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恺：洞庭湖地理:150年的水土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岳阳楼仍能看见洞庭湖湖面，可是，只有到了城陵矶处，才能看见长江水和洞庭水清晰的黄绿色分界线。熟悉湖的人说:“洞庭湖淤积，城陵矶水位抬高了不少，否则这分界线应该在长江里。”

不远处的戏台上，几个懒散的巴陵戏演员正在演出《柳毅传书》，而台下的游客在追着导游问:“范仲淹来过洞庭湖吗？”他们不相信，那楼下不远处处处芦苇丛生的湖面，就是当年“衔远山，吞长江”的洞庭湖。

按照复旦大学教授张修桂的观点，洞庭湖迟早会走向死亡。“长江带来的泥沙淤积，湖区内大规模的人类垦殖，已经使长江南岸的洞庭湖比起北岸的江汉平原高多了。”张修桂认为，荆江不是向南就是向北分洪，人类所筑的堤最多只能守护几百年，不能一直守下去。“洞庭湖最后会变成当年的云梦泽，演变成一片平原，三峡大坝虽然阻止了泥沙下流，但只是暂时情况，只不过延缓了它的死亡期罢了。”在他看来，“人是胜不了天的。”

而湖南省的专家显然不认同他的说法，他们坚持，湖区每年的地壳下陷运动会使洞庭湖一直存活下去。

不管双方争辩得如何激烈，但是双方都认为，是人类改变了洞庭湖的命运，洞庭湖的历史上有三个关节点:1542年，长江北岸的最后一个通道，郝穴堵口实施，此前江北的云梦大泽彻底变成大片平原，从此长江洪水只能南侵，这是洞庭湖的是第一个关节点;19世纪中叶，藕池、松滋两河溃口，从此长江水携带泥沙大量涌入洞庭，这成为第二个关节点。

解放后大规模的围垦，则是洞庭湖演变的第三个关节点。

1860年:与长江的紧张关系

张修桂根据明末清初的《广舆图》判断，地图出版时是洞庭湖的全盛年代，面积也达到了最大——6000平方公里左右。“尽管唐朝末年开始流行洞庭八百里的说法，但是那只是一种好听的说辞。”他和谭其骧先生早年根据古文献研究洞庭湖的变迁，得出了洞庭湖从无到有，从有到大，再从大到衰落的结论，但是衰落到今天的2600多平方公里，还是出乎他的意料。

《广舆图》上的湖泊和现在的洞庭湖差别非常大——地图上西南方向的大片湖水，今天都已经是永久性的陆地所在了，这一切起源于1852年长江藕池的那场溃口。许多学者觉得，这是决定洞庭湖命运的瞬间。

1965年，湖南省水利电力科学研究所组织人去藕池敬老院调查，那里有几个咸丰年间出生的老人印象中最深的，一是决口后恐怖的洪水，一是江北官员为了保护自己的堤岸，向江南堤岸开炮的传说。不管怎么样，藕池口决，“1852年民力拮据无法修整，结果1860年洪水来了，就完全抵挡不住了”。

洞庭湖水的上涨有个好听的词语，叫回春，1860年，长江洪水从藕池口大量进入，一路冲出一条大河来，河流直接进入洞庭湖，湖水短暂回春——当时洞庭湖边的安乡县县衙都被淹没，据说县官都是靠木桌逃命的。随洪水而来的，是长江上游的大量泥沙，洞庭湖开始淤积，仅仅几十年，就淤积出一个南县来——这是中国唯一人工围筑而成的县。

1825年刊刻的《洞庭湖志》上，还没有这个县城的影子，在当时的记载里，这里唯一出现的就是两座露出水面的小山。100多年后，这里已经是一个人口稠密，县境达90万平方公里的大县了。

南县可以用一马平川来形容，那是一种令人费解的平坦，站在土地上，没有任何障碍物，除了远方的大堤高于视野内的大片平地，这些土地，全部是浑黄的藕池河带来的长江泥沙堆积而成的三角洲。唯一的古迹，是一棵10余米高的樟树，据说和当年到此攻打钟相、杨幺的岳飞有关，不过也是误传——湖区处处有和岳飞相关联的传说，但不会是南县，这片土地100多年的历史里，没有过多的故事。

