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行暮》，副标题叫“宋光宗宋宁宗时代”

《南宋行暮》，副标题叫“宋光宗宋宁宗时代”

1.宋高宗设置“绍兴体制”，改变了北宋时代皇帝与士大夫官僚相互制衡的格局，大大强化了君权，形成乾纲独断的局面。

2.“绍兴体制”大大强化了君权，却没有设置任何“安全阀”。光宗、宁宗这样的庸君，要么受到权臣的操控拿捏，要么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立嗣问题上，忽视了更重要的外患和国防建设。

3、用黄仁宇先生的话说，宋光宗、宋宁宗时代，就和明朝的万历十五年一样，看似平淡，却是一个传统王朝陷入停滞和困顿的缩影。即使在位的皇帝不是昏君，即使朝堂内外不乏忠臣、良将、大儒，统治危机依旧无法解除。

光宗和宁宗，是南宋的第三、第四位皇帝，加起来在位35年。为什么经过他俩的时代，南宋就走向了暮年呢？在中国古代史上，什么叫“明君”？

历史上有过收拾乱世，奠定统一基业的皇帝，比如唐太宗和宋太祖。有过开疆拓土，平定边陲的皇帝，比如汉武帝和清朝的康熙。还有的皇帝，能轻徭薄赋，为国家积蓄财力，比如汉文帝。这三类皇帝，在传统史家那里收获的评价都比较高，可以算是明君。

“明君”并没有整齐划一的标准。反过来，有位皇帝生活奢侈，拒不学习历朝典籍，还信用宦官，为政暴戾严苛，那他在史官那里一定留不下什么好名声。说他“昏庸”都是轻的，要是运气再差点儿，史官会直接给他贴上“溃败决裂”“倾覆宗社”之类的负面标签。

宋光宗和宋宁宗，肯定不是典型的昏君。父子两人都受过正统儒家教育，讲起话来是引经据典，对文官也很尊重。他们在位时，没有出现宦官干政、穷奢极欲的乱象，也没有建立庞大的后宫，称得上节俭恭谨。看治国成效的话，南宋在这段时间里，经济维持了繁荣，社会比较安定。历史名人朱熹、辛弃疾、陆游，就生活在宋光宗和宋宁宗的时代，可见当时的文化氛围也相当不错。

皇帝不是昏君，朝野内外也是一片祥和，那南宋怎么还径直走向暮年了呢？答案得从内外两方面找。从外部看，成吉思汗崛起，就是发生在宋宁宗时代。蒙古在20多年间，一路攻破西夏和金国，势力深入中亚，已然成为南宋最大的安全威胁。对这场剧变，南宋君臣明明得到了情报，却置若罔闻，始终没有做出有效应对。为日后蒙古南下灭宋埋下了伏笔。而在内部，光宗、宁宗两朝虽然没有宦官之乱，但一直存在激烈的相权争夺和朋党倾轧。皇帝对朝堂之上的争斗无计可施，居然采取了放任态度，听凭权臣们内斗不止，甚至把对外战争当作争名夺利的工具。经过光宗、宁宗的苟且，南宋王朝彻底由盛转衰，只剩下55年寿命，着实充满了戏剧性。

用黄仁宇先生的话说，宋光宗、宋宁宗时代，就和明朝的万历十五年一样，看似平淡，却是一个传统王朝陷入停滞和困顿的缩影。即使在位的皇帝不是昏君，即使朝堂内外不乏忠臣、良将、大儒，统治危机依旧无法解除。

学习完这本书，不仅能了解南宋国运逆转的原因，还能洞悉古代王朝盛衰兴亡背后的制度困境，提升历史理解力，开阔读史阅世的眼界。

首先，南宋一朝的政治体制有哪些突出特征，对宋光宗和宋宁宗的统治，产生了哪些影响。第二部分里，分析宋宁宗一朝出现的政治乱象，特别是当时的南宋在国防政策上的失误。最后，结合13世纪华北的地缘政治格局，为你总结南宋衰亡的原因。

