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与话语：张爱玲自译短篇小说《五四遗事》的叙事学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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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好文 | 张倩：故事与话语：张爱玲自译短篇小说《五四遗事》的叙事学考察

翻译界

2018-08-06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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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刊于《翻译界》2018年第1期（总第5期）。本文版权归《翻译界》所有，转载时请注明出处。

【编者按】本辑特设“文学•翻译•理论纵横”专栏，主要议题与文学翻译相关，分别以当代、现代小说翻译和近代典籍翻译为个案开展研究。《阅读理论与“真实”的读者：浅论20世纪80年代中译小说的接受》一文以20世纪80年代读者对翻译小说的两种反应为个案，集中探讨了西方过去三四十年间“普通读者崛起”理论；作者批判地指出，当读者处于特定的文化和语言环境中，在特定历史阶段介入文本时，才为“真实”的读者。《故事与话语：张爱玲自译短篇小说〈五四遗事〉的叙事学考察》采用叙事学“故事”视角，考察《五四遗事》的原作和译作身份，创新性地提出《五四遗事》是张爱玲的自译作品；通过对比《五四遗事》及其英文原作“Stale Mates”，文章对该自译小说进行叙事学阐释，指出自译者张爱玲在汉语译文中表现出了比英文原作更加娴熟的叙事技巧。《重塑朱熹——“译名之争”语境下裨治文对〈御纂朱子全书〉的节译》以首位来华美国新教传教士裨治文的译本为研究对象，将其置于当时历史语境下考察，分析其翻译动因、改写方式和结果，指出裨译本因“译名之争”而作；裨治文从自身立场出发，通过预选文本、撰写评注以及文内改写等方式对朱熹学说进行了改写，将朱熹的形象塑造成思想落后的唯物论者。

专栏特邀主持人：邵璐

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

作者简介

张倩，西安外国语大学英文学院副教授，美国杜克大学富布莱特学者，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访问学者。研究兴趣包括翻译教学、认知与翻译、文学翻译等。在《外语教学》、《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翻译界》等刊物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九篇；主编英语阅读类丛书一套，参与译著多部；主持副省级、地厅级、校级科研项目各一项；主持校级教学改革项目一项，获校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摘要

关于张爱玲短篇小说《五四遗事》是原作还是译作的问题，现存不同的观点都偏于主观，判定方法欠缺理论指导。此外，如果认定这是一篇译作，又如何从文学翻译批评的角度对其进行阐释？本研究借用叙事学“故事”和“话语”两大视角对该作品及其对应的英文作品“Stale Mates”进行对比考察，主要研究目标有两点：首先，从叙事学“故事”的视角考察《五四遗事》的原作和译作身份；其次，在认定该小说为自译作品的基础之上，进一步以“人物话语”为参数，对该自译小说进行新的叙事学阐释。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五四遗事》是张爱玲的自译作品。相较英文原作，《五四遗事》中“人物话语”的使用绝对数量更多、形式更为多变，体现了人物更强的主体意识以及叙述者(受述者)与人物更近的叙述距离。

关键词：故事；人物话语；叙事学；《五四遗事》；“Stale Mates”

01

引言

“Stale Mates - A Short Story Set in the Time When Love Came to China”(以下简称“Stale Mates”)是张爱玲的一篇英文短篇小说，于1956年9月发表在美国的《记者》(The Reporter)双周刊上。对应的中文版《五四遗事——罗文涛三美团圆》(以下简称《五四遗事》)于1957年1月发表在台北《文学杂志》。后来《五四遗事》分别于1983年、1988年和2012年收入《惘然记》《续集》和《怨女》等小说集。张爱玲在《续集》自序中说：“‘Stale Mates’(《老搭子》)曾在美国《记者》双周刊上刊出，亏得宋淇找出来把它和我用中文重写的《五四遗事》并列在一起，自己看来居然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故事是同一个，表现的手法略有出入，因为要迁就读者的口味，绝不能说是翻译。”(张爱玲，2002:448)可以看出，张爱玲在这篇自序中否认了《五四遗事》的译作身份。然而，李剑锋(2015)根据张爱玲在一些杂文中表达过的翻译观，结合文本中的“蛛丝马迹”，认为《五四遗事》正是“Stale Mates”的翻译。张爱玲的好友宋淇也“曾在1976年写了篇《私语张爱玲》，里面说张爱玲中英文都很拿手：‘可以先写中文然后自译成英文，例如《赤地之恋》、《金锁记》等，也可以先写英文然后自译成中文，例如《秧歌》、《五四遗事》’”(宋以朗，2015:195)。

