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良心问题——读尼采《偶像的黄昏：如何用锤子哲思》（七）

良心问题永远是生命中最重要的问题，没有之一。在它面前，声名、欲望、爱情、生存、工作、享乐、吃饭睡觉、学区房、令人崩溃的房产价值的下跌、股市的上上下下、令人着迷宁愿在最后一口气之前都攥在手心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俯视众生的神一样的地位（所以老拜登一定要下一个总统任期）、美妙的艺术、泉水和山谷、喵星人阴晴不定的眼神和低吟、狂风和细雨、静谧的夜晚一场悄无声息但醉人的大雪、草莓结果前任性绽放的白花、小孩面对哈根达斯的眼神⋯⋯冒着会被视为没有教养的独断的危险，我仍然要说相比于良心，前面这些都是等而下之的。

所以海德格尔将良知上升到存在论的高度，良知就是本己的自我向日常的自我去呼唤，是对存在的揭示，对真理的揭示；康德将良心——道德——视为理性的事实，与自由紧密联系在一起，“道德是自由的认识理由，自由是道德的存在理由。”

所以在《格言与箭》这一章节的最后——当我们阅读小说的时候，往往是故事的最高潮，黑暗力量几乎就要完成毁灭正义的目的，羸弱而犹豫的主人公命悬一线，仿佛撕扯出了我们的心灵——，尼采提出了四个良心问题。

“你跑在前头？——你这样做是作为牧人？或者作为例外？第三种情况也许是逃亡者⋯⋯第一个良心问题。”（第37条）

首先是当你跑在前头时意味着什么。如果是牧人，你就是把自己放在上帝所处的位置，这是无以复加的狂妄，但我们都是上帝照看下的羊群。“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如果是例外就是主动置身于群体之外，你自认为是人类中的拿破仑，时代洪流中杰出的弄潮儿，或者拉斯柯尔尼科夫——道德准则之上人类的主宰者。逃亡者？无论是终南山的隐居还是喜马拉雅山下的苦修都是“逃亡”或退出，但人类是个共同体，有人就有江湖，你怎么退出江湖？海德格尔说，纠缠于日常生活的“常人”也是生存论要素，你不要想脱离这个身份，恰恰相反，只有认清“常人”这个身份，你才能接近最本真的自身。“逃亡”是最差选项。

“你是真实的？或者只是个演员？一个代表？或者被代表者自身？——最后你甚至仅是一个受人模仿的演员⋯⋯第二个良心问题。”（第38条）

真实永远不可达到，但值得追求，一旦问出“你是真实的？”这个问题，我们一定在倾向于追求真实，哪怕在某些场合、某些时刻必须作为一个演员。真实就像东海龙宫中的定海神针，我们绝不允许哪个猴子将它从心灵的最深处拔走，因为如此一来生命就失去了根基，这就像三江源孕育着长江黄河澜沧江，永恒的时间是生命的支撑和依靠，哪一个的缺失都是不可想象的。

但“只是个演员”意味着我们永远戴着面具，没有卸妆时刻，如同那些视艺术为生命的人，就算走下舞台也不由自主地仍然像哈姆雷特、李尔王、阿Q、骆驼祥子那样举手投足。我们在公司的身份是尽职的职员，在家里是或严厉或温情的父母，在路上是面无表情的路人甲——一旦碰到熟人会启动没有延迟的开关瞬间切换到热情、兴奋、无话不谈、亲如家人的状态，哪怕一扭头就开始回想对方的丑事或者对不起自己的地方——。演员就是从没有时间设想“真实的我在哪里”这个问题，我们太忙了。

要么代表，要么被代表，这是一个二元化的泥坑。到最后我们也“仅是一个受人模仿的演员”，只有作为最优秀的面具人，才拥有被模仿的资格，但其实这样的人往往人数寥寥，更多的是头羊身后数以万计面目单一的绵羊，不用思考，不用纠结，只用低着头向前，无论前方是草场、沙地、悬崖还是永无止尽的圆圈。

“你是旁观者中的一个？或者那个参与者？——或者那个掉转目光，退避一旁者？第三个良心问题。”（第40条）

在一起交通事故的现场，面包车正在燃烧，随时都会爆炸，司机被困在驾驶座上无力地呻吟。你作为旁观者中的一个，拿起手机紧张而兴奋地拍下此生难得一见的场景——短视频平台上会收获惊人的粉丝，成就感超越一张五万元的彩票——；或者你会随便抓住旁边的什么人开展无关痛痒的议论：“怎么回事？”“好惨呀！”“警察怎么还不来？”“你也是去接孩子的吧？二年级？三班？哎呀，咱们一个班！老师布置的作业简直要人命。”“要不咱们还是快走吧。”你也可能是“那个调转目光，退避一旁者”，一种“木头人”，古语说“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说的就是这种人。信奉的是“他死不死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好死不如赖活着”以及“死了就死了，不要想有人还记得”。

无论如何仍然有第三种选项，会有一个人像要拯救自己的爱人、母亲、女儿一样冲到大火的近前，只用血肉之躯就要掰开那扇仿佛死神的戏弄一般扭曲的车门，滚烫的金属烧红了皮肤，尖利的外沿让手掌渗出血液，眼球像浸泡在炙热的岩浆中嘶嘶作响，车身嘎吱嘎吱，随时准备在司机的呻吟声中将所有近在眼前的东西毁灭殆尽。直到出现第二个人、第三个人⋯⋯车门被掰开，司机被拖出，爆炸恰到好处地在他们逃出生天后才发生，仿佛庆祝一种胜利。他们是“参与者”，而且我们无法想象第一种情况的发生——唯一的一个人无论如何撼动不了车门，却不甘心离开，还没有等到爆炸，就已经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和伤者淹死在旁观者冷漠的目光中——那样的话就是“良心”的末日，因为仿佛世界上最后一个真正的人竟然在我们面前消失了，从此世上只有“木头人”。

“你愿意同行吗？或者先行？或者别人替你行走？⋯⋯人们得知道，自己要什么，以及自己想要。第四个良心问题。”（第41条）

“先行”最需要勇气，“同行”也需要勇气，“别人替你行走”什么都不需要。坐享其成就是将责任和道德义务推与他人，承认自己处于“非人”的境地。所以第四个良心问题所提出的是根本性的问题，我们必须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是问“我是谁”，而是问“我如何是”，前者是将人作为主体或客体来看待，后者才是真正正确的问法，即我如何去存在，因为存在才是不断在生命中展开自己的可能，良心的问题就是存在关心的问题。

但是尼采称自己为非道德主义者，他要重估一切价值，当然包括道德的价值。道德也值得怀疑，当我们将这四个良心问题做如此这般解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误解了尼采的本意，是不是掉进了他所设的陷阱？尼采说：“当它（非道德主义）成了本能和必然性之后，它就可以把道德当作幻觉处理。”

道德是幻觉，我们又一次被尼采的惊人之语所颠覆。我们只能假设，当面对燃烧的面包车和挣扎在死亡边缘的司机的时候，他也一定不希望仅仅有旁观者、退避一旁者，而至少会有一个参与者，因为人性的所有希望都寄托于这个参与者身上，出现了第一个，就会有第二个、第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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