直到光绪16年，这些新长出来的沙洲才进入官员的视野，湖广总督张之洞将这些各县争执不休的新增土地归为南洲厅，成立一个新属地，1913年，南洲厅改为南洲县。

站在南县，无法想象自己是站在100多年前洞庭湖的湖心位置，许多南县农民一辈子住在昔日的洞庭湖的中心，但是并不知道洞庭湖的模样——除非走100公里到岳阳去观湖，但是很少有人那么做。县农村经济局的陈钢自己办了个洞庭湖农民问题网站，他做过简单调查，多数南县人来到这里都不出三代，第一代来的时候，还是跨湖走滩而来。“我父亲是5岁时候从江西迁移过来的，他和自己的父亲一路放着鸭子，从长江北岸来到这里，当时这里还是大片荒地，招人垦殖，他印象中，大片荒地和湖泊、芦苇滩连在一起，走上十几里，看不见一个人。”

但是几十年后，南县人就不用再穿越湖泊行走了，淤积和围垦使沙洲内的湖泊消失——笔直的公路通往岳阳和沅江，从北到南贯通了湖区，其中几座公路桥下面的河道的存在，提醒着人们这里是昔日的湖区。

长江入洞庭的泥沙淤积速度飞快，中科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杜耘是泥沙沉积方面的专家，根据他的记载，由于人类在长江上游的砍伐加剧，洪水带给洞庭湖的泥沙也增多。1860年到1900年，南县的土地平均每年向洞庭湖推进1.6公里;1900年之后，50年长大了60公里;1986年，南县的土地已经长到了君山附近，下延36公里，平均每年长大1公里。“那时候，洞庭湖就又会少掉一大块。”

站在东洞庭湖的君山上，确实能看见远处长过来的芦苇滩涂，“像个动物尾巴一样飘来飘去，当时叫上飘尾，现在下飘尾也长起来了”。过不了多少年，君山就不会保持着洞庭湖中的神秘小岛的形象了，而是与南县连成一片的陆地。

“用沧海桑田来形容南县，还是太苍白了。”何培金说，他是岳阳市原来的“史志办”主任，收藏了大量和洞庭湖有关的原始资料，其中就有光绪二十六年（1900）的南县某块土地的转让契约，那张契约上，当时土地只规定了西方的边界，东、南、北还都没有固定，“是因为土地一直在长大中”。

100多年来，关于藕池的决口如何处理的水利方案几乎有几百件，从清末到民国，湖南省一直想将之封堵起来，可是湖北省一直不肯同意这些方案，长江北岸就是富裕的江汉平原，洪水不往南走，江北就受威胁。“南北之争”成为贯穿近代洞庭湖历史的关键词。

藕池口和稍后形成的松滋口两条长江入洞庭的水道，带来了洪水和泥沙。“可以说从那以后，长江和洞庭湖的关系就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中，从来没有松弛过。”杜耘说。

1947年:水陆两居生活

谁是最早的洞庭湖畔筑堤建垸人？无法通过文献得到考证。不过确实，南宋湖畔就出现了大量的堤垸，但是直到明朝，这里的堤垸还是水涨人退的产物，并不是永久性的居住地。张修桂说:明朝堤垸毁损的记录见之于书非常多，而且明朝人口没有多到那一地步，“进驻洞庭湖围垦不是当时人的主要生活方式，这里是著名的渔业区”。
现在湖区能找到的最早的堤是清代古堤，经过几代人的修整，这些老堤已经看不出来是当年的防水之堤了，因为堤外还有层层向外推进的新堤，唯一表明其年代的是极低的地势，“越是年代久远的垸地势越是低”。

何培金用自己收藏的历史文献写成了《洞庭湖近代变迁史话》，书中记载，直到《洞庭湖志》问世时，湖中也只有2000顷土地的芦苇田，一望无际，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堤垸，大都还是洞庭湖淤积后的产物。