关于《五四遗事》是原作还是译作的问题，张爱玲本人、她的好友宋淇以及张爱玲作品研究者李剑锋都给出了自己的说法。然而这些说法的说服力仍然有限，缺乏理论指导下的系统考察。为此，本文拟从叙事学的视角为《五四遗事》是否为译作这一问题寻找答案，并尝试在所得结论基础之上对该作品(译作)从叙事学的视角进行新的阐释。

02

《五四遗事》是否为译作？—— 一个叙事学“故事”的视角

按照张爱玲自己的说法，《五四遗事》与“Stale Mates”“故事是同一个，表现的手法略有出入”。笔者认为，如果这种表现手法的出入发生在同一语言当中，可称之为作品的重写或改写；而如果这种出入实际上已经发生了语种的转换，前提又是故事不变，那么她所声称的“绝不能说是翻译”则多少会显得与前面的话自相矛盾。张爱玲的这段表述谈到了“故事”和“表现的手法”，事实上这两要素也正是叙事学讨论作品时的两大切入点。

正如西摩·查特曼(Seymour Chatman)的叙事学著作《故事与话语:小说和电影的叙事结构》(Story and Discourse: Narrative Structure inFiction and Film)标题所提示的那样，每一个叙事都有两个组成部分：故事与话语。“故事”(story)，即内容或事件(行动、事故[happenings])的链条，外加所谓实存(人物、背景)；“话语”(discourse)，也就是表达，是内容被传达所经由的方式。通俗地说，故事即被描述的叙事中的“什么”(what)，而话语则是其中的“如何”(how)(查特曼，2013:6-7)，如图 1(同上:6)所示：

我们不妨按照叙事学的要素进行设定：如果《五四遗事》与“StaleMates”的“故事”基本没有出入，也就是what一样，但是在表达已有故事时却发生了语种的转换，那我们就有理由称《五四遗事》为“StaleMates”的翻译。因此现在的问题变成了：与“Stale Mates”相比，《五四遗事》在叙事学意义上的“故事”是否发生了改变？

根据查特曼叙事诸要素图中的故事要素，首先需讨论“事件”。“事件同时是行动和事故。二者都是状态的改变。行动就是由一个行动元引发的或对一个被动者造成影响的一种状态的改变......一桩事故需要一个谓项，人物或其他被聚焦的实存为该谓项的叙事对象”(同上:29-30)。基于此，《五四遗事》中的事件序列可以这样表述：(1)罗爱上了密斯范。(2)罗回老家去同原配妻子谈离婚。(3)密斯范(在家人压力下)背着罗去相亲。(4)罗得知密斯范去相亲的事。(5)罗成功离婚。(6)罗与密斯范赌气娶了王家小姐。(7)密斯范相亲未果。(8)婚后的罗在朋友安排下与密斯范“偶遇”。(9)罗与密斯范再度恋爱。(10)罗与王家小姐离婚。(11)罗与密斯范结婚。(12)罗与密斯范婚后不合。(13)罗娶回了王家小姐。(14)罗娶回了原配妻子。(15)罗在五四运动后的新社会过上了一夫三妻的生活。

其次是“实存”，包括人物和背景。《五四遗事》的核心人物是罗和密斯范，次要人物是罗的原配妻子和王家小姐(虽然这两个人物出场较少，但构成了该故事架构的必要条件)，外围人物包括郭君和密斯周等罗与密斯范的朋友、罗母和罗的亲戚族人以及几任妻子的娘家人。《五四遗事》的时间背景在小说开头和结尾有明示，是1924年到1936年间(五四运动发生在 1919 年，时间背景正好对应题目)；小说的空间背景主要是在杭州，偶尔会转换到罗的老家，离杭州不远的一个村庄。

按照上述对《五四遗事》事件与实存的提炼，再对照“Stale Mates”相应的事件序列、人物与背景，我们会发现两篇小说几乎完全一致，唯一不同的地方是郭君的名字在“Stale Mates”中不是Mr. Guo，而是Mr. Wen。先不考虑名字变动背后的原因，单从叙事学角度来讲，这完全不影响读者对小说故事的判断和欣赏。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根据发表时间的先后，默认“Stale Mates”是先创作出来的，那么从叙事学的角度来看，《五四遗事》则毫无疑问是前者的译作，因为它们讲述了同一个“故事”而使用了不同的语种。在这里译者同时又是原文的作者，因此我们称之为“自译”作品。

