隙服务。

积极老龄化理论试图整合各学科的研究视角，构建一个跨学科的综合性解释框架。在这一框架中，文化和性别是基础性因素。其中，文化是影响积极老龄化的内生变量，形塑着特定国家和地区老龄化进程的路径，决定了其他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与方式；性别则是一枚透视镜，检视着各项积极老龄化政策是否有效弥合全球普遍存在的性别不平等。

在此基础上，从经济因素、社会因素、物理环境、健康与社会服务、行为因素与个体因素等多学科多维度探究积极老龄化的决定因素，由此发展出全面、科学、整合的积极老龄化政策体系。

（老朱说养老-24-117）为此，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由参与、健康和保障三大支持体系构成的积极老龄化政策框架。它整合了个体、组织和社会等多元化、多层次的参与主体，覆盖了所有年龄的完整生命周期。

一方面，它鼓励老年人根据个人偏好、意愿和需要积极参与劳动力市场与社会活动，在实现个人价值的同时防止社会排斥、促进身心健康。另一方面，它要求各政府部门与企业、社会组织等协同为老年人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参与提供有利的物理和人文环境，同时为有需要的老年人提供收入保障、护理服务、精神慰藉等社会福利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