1.“绍兴体制”的畸形遗产

“绍兴体制”。“绍兴”，是南宋开国皇帝赵构后期的年号，用了32年。赵构就是宋高宗，重用权相秦桧，杀害抗金名将岳飞，奠定了南宋偏安一隅的格局。那赵构开创的“绍兴体制”，有什么特殊之处呢？事情得从北宋骤然崩溃造成的政治真空说起。

北宋时代的政治体制有三大特征：一是崇文抑武，避免军人干政。二是拆分相权、军权和财权，防范丞相坐大。三是重视言官的力量，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套体制运行了160多年，虽然也有过新旧党争、冗兵冗官之类的弊政，但整体上还算稳定。不过，“靖康之难”发生后，形势出现了骤变。金军反复南下，追击赵构建立的新政权。在沉重的军事压力下，旧体制根本无法恢复，只能诉诸临时安排。因此，在两宋交替的十多年间，南宋政权出台了一系列应急措施，比如允许武将自行其是，允许丞相兼管军务。对这些安排，赵构的内心是极为恐惧的。1141年他跟金国达成《绍兴和议》之后，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了内部整肃。

《绍兴和议》。宋金两国划定了新的边界，南宋向金称臣，每年送上贡银和绢布。为了向金人示好，赵构还杀害了岳飞父子。《绍兴和议》前后南宋的内政调整，同样意义深远。赵构虽然对金人噤若寒蝉，玩起权谋却是一把好手。做了三项新安排：一是重新把武将边缘化，收军权于中央。二是弱化言官的议事和监督能力，扩大皇帝直接干预的空间。三是扶植权相秦桧作为自己的代理人。“绍兴体制”。它最突出的特征，是改变了北宋时代皇帝与士大夫官僚相互制衡的格局，大大强化了君权，形成乾纲独断的局面。

君权与相权的斗争，贯穿在整个古代政治史中。难道赵构不怕秦桧威胁自己的地位吗？原因有两点。第一，秦桧无权掌兵，威胁不到君权的生存。第二，秦桧是赵构的舆论挡箭牌。他越是忠实执行《绍兴和议》，在士大夫集团中的名声就越坏，不得不进一步依赖皇帝的授权和支持。只要赵构愿意，他完全可以翻脸不认人，操纵朝野舆论围攻秦桧。另外，赵构比秦桧年轻16岁，他根本不担心秦桧的权力会永久化。实际上，1155年秦桧死后，赵构多活了整整32年。“绍兴体制”在他晚年，已经变成了永久性的制度安排，影响了整个南宋王朝。

操控绍兴体制，需要高超的政治技巧和翻云覆雨的手腕。一个不小心，丞相这个“工具人”就可能尾大不掉，反过来牵制皇权。赵构自己是有深沉的政治谋略的，但他的继承人行不行呢？靖康之难时，金兵掳走了北宋皇室的大部分直系成员。赵构自己的长子呢，很早就夭折了，后来也没有其他子嗣。他只能把宗室远支赵昚收为养子，由他继承皇位，就是宋孝宗。但赵构依然担心这个养子会更改自己的国策，因此采取了以退为进的策略。1162年，赵构宣布把皇位禅让给孝宗，实际依然以太上皇的身份在幕后操控朝政。孝宗总共在位26年半，其中有25年被高宗这个太上皇死死“拿捏”住。这就使整个政局变得更加波诡云谲。

偏偏孝宗也存在继承人问题。他的大儿子23岁就死了，二儿子秉性宽厚，本来应该被立为皇太子。但宋孝宗私下认为，宽厚之人应付不了复杂的政局，因此一反惯例，立了更有英气的三儿子赵惇，也就是后来的宋光宗。为了培养这个儿子，宋孝宗为他精心挑选了一批僚属，还让他当了两年京兆尹，以此积累政治经验。宋光宗呢，看上去确实是个好学生，不仅饱读经史，还能吟诗作画。光看史书对他青少年时代的记载，绝对不会怀疑他将是一代明君。

问题是，光宗这个太子，当得也未免太久了，足足有18年。宋孝宗自己就很长寿，活了66年，头顶上还有个阴魂不散的太上皇。久而久之，太子开始变得疑神疑鬼。他怀疑父亲根本不想传位给自己，甚至是想熬死自己，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变得极度不稳定。偏偏太子妃李凤娘是将门之后，刁蛮善妒。她不仅对太子有极强的掌控欲，还喜欢在太子、孝宗和太上皇之间搬弄是非，搞得后宫流言四起。一切都预示着，南宋最高权力的转移不会太顺利。