在明确了《五四遗事》与“Stale Mates”讲的是同一个“故事”之后，对于《五四遗事》的叙事学考察自然而然转到了“话语”上来，而由于《五四遗事》的译作身份，这样的叙事学考察便不再属于纯文学的范畴，而是对《五四遗事》从叙事学角度进行的翻译批评。通过对比译文和原文，是否会发现某些叙事参数的变动？如果有，那么该参数的变动及其反映的规律就是批评和阐释的焦点。基于文本细读和对比的结果，下文拟聚焦人物话语这一叙事参数，并据此对自译本《五四遗事》进行详尽的考察。

03

人物话语

“在小说翻译过程中，对翻译产生直接影响的是叙述的话语层而非故事层，因为作者是通过叙述话语来塑造人物、反映生活的......”(郑敏宇，2001:65)。与“故事”(what)是作品的内容层面相对，“话语”(how)是作品的表达层面(普林斯，2011:48)。“人物话语”隶属“话语”层面，所关涉的是作品中人物的言语和思想表达。传统的批评理论关心人物话语是否传达了人物的性格，推动了情节的发展，而结构主义叙事学关注的是人物话语的形式问题。叙事学对人物话语的考察提出这样的问题：作品中人物的言语和思想是由叙述者综合陈述的，还是由叙述者转述的，还是直接照搬人物原话？为什么？

人物话语形式在语法上常常只作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之分，前者是直接引用人物原话，后者是由引导词引导的对人物语言的转述，不带引号。事实上，关于人物话语表达形式有各种各样更加细致详尽的分类。根据申丹(2004:288-292)的归纳，英国批评家佩奇(Page)将人物话语分成了八种：直接引语、被遮覆的引语、间接引语、“平行的”间接引语、“带特色的”间接引语、自由间接引语、自由直接引语、从间接引语“滑入”直接引语。利奇和肖特(Leech & Short)划分了五种人物话语类型：言语行为的叙述体、间接引语、自由间接引语、直接引语、自由直接引语。根据叙述者对话语表述介入程度的不同，他们归纳出如图2(申丹，2004:292)所示的模式。鉴于利奇和肖特对人物话语形式划分的全面性和简洁性，本文将参照该模式来进行译文和原文人物话语形式的对比分析。

根据利奇和肖特的划分模式，在言语行为的叙述体这种人物话语形式中，人物话语是一种潜藏的存在。读者读到的是转化为言语行为的叙述，而不是原本的人物话语。间接引语指叙述者对人物话语的一种综合总结，通常由转述语引导出转述内容，转述内容中常涉及人称和时态的相应变动，但是通常只转述话语内容，不显示原话风格与形式。自由间接引语是介于间接引语和直接引语之间的一种话语形式，它跟间接引语的相似之处在于人称和时态等，不同之处是保留了人物原来的话语风格。直接引语是文本中独白或对话的“引用”，最显著的特点是带有引号，引号中是人物的原话。自由直接引语就是没有了引导词和引号的直接引语，给人一种叙述者和人物合二为一的感受。

如图2所示，这五种人物话语形式从左到右的排列，体现了叙述者对人物话语越来越弱的控制或干预。也就是说，在这五种人物话语形式中，言语行为的叙述体体现了叙述者对人物话语最大程度的干预，而自由直接引语中叙述者对人物话语的控制程度则最低。根据申丹的观点，“叙述学家之所以对表达人物话语的不同形式感兴趣，是因为这些形式是调节叙述距离的重要工具。叙述学家对语言特征本身并不直接感兴趣，他们的兴趣在于叙述者(及受述者)与叙述对象之间的关系”(同上:287)。同样，对于从叙事学视角研究翻译作品的学者而言，他们关心人物话语的不同形式，在于关心译作是否原封不动地传达了原作中叙述者与人物的距离以及原作读者与人物的距离。那么，相对于“Stale Mates”而言，《五四遗事》中叙述者与人物之间的距离是否发生了变化？汉语读者与译作人物之间的距离是否与英语读者与原作人物之间的距离相同？如果不同，这样的变化说明了什么？