湖南省政府参、原洞庭湖水利工程局的局长聂芳容对清朝乾隆年间开始的大规模围垦持肯定态度，淤积而露出水面的土地给围垦提供了可能性，当时有文件记载“无土不辟”，大量水面沙洲被开辟为田地。“清中叶人口大量增加，无数的移民穿山越岭而来，洞庭湖是怎么成为鱼米之乡的？就是靠筑堤围垦。”

可是清朝的大量堤垸也并非永久性的堤垸，除了一些大型堤垸，众多私围的小垸是水进人退的，收割完就走，夏秋水涨时住在船上或者高地上，冬春再回来耕种，湖区的人们形成了标准的“水陆两栖”生活。

这样的好处是:水能与土和平共处，人是给洪水让路的，而经过洪水淹没的土地来年更肥，湖区形容土地肥沃，最泛滥的谚语是:“插个锄头也能长出稻谷来。”

聂芳容50年代进湖区大垸考察，还发现大户人家习惯在房梁上挂个大船，每年刷桐油，“保养得很好”。大水来的时候，把家当放在船上就走。

许多小户人家没有大船，他们在屋子外种植了柳树，水来的时候，把家具用铁链拴在树上，水退的时候再回来。何培金说:“洞庭湖从清朝大规模开发以来，垸内最标准的民居是茅草屋。”船成为湖区生活的必需品。

所谓茅屋，是用湖区的柳树做4根立柱，用芦苇编成墙壁，外面糊上泥巴和牛粪，“一般也就三间，几乎不用什么材料费”。据说这样的房屋冬暖夏凉，并不一定不适合居住。“建筑不讲究是适应当地生活条件的。”冬天的时候，猪、牛都养在家里，因为需要保暖的缘故，“人畜共居”成为1947年来湖区考察的李震一深感悲惨的事情。

1947年，李震一来湖区考察，写了《洞庭湖环行记》，记载了清末到民国形成的大量洲土大王的场景，印象中是“洲土大王之凶横”，这些在湖滨围垦的大人物出门带着几十个保镖，或者强迫垸民交租，或者和人争抢新开垦的洲土，而看见洲土管理官员的时候，则做出谄媚的嘴脸来。“当时围垦与否还存在争议，军阀张敬尧在湖南乱发围垦执照，就被冯玉祥批评，认为是洞庭水患的根源。”

但是，即使是这些骄横的洲土大王，也有部分是居住在茅屋之内，洞庭民谚说，“财主婆婆茅屋砣砣”。何培金经过考察，旧时湖区各村落的砖瓦住宅，只占15%左右，“大都是祠堂，庙宇，官府之家，少数是富户住宅”。现在幸存下来的，都是当地的“名胜古迹”。

而水陆两居的方式也使湖区人熟悉了水势，聂芳容说:“1968年的时候，我们进堤垸考察，发现那里的垸民对洪水极其熟悉，他们不怕涨水，傍晚看见河水快到船脚了，就拿块砖头放鞋，他估计第二天早上水还淹不到鞋——湖区太大了，水涨得很慢。各县的水利局长听见上游的宜昌水位可以算出自己县的水位，1968年湘滨垸东溃堤，西垸的老农下地收割，他估计从东到西，水要走10个小时。”

这种水陆两居的生活在1954年洪水之后开始改革，毛泽东命令湖区大修水利工程，随着湖区大堤的加固，垸内农民慢慢地抛弃了船，开始了定居生活，“现在湖区内全部是几层的楼房”。也使保住堤防成了垸内居民的最强烈愿望，张修桂多次去湖区考察，蓄洪区内也建满了大堤垸，可是这些大堤在蓄洪阶段照样严防死守。在湖区居民看来，“扒堤比扒祖坟严重”。
1972年，湖泊船民也开始上岸定居。现在洞庭湖上几乎已经没有水陆两居的生活方式了。

1958年:围垦高潮

聂芳容还记得一个大寨人与洞庭人的故事：“当年郭凤莲带着几个大寨的老头来洞庭参观，在君山那边，一个老同志抓了把淤泥，不平地说，这么肥沃的土啊，你们怎么还不开垦？我们大寨人在石头上都种出庄稼了。”事实上，那时候洞庭湖能够围垦的土地基本上已经不多了，剩下的只是国家强制留出来蓄洪的天然湖面。