其实，宋孝宗倒没有那么多心眼。1187年，80岁的太上皇赵构终于死去，孝宗便顺水推舟地宣布由太子参决朝政。接着在1189年，孝宗也退位当起了太上皇，42岁的宋光宗终于如愿即位，当上了皇帝。光宗柄国之初，的确做出了“万象更新”的姿态，他下诏鼓励言官进谏，还起用了一批新锐官员。但仅仅两年半之后，情况就急转直下。因为光宗患上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而他恐惧和猜疑的对象，恰恰是自己最亲密的两个人：一个是父亲，一个是皇后。

宋孝宗终其一生，都生活在太上皇高宗的阴影下。他本人虽然没有太强的权力欲，但也上行下效，喜欢对儿子指指点点，尤其爱对立嗣问题发表看法。宋光宗自己有儿子，孝宗却暗示说，光宗已故的二哥魏王，留下一个儿子嘉国公，颇有才干，是继位的理想人选。问题是，光宗自己的继承权，就是越级从魏王手里拿到的，本来就有些惴惴不安。孝宗一开口，刚好坐实了光宗长久以来的怀疑：父亲不仅想熬死自己，还要插手孙辈的继承权。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光宗开始有意识地躲着父亲。偏偏皇后李凤娘还添油加醋，污蔑太上皇在内宫炮制毒药，要毒死光宗。结果，光宗连例行的请安问候都不去了。这是很严重的失礼行为，朝堂之上开始议论纷纷，腹诽皇帝。

皇后李凤娘，是个厉害角色。她不仅长期离间光宗和孝宗的关系，还禁止皇帝亲近其他嫔妃。1191年冬天，光宗要主持祭祀天地的典礼。就在仪式前一天，李皇后害死了怀上身孕的黄贵妃。光宗大为震惊，内心不安。仪式开始后，又意外遭遇火灾和大雨，现场一片狼藉。光宗整个人都吓蒙了，精神分裂症彻底发作，严重的时候连话都说不上来。他开始怀疑，父亲和朝臣都想害他，因此频繁取消朝会，躲在后宫酗酒压惊。至于晋升官员，批复奏折，完全看他心情好不好。1194年，太上皇孝宗病危，光宗竟然拒绝探视。等到孝宗去世，光宗连葬礼都不肯参加。群臣愤慨不已，酿成“过宫”风波。

光宗不仅丧失了正常治国的能力，连起码的父子人伦都抛在了脑后。在“绍兴体制”下，这意味着南宋的整个国家机器陷入了瘫痪状态。

为了维持政治秩序，官僚集团主动出手了。1194年夏天，掌握兵权的枢密使赵汝愚策划了一场宫廷政变。他联络朝廷重臣，请出宋高宗的皇后、太皇太后吴氏垂帘听政，直接把光宗唯一在世的儿子赵扩抬上了帝位，就是宋宁宗。已经神志不清的光宗则被奉为太上皇，剥夺了统治权。因为宋光宗的年号叫绍熙，所以这场政变也被称为“绍熙内禅”。疯疯癫癫的宋光宗随后又活了6年，但已经没有人关心他的存在了。

2.宁宗一朝的乱象

“绍兴体制”给了皇帝过大的权力，但皇位总要传承。哪怕是孝宗和光宗这样的亲生父子，也会因为何时继位、谁来继位，生出嫌隙和争斗。另外，光宗好歹是正常登基，实际执政时间也不长，朝堂上还没来得及出现大权臣。但宁宗就不一样了，他连正经的皇太子都不是，就被赵汝愚等人架着当了皇帝，内心是既感激又惶恐。没当过太子，意味着宁宗没有自己的政治班底，必须依仗赵汝愚的支持。新的政治斗争也随之而来。