04

《五四遗事》中的人物话语

通过穷尽式对比自译作品《五四遗事》与原作“Stale Mates”中的人物话语，我们发现相比原作，译作中的五种人物话语形式在使用的绝对数量上明显增多：原作共有52处人物话语的使用，译作有61处。除了人物话语使用增多外，译文中还发生了一些人物话语形式的转换。译文中这种人物话语使用增多和形式转换的现象均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下面将通过例证分析，揭示《五四遗事》相比原作“Stale Mates”的人物话语使用特点：

4.1 《五四遗事》中增译的人物话语

对比“Stale Mates”，《五四遗事》中多了9处人物话语的使用。分别是5例言语行为的叙述体、3例直接引语和1例自由间接引语。

增译的言语行为的叙述体：

例1. 乡下一时议论纷纷，都当作新闻来讲。(张爱玲，2012:91)

例2. 他母亲趁机劝了他许多话。(同上:91)

例3. 两人说不了两句话便吵了起来。(“两人”指罗和他的原配妻子)(同上:91)

例4. 郭在旁边竭力打岔，......(同上:93)

例5. (郭)追上去劝解。(同上:93)

增译的直接引语：

例6. 他妻子说:“不是你妈硬逼着我来，我真不来了——又是骂，又是对我哭。”(张爱玲，2012:91)

例7. 罗倒越发站了起来嚷着:“恭喜恭喜，敬你一杯!”(同上:93)

例8. 郭窘在那里下不得台，只得连声说:“他醉了。我倒有点不放心，去瞧瞧去。”(同上:93)

增译的自由间接引语：

例9. 那没良心的小鬼即使不在家，也把老太婆拖出来打个半死。(同上:91)

人物话语除了可以帮助推动情节发展，还能起到揭示人物形象的作用。仅就译文中人物话语使用数量增多这一点，我们便可预判译文应展现出比原文更加丰富生动的人物形象。例1讲的是罗在回老家闹离婚之后，他的同乡们对此事的反应。这句话的内容在原文中是没有的，原文没有展现罗的老家那些普通乡民们的人物形象。熟知中国世故的张爱玲在她的中文译作中，没有放弃这极具真实性和代表性的一幕，同时她又不愿破坏原文的叙事节奏，因此选择了言语行为的叙述体这种简洁、一笔带过的人物话语形式，不仅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性、丰富了故事里的人物形象，同时又不打乱整体的叙事安排。

关于罗原配妻子的人物话语，“Stale Mates”中仅有一处，即“Which of the Seven Out Rules have I violated?”(“我犯了七出之条哪一条？”)。译文中增添了两处该人物的话语表达，包括例3言语行为的叙述体和例6的直接引语。在译文中，“两人说不了两句话便吵了起来”以及“不是你妈硬逼着我来，我真不来了——又是骂，又是对我哭”凸显了罗原配妻子的人物主体性，短短两句立刻勾勒出一个心怀怨怼而“不好惹”的农妇形象。如果说译者兼作者的张爱玲不论在原文和译文中都表达了对罗婚姻事件的讽刺，那译文则更变本加厉地表现了这一点，通过罗原配妻子的话语，直接揭示出她其实并不那么逆来顺受的性格，也更加强烈地暗示了罗后来一夫多妻“老搭子”的“悲惨”婚姻命运。此外，郭(对应原文的Wen)作为罗的好友，在整个故事中起到了关键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例4、5、8都属于增译的郭的人物话语，使得这一人物形象在译文中也变得更加立体；例9增译的人物话语具有类似效果，只不过表达话语的人物变成了罗原配妻子的娘家人。例2和例7在译文中基本上起的是叙述衔接的作用。

4.2 《五四遗事》中转译的人物话语

以原文“Stale Mates”为起点，穷尽式对比原文的人物话语在译文《五四遗事》中的对应处理，会发现原文中所有的人物话语在译文中都得到了保留。不同的是，某些人物话语形式在译文中有所转换。具体案例如下：

例10. (The head of the Lo clan was moved to speak.) The old man threatened to invite the Family Law out of its niche and beat the young rascal in the ancestral temple. (Chang，1956:35)

译文: 罗家的族长看不过去，也说了话：“除非他这一辈子躲着不回来，只要一踏进村口，马上绑起来，到祠堂去请出家法来，结结实实打这畜生。闹得太不像话!”(张爱玲，2012:91)

该例是罗家的族长听到罗要离婚之后的反应。英文原文的人物话语形式是间接引语，译文改成了直接引语。

例11. Now they kept reminding her that at twenty-six she was becoming an old maid. Soon she would not even qualify for t’ien-fang - a roomfiller, a wife to fill up a widower’s empty room. (Chang，1956:35)

