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不是孔夫子——读王得后的《鲁迅研究笔记》

鲁迅是为人生的思想家，孔子也是为人生的思想家。不过，鲁迅的为人生，是要改良这人生，疗救社会的病态，改善人性，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孔子的为人生，是想挽救王纲解纽的社会，培养君子，把社会拉回周王朝的鼎盛时期。——王得后

“鲁迅与孔子的根本分歧”是王得后先生所著的《鲁迅研究笔记》一书第三个专辑的内容。从专辑的名称可以看出，该部分探讨的主要内容是两位思想巨人行为和精神上的“分歧”。

言及孔夫子，公众多以孔圣人称之。许之以“圣人”足见他的思想、他的品行所表现出的“师表”效应。孔夫子被誉为“万世师表”，很大部分原因在于他留存于世的只言片语对黎民苍生的思想和灵魂起到的启迪澄化的作用。尽管他奉行“述而不作”的处世原则，但他好事的弟子和再传弟子把他在平时弟子们“侍坐”时“各言其志”的对话的言语整理加工，进而成为系统化的“孔子语录”流传于世。开启儒家思想一体，在时代的沿革中，儒家思想非但没有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反而随着时间长河的淘洗愈发表现出强劲的生命活力。

孔夫子开创的儒家学派、创立的儒家思想体系之所以能够成为几千年来思想意识形态的主流，源于它把对人如何安身立命作为关注的核心，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四维架构，构成个人、社会、国家、民族，乃至人类的整体。尽管多是以务虚的理论形式存在，但对治国安民和淳化世风发挥巨大的作用。

而鲁迅，素有“20世纪中国的脊梁”的美誉。能够被奉为国家和民族的“脊梁”，可见他的思想、人格、精神所蕴含的巨大垂范世人的意义。终其一生，鲁迅先生短暂的生命历程始终奔走在呐喊的路上，面对国家和民族面临的危难，他彷徨过，但是“铁笼中的呐喊”始终没有停止，即使相对于聒噪的世界声音是微弱的，但是“死水微澜”就意味着还有希望。纵观先生一生致力的事业，他以“梭镖、投枪和匕首”为武器，踽踽独行在“唤起民众的觉醒，以引起疗救的注意”的崎岖坎坷的小路上，即使荆棘遍布也在所不惜。尽管前人没有留下现成的路，但是先生始终坚信“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为民请命、为国呐喊，这是先生一生的写照。他所做的不是为了自己，也不是只盯住眼前，而是以睿智的双眼审视历史、展望未来。当把漫长的人类沿革史纳入自己审视和关注的视野，并作为思考的基点，“思想家”的鲁迅就与普罗大众相距的不是遥不可及了。

两位思想的巨人，跨越两千多年的时空阻隔找到交汇的对接点。从两个人一生致力的事业看，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把“人”作为思考问题、发出考问和为之不懈努力探索的聚合点。不过，因为两个人生活的社会环境不同，文明所处的层次不同，人类所面临的生存发展挑战不同，这就决定了两个人发声和行事的立足点就不同。——“鲁迅先生生活在‘公民’的时代；孔子生活在‘臣民’的时代。鲁迅的个人特质，是要求自己和与自己相同地位的大众挣脱奴隶的枷锁，做一个现代的‘公民’，成为‘人’；孔子的个人特质，是要求自己和与自己相同出身的少数人成为君子，‘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不难看出，鲁迅先生关注的是生命本体应该活出应有的本色真味，而孔夫子则以“学而优则仕”为标准，强调人人生活在礼乐制度之中的“臣民”。就是说，鲁迅的“立人”是建立在对生命本体尊重的基础上，而孔夫子则是为他所倡导和践行的“纲常伦理和礼仪制度”培养臣服的“民”。不论是国家和民族的层面，还是从个体生命的角度，采取什么样的制度和方式，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人”的生存与发展创造公平和谐的环境和条件，让人活出人应有的样子。乱世与治世是从国家时局生态的角度审视，但是不管身处在什么样的政局中，人始终是主体。如果失去人之为人起码的尊严和地位，一味地臣服，异化为“顺民、良民”，即使符合当局者的意旨，但世风也是刺鼻的。

同样是对生命本体的关注，但是他们在定位上却有明显的分歧。究其原因，按照王得后先生对鲁迅先生的研究和对孔夫子所处时代的观察，得出如下几个方面的结论：对人的认识和人的生命价值观的分歧，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理念的分歧，对人生志向与人生道路的分歧。就三点根本分歧涉及的具体内容而言，分别又表现出不一样的观点和态度倾向。仅以第一个分歧而言，王得后先生通过对两个人对该问题的相关论述的比较分析得出这些结论：鲁迅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为认识的理论支撑，认识到“故进化论之成，自破神造说始”。而孔子的时代自然科学发展的滞后，巫文化盛行，‘天命论’对孔子的影响极深；鲁迅认识到人的起源和人的生命的生物性。“人是生物，生命便是第一义，人要生存，这是人的天性和权利，而且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等价的。”鲁迅先生始终对生命报以最大的敬畏，他反对自杀，反对牺牲，他们是牺牲别人的生命。“为社会计，牺牲生命当然并非终极目的，凡牺牲者，皆系为人所杀，或万一幸存，于社会或有恶影响，故宁愿弃其生命耳。”而孔子忽视对人的生命的生物性的认识，这样就导致跳出最根本的对人的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认识，直接要求人的生命价值的道德性、‘道性’，随之就有了“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和“朝闻道，夕死可矣”的说教；鲁迅基于对人的生物性的认同与尊重，承认生物性的“食欲”是天性，承认保存生命的必不可缺的温饱，这与孔子谆谆教导弟子的“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的思想是不同的；鲁迅从人的生命的生物性出发，承认生物性的“性欲”是天性，承认性欲是延续生命所必不可缺的，而对于这个问题，孔子显然是避而不谈的；鲁迅认识到人的起源，人的历史的进化论，知道“故论人类从出，为物至卑，曰原生动物”。鲁迅对人性的思考，重点在对于国民性的思考，实际是对汉民族民族性的思考。而孔夫子关于人性的思考，从其弟子记录的孔子语看，只有“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不同的时代造就不同的思想家，国家和民族所处的社会境遇不同，思想家对其投注的视角就不一样。鲁迅与孔子的分歧，外因源于所生活的时代，内因更在于他们对人的生命本体的存在和价值意义设定的尺度。尽管两个人的思想对当下生民安身立命都有点省和启迪的作用，但是，从接地气的角度和现实意义的层面看，鲁迅的警言睿语更能够直击国民的心灵深处。孔子是伟大的，“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的礼法纲常放在当下仍然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我们也不可悉数接受，要理性辩证的对待，因为现实世界需要的是“公民”，而不需要言听计从的“臣民”。至于这个世界的希望和出路在哪里，鲁迅先生关于“希望有无”的精辟论述始终成为世人前行的明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