赵汝愚这个人，身份比较特殊。他是宋朝宗室的远支，既带兵在四川打过仗，又当过吏部尚书，称得上才兼文武。按照宋朝惯例，宗室成员是不能当丞相的，以免喧宾夺主。但宋宁宗登基时只有26岁，他没有受过正常太子的培养程序，完全不知道可以依靠谁，于是破格任命赵汝愚为右丞相。赵汝愚呢，也把皇帝看作自己的子侄辈，尽心辅佐。他从湖南请来了64岁的大儒朱熹，出任宁宗的侍讲，希望用朱熹的理学教化皇帝，教他当圣贤之君。朱熹的道学门徒，在赵汝愚的举荐下，也陆续入朝为官。但这种盛况只持续了短短几个月，因为赵汝愚的挑战者出现了。

绍熙内禅之所以能成功，在外靠的是手握兵权的赵汝愚，在内靠的是太皇太后吴氏。而在这两个人之间负责联络的，是侍从官员韩侂胄。韩侂胄是北宋名臣韩琦的曾孙，但他没有考过科举，是凭祖荫当的官。韩侂胄的母亲，就是太皇太后吴氏的妹妹；宋宁宗的皇后韩氏，则是他的远房亲戚。按成分来说，韩侂胄属于外戚。韩侂胄认为，自己跟赵汝愚一样，也有拥立之功，应该做节度使。但赵汝愚和他的道学同僚们看不上这位新贵，在升官问题上始终不松口。一来二去，韩侂胄开始不满了。他决心利用自己的人脉网络，把赵汝愚和他的党羽逐出朝堂。

在绍兴体制下，皇帝与权相这对二人组合，是最高决策真正的核心。但在官职制度上，中枢依然分成三个圈子。第一个圈子叫“宰执”，包括左右丞相、枢密使、各部尚书等，可以理解为行政官员群体，赵汝愚是他们的领袖。第二个圈子叫“侍从”，包括中书舍人、给事中等，可以理解为皇帝的私人秘书和近臣，韩侂胄是他们的领袖。第三个圈子叫“台谏”，就是俗称的御史言官，有弹劾监察的权力。在绍兴体制下，台谏圈子最初是受到打压的。不过宋孝宗在位时，为了革除积弊，给了言官更多话语权。而韩侂胄重点拉拢的，就是台谏圈子，为的是控制舆论。

赵汝愚和他的精神导师朱熹，倡导“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学。道学的思想观念是否正确，这里不做评判。在中国古代史上，某种学术流派一旦成为“官学”、显学，往往容易引起门户之见和朋党之争。宁宗初年的情形就是这样。一些士人看到朱熹受了重用，立即开始攀附道学，希望加官进爵。崇尚道学的士大夫呢，也有一种高人一等的道德优越感，喜欢对其他人指手画脚。偏偏道学圈子有一个先天的污点——他们的领袖赵汝愚，是靠绍熙内禅上位的。绍熙内禅越过了正常的册封和继位程序，在儒家道德中属于大忌。偏偏赵汝愚还不知道收敛锋芒，每每以国之肱股自居，行事高调。这就给韩侂胄团结反对势力，围攻宰执圈子提供了机会。

韩侂胄的第一步，是鼓动御史言官上书，把赵汝愚举荐的官员从中枢外放到各地，挫败他们的声势。接着，他又鼓动皇帝动用御笔权限，罢黜跟自己不合的左丞相留正。留正和赵汝愚其实不属于一派，偏偏朱熹这个局外人有点上头，他觉得这件事不合程序，就在宁宗面前含沙射影地批评韩侂胄。韩侂胄等的就是这个机会，他直接对宁宗说：“朱熹这人是个迂腐的书生。陛下您要操心天下万事，朱熹却天天聒噪这个程序不合礼法，那件事情不合理。这种人哪能重用？”宋宁宗本来就对朱熹高谈阔论有点烦，顺势就把朱熹逐出了朝堂。这个决定让宰执圈子直接炸了锅，反对之声不绝于耳。但对韩侂胄来说，这刚好给了他“收网”的机会。他再度教唆言官上书，说赵汝愚才是朱熹的政治后台。而且赵汝愚以宗室身份拜相，这件事情不合“祖宗成法”。于是，赵汝愚和他的追随者直接被解除了实权。

