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修改稿件艺术三题

郑重声明：本文系原创非首发，首发于《党的文献》2009年第三期，《党建》杂志于2009年第八期以《毛泽东修改稿件的艺术》为题予以摘录。

毛泽东是写作、修改文章的大家，锤字炼句的功力十分深厚。如果说毛泽东在指挥作战时“用兵真如神”，在稿件的修改上也可以说是“修改真如神”。很多稿件一经他的修改，就成了脍炙人口、传诵一时的名篇佳作。

(一)加入自己的观点、思考和智慧，使文章增光添彩、高飞远举。

毛泽东修改稿件，经常是从大处着眼、高屋建瓴，“一词”传神，切中要害。1944年8月12日，在审阅《解放日报》一篇题为《论衡阳的陷落》的社论时，毛泽东将标题改为《衡阳失守后国民党将如何》。“陷落”改为“失守”，也暗含对“守方”抗战不力的批评意味；把叙述句改为设问句，把中性的标题改为观点倾向明显的标题，意味深长，留给读者更多的思考余地。

1945年11月4日,毛泽东在新华社《冀南我军自卫战大捷》的文末加写了一句: “在我军缴获之武器中，有高射炮与火箭炮多门。国民党发给他们的许多‘剿匪’文件，亦已缴获，正清理中。”此句看似平淡，实则必不可少，这些战利品实实在在地照应了标题，指明我们的“自卫”是针对国民党的所谓“剿匪”而来。

1946年6月1日，新华社准备发一则消息《美国大量运送蒋军到东北扩大内战》，其导语云: “当马歇尔氏呼吁东北与中国和平的时候，现在越南的国民党五十三军三个师，又将于日内由美舰运往东北扩大现已十分扩大的内战。”送请审阅时，毛泽东在“马歇尔氏”后面加了“好像在努力”五个字。这样一改就点明了马歇尔的“呼吁和平”并非真心诚意，而是一个掩人耳目的假象，借以掩盖美国政府正在支持国民党蒋介石扩大中国内战的真实行动。美国派马歇尔以总统特使身份来华，就是要他借“调处”中国内战之名，行扶蒋反共之实。因此，毛泽东只用了五个字，就巧妙地戳穿了马歇尔所谓“呼吁和平”的把戏。

毛泽东在修改文章时还常常根据不同读者群的阅读要求来考虑措词。1943年，《中国政治黑暗，抗战不力，英美盟邦大不满意》的导语原来是: “英美盟邦人士，对中国政治黑暗，大不满意。”毛泽东将其修改为: “英美盟邦人士，对中国之法西斯政治，大不满意。”一个不怎么显眼的改动，却很好地揭示了全文的观点和目的——明明白白地告诉国际反法西斯盟邦人士这一特殊读者群：国民党蒋介石在中国实行的是法西斯政治。

(二)源于原稿，高于原稿，在原稿基础上点石成金，锦上添花。

毛泽东文字功底深厚，还不断从生活中汲取养分，常常能够化平常为奇崛。1944年7月，美军观察组作为美国官方代表第一次访问延安。中共中央对此十分重视，毛泽东修改了1944年8月15日《解放日报》《欢迎美军观察组》的社论，标题加上了“战友们”这一称呼，称这是中国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当时，对待共同反对法西斯的

盟国美国派出的军事观察组，采取友好的态度，称他们为“战友们”，比较亲切，能进一步缩短与他们感情上的距离，而对当时百般阻挠美军观察组成行的国民党政权也是一个心理打击。

1951年6月6日，毛泽东为《人民日报》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加写了几句话。末段前两句话原是: “我们是完全能够做到这一步的。

中国语言的规律并不难学。”毛泽东加写了这样一段话: “我们的同志中，我们的党政军组织和人民团体的工作人员中，我们的文学家、教育家和新闻记者中，有许多是精通语法、会写文章、会写报告的人。这些人既然能够做到这一步，为什么我们大家不能做到呢?当然是能够的。”原稿所讲道理很对，但说服力不强，论证不够严谨。因为原稿向人们提供的正确使用现代汉语的学习榜样是毛泽东和鲁迅，他们在一般人眼里高不可攀。毛泽东的修改弥补了这一点，考虑和照顾到了各文化层次读者的接受心理和接受效果，使文章整体上逻辑更严密，说服力更强。

作为当代写作古典诗词的大家，毛泽东修改稿件时也非常注意音节间的和谐统一，追求细腻、熨贴，力求比较完美。他对陈毅、胡乔木诗词的修改就为人称道。胡乔木后来回忆说：他在1964年10月中旬起的十来天里填写了13首词，寄请毛泽东阅正。毛泽东接读胡乔木的新作，“终日把玩推敲”，悉心进行修改，并亲自批送《诗刊》发表。“经他改过的句子和单词，确实像铁被点化成了金。”对胡乔木撰写的评论，毛泽东也花很大力气进行修改。《胡乔木文集》第一卷收录的126篇文章中，毛泽东修改过的达39篇，其中修改最少者7个字，修改最多者1406字。

(三)注重书面语与口语的结合。

书面语文雅、精致，体现高远的大家风范；口语活泼灵动，避免了枯燥的教条，焕发出勃勃生机。这两类语言，又有着各自的不足：前者容易拘谨，难免失于刻板 ；后者易流于俚俗，缺乏严肃。毛泽东将两者运用自如，在不同语境下总会找到最适合的契合点，让书面语与口语互为补充，蕴涵丰富，令人回味。三湾改编时，宣传队拟定的标语中有一条是“废除买卖婚姻”。毛泽东建议改成“讨老婆不用钱”。前者是书面用语，后者更口语化，能够使当时条件下文化素质不高的群众一看就懂，倍感亲切。

1958年毛泽东主持编写《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其中有一篇材料题为《大泉山怎样由荒凉的土山成为绿树成荫、花果满山?》毛泽东改为《看!大泉山变了样》。一个“看”字，生动醒目。寥寥数字，顿生跃动之势。

外国语言同样是毛泽东汲取语言养分的一个源泉。 1963年，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赵朴初写了一首散曲《尼哭尼》，前“尼”指尼基塔·赫鲁晓夫，后“尼”指肯尼迪；过了半年，印度总理尼赫鲁去世，他又写了《尼又哭尼》，内容是尼基塔·赫鲁晓夫哭尼赫鲁；再过半年，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勃列日涅夫等把赫鲁晓夫赶下台，他又写了《尼自哭》。三个人都称“尼”，一气呵成，一“字”三雕。三首散曲传到毛泽东那里，毛极为欣赏，指，还加了总标题《某公三哭》。改后既不失原作神韵，又增添了作品的韵律感，还使三个角色各就各位，各显其态。

当然，仅此三点还远远无法完整展现毛泽东深厚的语言功底，本文也仅举数例而已。在这方面，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发掘、整理和体会。但毛泽东这种以身作则、亲历亲为的领导作风和细致入微的工作方法，值得我们继续学习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