译文：现在他们一天到晚提醒她，二十六岁的老姑娘，一霎眼，望三十了，给人做填房都没人要。(张爱玲，2012:92)

这里的人物话语出自密斯范的(娘)家人。原文属于间接引语，译文虽然保留了“提醒”一词，但后面的人物话语带有明显的口语化特征，因此我们把该例视作自由间接引语。

例12. Did he think his wife was an orphan? Not all the Changs were dead. (Chang，1956:35)

译文：他妻子娘家人却气得揎拳掳臂，说：“他们罗家太欺负人。当我们张家人都死光了？”(张爱玲，2012:91)

该例是罗原配妻子的娘家人在听到罗闹离婚之后的人物话语。原文是自由间接引语，译文转换成了直接引语。

例13. She would not hear of it. (Chang，1956:35)

译文：不许再提这话。(张爱玲，2012:90)

这是罗母的人物话语，是她对儿子离婚的态度。原文是自由间接引语，译文转为了自由直接引语，有一种罗母直接对儿子说话的效果。

例14. It stunned him how she could look just the same when so much had happened. (Chang，1956:36)

译文：人事的变化这样多，而她竟和从前一模一样，一点也没改变。(张爱玲，2012:94)

这是罗和密斯范在朋友安排下重逢时罗的人物话语。原文为间接引语，译文为自由直接引语，是罗再度看到密斯范时的内心独白。

例15. He promised not to take up the matter with her immediately as that would betray the source of his information. (Chang，1956:35)

译文：(郭说：)“待会儿见面的时候可千万别提，拆穿了大家不好意思，连密斯周也得怪我多嘴。”(张爱玲，2012:93)

原文是罗从朋友郭那里听说密斯范背着他去相亲的事之后，郭叮嘱罗见到密斯范不要立刻揭穿此事，这句话是典型的间接引语。译文的人物话语转由郭来表达，形式也变为了直接引语。

例16. (On the rare occasions when) he tried to tell somebody he was unhappy... (Chang，1956:38)

译文：(难得有两次)他向朋友诉苦......(张爱玲，2012:98)

原文是罗向别人抱怨他娶回三任妻子后生活并不快乐，人物话语形式是间接引语，译文转换成了言语行为的叙述体。

根据图2，言语行为的叙述体、间接引语、自由间接引语、直接引语、自由直接引语，按照从左到右的顺序，叙述者对人物话语的干预越来越小，人物的主体意识越来越强。例10-例15这6个案例，人物话语形式从原文到译文呈一个明显的从左到右的趋势：相对于原文，译文中叙述者对人物话语的干预变小，人物的主体意识增强。虽然例16的人物话语形式从原文到译文是自右向左变化的，但只有这一个例外，主要是叙述节奏使然，并不影响叙述距离。因而从总体上说，《五四遗事》相较“StaleMates”表现出了叙述者、受述者与被叙述者更近的叙述距离，体现了人物更强的主体意识。

05

结语

本文首先从叙事学“故事”的视角确认了《五四遗事》的自译作品身份，紧接着以叙事学“人物话语”为参数，通过文本对比的方法，分析了译作与原作两篇小说在该参数上的差异。研究发现：相比英文原作，《五四遗事》中的叙述者与人物(被叙述者)距离变得更近；同时，直接引语和自由直接引语这两种人物话语形式绝对数量的增多，拉近了受述者(读者)与人物之间的距离。译文对原文本来没有使用人物话语的地方添加使用了人物话语，将原文中多处间接引语转译为直接引语，并且增加使用了自由直接引语，这表明《五四遗事》中叙述者对人物话语形式的干预更小，译文中的人物形象也由此显得更加生动具体，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自译者张爱玲对汉语叙事技巧的使用比英语更加娴熟自如。最后，正如邵璐指出，“对于文学翻译研究而言，经典叙事学仍有着有力的解释力和应用、理论价值”(2012:96)。同样，叙事学作为一门重要的文学理论，也为既带有文学色彩又具备翻译性质的自译作品研究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和分析手段。

参考文献

（略）

* 读者可在中国知网（CNKI）搜索到本文，并可全文下载（搜索刊名《翻译界》，即可获得以往所有刊期文章）。

美编：戴寅竹

审校：蒋剑峰、赵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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