可是这话还是刺激了许多当地干部，70年代，围垦的最后高潮来临，按照何培金的话说，“是那时候的形象工程”。

早年的围垦基本在淤积的土地上进行，而70年代的围垦已经是蛮干了，杜耘做过漉湖围垦的调查，1975年，沅江县委决定一年建成大寨县，确定围垦48万亩湖田，计划每年收获粮食1亿斤，建设成为高标准“大寨田”，县委调集了91名县干部，近10万当地民工上湖围垦，当时就耗资1200多万元，结果1976年夏天的汛期都没有挺过去，“当时外湖的水位也不算高，也就32米多，可是仓促围起来的堤垸占据了水道——也就是说他们在根本不能围垦的地方围垦了，尽管弄了1万名劳动力上堤防洪，还是没有保住，为了怕整体坍塌，结果向省委申请炸开一部分堤蓄洪，当年颗粒无收”。

第二年，又出动5万名劳动力修复加固大堤，结果1978年洪水更大，多处崩溃，号称“大寨垸”的漉湖围垦以分文未获而告终。

70年代围垦的多数垸田都是这样的命运。“地不让水水争地。”何培金说，他印象中，这种70年代围垦而最终被水夺走的大垸有10余处。

“其实围垦的真正高潮还是1958年。”张修桂用1958年来作为洞庭湖面貌改变的关节点，在地图上可以看到，今天占据了洞庭湖西、南、北水面的大多是解放后的国营农场:县级建制的大通湖农场、钱粮湖农场、屈原农场和茶盘洲农场的围垦起点都是1958年，“毛泽东当时把血吸虫防治和围垦产粮结合起来”。1958年，大跃进的歌谣“插秧插到水中央，种田种到高山上”是流行的鼓舞口号。

其中大通湖农场是否该围，一直是鄂、湘两省争论的重点，解放前，两省各自施展政治攻势，就大通湖问题争论不休，湖北省的参议会议长何成浚一直给蒋介石上书，号称要成立“监刨委员会”，监督湖南人不能围垦对蓄洪有很大作用的大通湖，而以章士钊为首的湖南在沪“同乡会”则坚决反对成立该委员会，要求可以在洞庭湖进行围垦，1958年，一个幅员辽阔的大通湖农场终于建立起来，这些围垦不仅造成了整个洞庭湖湖面的大量减少，农场范围内的天然小湖泊在建场若干年也丧失殆尽。何培金搜集了各个农场的场志，其中大通湖成立之初，有湖泊52万亩，1980年仅存12万亩;君山农场围垦后，六大湖泊只剩下一个叫壕沟河的小湖泊了;钱粮湖建场时有31个湖泊，现在只剩下16个。

而1958年围垦更让人“称道”的是围垦速度，速度建立在军事化管理围垦之上，何培金展示着自己搜集的大量当年围垦的文件。

1958年，整个岳阳县的围垦实行军事建制，县长是总指挥长，而大的围垦组织属于团级建制，生产队长则是排长，命令要层层落实，下级见上级，要说敬礼，报告，请指示;男女分成两大阵营，露宿在大堤上，3个月内不允许回家，他搜集的资料中，就有一些所谓的“落后分子”回家后被斗争，然后终于被组织挽救的记录。而播种则采取男女一字排开的队形，他搜集的照片上，有很多当年的景象。

因为围垦带来的大量粮食增产和血吸虫病的减少，湖区人一直纪念毛泽东，现在许多家庭的堂屋中还挂着他的画像。

但是围垦带来的洪水问题，显然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范围——或者说，大多数湖区人不愿意承认围垦和洪水有直接的关系。