朱熹、赵汝愚失势，发生在1195年，距离绍熙内禅过去还不到一年。为了斩草除根，韩侂胄还把道学的追随者污蔑为“伪学逆党”，以皇帝诏令的形式，褫夺赵汝愚、朱熹等59位道学名家的官爵。所有道学门徒及其同情者，一律剥夺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在全国范围内严禁传播、谈论道学思想。这就是南宋历史上有名的“庆元党禁”。

事情发展到这个阶段，绍兴体制的弊端已经暴露得越来越充分。宋高宗当初设计绍兴体制，是为了集权于皇帝，乾纲独断。为了摒除宰执圈子的牵制，他设置了御笔制度，也叫“内批”，规定皇帝可以越过三省和丞相，直接发布诏令，无需经宰执副署。那个时候，宋高宗显然没有想到，他的继承人里会出现宁宗这样的糊涂虫。宁宗懵懵懂懂地当上皇帝，又懵懵懂懂地驱逐了赵汝愚。他根本不知道如何操控复杂的国家机器，干脆把御笔之权托付给了韩侂胄和他的党羽。加上台谏力量也已经被韩侂胄收伏，宋朝开国200多年来，第一次出现了可以操控皇帝的大权臣。

哪怕是秦桧这样的权相，很多时候依然要充当宋高宗的“工具人”，是做不到一手遮天的。而韩侂胄连丞相都不是，却可以受封郡王、太师，权倾朝野。韩侂胄少年时代的老师陈自强，年过六旬还只是个小官，经过韩侂胄提携，居然在7年里爬上了右丞相的高位。朝堂之上，吏治空前腐败，皇帝却浑然不觉，政治机器已经走向失控。

韩侂胄也有他的心结。他是靠玩弄阴谋上台的，在“庆元党禁”中又站到了许多士大夫的对立面，风评很差。为了积累人望，他在1206年，居然打算北伐中原，收复靖康之难中被金国占领的北宋故土。当时宋宁宗的年号叫“开禧”，这次北伐也就得名开禧北伐。不得不说，韩侂胄确实是权术高手。毕竟，南宋君臣为了掩饰政权的偏安性质，一直把“光复河山”当成最重要的政治口号来宣传。而韩侂胄鼓动宋宁宗给岳飞平反，为其加谥号“武穆”，追封为鄂王；同时削去秦桧的王爵，将其谥号改为“谬丑”。这波舆论准备，很是改善了韩侂胄的形象。就连辛弃疾、陆游这样的忠义之士，也因为韩侂胄大谈“北伐”，对他另眼相看。志得意满的韩侂胄，挂着“平章军国事”的新头衔，在1206年发动三路大军，同时向汉中、淮南和山东进兵。他宣称，自己要收复北宋时代的四座京城，赢取大捷。

现实远远比理想来得残酷。韩侂胄唯一忘了做的，就是打探敌人金国内部的虚实。当时的金国，虽然国力有所削弱，但和南宋依然处于均势。北伐正式开始前，宋军在两国边境屡屡发动袭扰，让金人提高了警惕，提前做好了应战准备。中路渡淮河北上的宋军主力，虽然一度取得小胜，却在襄阳附近被3万金军击退，被迫狼狈南逃。更荒唐的是，宋军内部还有内奸。仗打到第二年，总领四川各军的大将吴曦居然向金人投降，使宋军的西路攻势完全瘫痪。结果，开禧北伐进行了一年半，宋军不仅被迫撤出淮北，连淮南的两个州以及西面的大散关也宣告沦陷。

到了这个节骨眼上，即使宋宁宗再糊涂，也知道问题出在韩侂胄身上了。不除掉这个大权臣，战争就无法收场。此时，韩侂胄的远房亲戚韩皇后已经去世，新皇后杨氏与韩家不睦。这位新皇后结交礼部侍郎史弥远，形成了一个新的密谋集团。而过去被韩侂胄把持的御笔，已经逐渐转移到了杨皇后手里。1207年冬天，韩侂胄在入宫早朝途中，被史弥远的亲信用乱棍杖毙，割下首级送往金营。开禧北伐就此草草收场。在随后的议和中，金人同意退回新占领的土地，但要求增加岁币，并恢复秦桧的谥号、王爵。这也是南宋自开国以来，最惨痛的一次军事失败。

3.南宋走向衰落

正当南宋在混乱中走向战败时，一个新兴游牧民族正在蒙古草原上崛起。就在韩侂胄酝酿北伐的那些年里，孛儿只斤·铁木真已经率领他的部落，完成了对东起呼伦贝尔、西到阿尔泰山的广袤疆土的征服。1206年，铁木真在全蒙古部落大会上被推举为“成吉思汗”。从1207年开始，成吉思汗治下的蒙古，对称臣于金的西夏政权发动了试探性进攻，并在1208年攻下金国西部的三个州，击破金国30万大军。1214年，蒙古骑兵拿下了金国的中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在河北、河东一带如入无人之境。无计可施的金国皇帝被迫下令迁都到开封，把昔日的战利品北宋腹地，作为金国最后的战略根据地加以经营。

开禧北伐，恰好选在了一个极其不理智的时间节点上。蒙古正在取代西夏和金国，成为南宋新的边患来源。而宋宁宗和他的大臣们，对此还浑然不觉。更糟的是，养尊处优多年，被陆游批评为“厩马肥死弓断弦”的宋军，就连腹背受敌的金军都打不过。作者虞云国查阅史料发现，当时的宋军将领中，有许多人连谁是孙武、谁是吴起都不知道，兵器质量也是一塌糊涂。韩侂胄靠着这样的军队，想要光复河山，无异于痴人说梦。

打了败仗，自然要追究责任。韩侂胄已经伏法，他的党羽也被一扫而空。问题是，经历了“庆元党禁”，南宋政坛的斗争和倾轧，已经变得歇斯底里。许多忠直之士，比如江淮制置使叶适和已经退休的陆游，就因为支持北伐，明明跟韩侂胄无关，也被褫夺官爵。宋宁宗还下令给“庆元党禁”平反，恢复朱熹、赵汝愚等人的名誉，并重新起用道学门徒。但这些人早就没了前辈的道德感和骨气，只是借着打击“韩党”的名义，大肆迫害异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以“绍兴体制”的先天缺陷，死了一个韩侂胄，还会有新的权臣出现。开禧北伐失败时，宋宁宗已经快40岁了，理论上正是年富力强。但他的前八个儿子都早早夭折，没有法定继承人。杨皇后开始敦促宁宗收养宗室子弟，早立太子。围绕太子人选，朝臣又分裂成了几个集团。诛杀韩侂胄的主谋史弥远，凭借和杨皇后的关系，逐步控制了宰执和侍从圈子，成为新的权相。又一个韩侂胄出现了。

宋宁宗在位的最后17年，是“因循苟且”的年代。蒙古正在西征，金国苦苦支持，宋朝君臣却在立嗣问题上进行着漫长的内耗。宋宁宗不是一位暴君，他生活俭朴，连酒都很少喝，也没有多少嫔妃。但这些个人品质根本无助于化解南宋的统治危机。1224年宋宁宗去世，史弥远和杨皇后立即发动宫廷政变，拥立宗室远支宋理宗继位。三年后，成吉思汗攻灭西夏。1234年，金国也被蒙古灭亡。南宋王朝就在悄无声息中，渐渐走向了终点。

读南宋历史，尤其是岳飞、辛弃疾等忠臣义士的故事，往往会叹息贤良不被重用，乱世缺少明君。但虞云国老师的这本著作告诉我们：南宋王朝的悲剧，根源在于制度危机。绍兴体制大大强化了君权，却没有设置任何“安全阀”。像宋光宗这样的病人，或者宋宁宗这样私德良好，却毫无政治判断力的皇帝继位时，朝政要么被权相把持，要么直接陷入瘫痪。由于君权的不可替代，继承人之争又成了头等大事，以至于它盖过了真正的大局观念，左右了南宋王朝的走向。宋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真实历史的复杂和幽深，当然不是“忠臣奸臣”“明君昏君”这样的简单概念就能概括的。理解和体会复杂性，正是阅读历史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