1998年:湖区人的洪水观念

围垦毫无疑问地造成了洪水泛滥，60年代水电部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当时钱正英经常来湖区视察，她在回忆中提到:当时湖南省的“龙王”是史杰，1964年，当他任水利厅长时，钱正英在他的陪同下，一个星期坐着船在洞庭湖里转。不论坐汽车还是坐小艇，都是由他指挥行路。“我惊奇他对三湘的山山水水、村庄道路是那样的熟悉，对大小水利工程如数家珍，而且通晓业务技术。他对洞庭湖有特别深厚的感情，自从当上洞庭湖工程处长后，几十年来都执著地研究洞庭湖的病患与治理。”

所谓病患，指的就是大多数的围垦已经造成了洞庭湖无法为长江蓄洪，而70年代开始，水电部明确提出，洞庭湖的大部分地区要成为蓄洪区。

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研究员姜加虎和另外一些专家解释了围垦和洪水的关系:泥沙淤积主要是沉在湖的底部，就像是一个洗脸盆，淤积泥沙只会使盆子变浅，面积还变化不大;但是一围垦，就把一个大盆子变成小盆子了，面积缩小的效应非常明显。围垦不仅把“盆子”的边缘抢走，还逐步地往里推进，“解放后减少了近1700平方公里湖面”。

围垦影响着洞庭湖的调蓄量，因为洞庭湖面积缩小了，那水位就会上升很明显。如果洞庭湖本身水位很高，长江再来水，它就没有调蓄作用了。堤垸是应该装水的，但是现在严防死守的保堤模式使蓄洪成为空想。

“泥沙淤积与围垦是联系在一块的，如果人类不围垦，那泥沙淤积的程度可能就不会像现在这么严重。打个比方，如果人类不加干扰，洞庭湖淤成这样可能需要四五百年，现在100年就完成了这种进程。”

正是因为这样，水电部开始责成湖南省上报洞庭湖蓄洪方案，在湖南省本地的水利专家印象中，整个方案上报的过程就是和水电部讨价还价的过程：“1972年第一次报方案，全部报的是民垸，没有把天然湖面包括进去;1974年又上报，结果水电部没有回音。我们暗自揣测，肯定是方案中围湖太多造成的。所以又在1978、1979年连续两年报方案，当时最大的国营农场大通湖是水电部要求的蓄洪区，可是我们还在围垦，直到1980年水电部召开会议明确提出洞庭湖‘不堵不围，维护现状’。那时候才死了心。”

1979年湖南省结束了大规模围垦历史，按照何培金搜索到的材料，当时不仅仅是水电部在指责湖南的围垦，而且海外报刊也常有此类文章出现，他就搜集到了1979年一些海外批评洞庭湖围垦的报道。

但是，已经成形的堤垸已形成了“保堤如保命”的传统，而且湖南省的水利专家的大部分工作，就是研究如何保证堤垸安全的技术，聂芳容就是这样的技术专家，他的专著《洞庭湖防汛抢险技术》中，关于堤垸保护的专业技术有10多种方案，极其详细。

他还记得，80年代中期，国家计委有一位副主任来湖区考察，向他发问:“为什么湖区人都住在蓄洪区啊？”他当时回答:“你去看看就知道了。”原来当时的许多蓄洪区早已经被开垦成了大堤保护的良田。

1996年洞庭湖发洪水，聂芳容说:“当时湖北省竭力要求洞庭大量破垸蓄洪，我们就陪同国务院领导坐飞机从洞庭湖上空飞过，领导同志看了就和湖北省那些官员说:湖区不能淹，湖区里都是老百姓啊。”他还记得飞机下方的湖区景象:洪水之中，金色的稻田在堤垸的保护下完好无损，正在等待收割。“这些景象肯定给领导同志深刻印象。”

这种不能淹没一个垸的想法，直到1998年才改变，聂芳容是国务院颁发的“1998抗洪英模”的获得者，但是1998年的洪水却让他明白，“人终究还是抗不过天的”。当时他们采取了守得住就守，守不住就放弃的做法，许多洪水终于进了蓄洪垸，如果不是洞庭湖缓解了当时的长江洪水压力，很可能荆江分洪堤会启用，而当年推行的“退湖还田”政策，在他看来，也是完全正确的。

“如果站在全局来看这一问题，洞庭湖夏季蓄洪，冬季将蓄积的水放出去，那么长江下游的污染会大量减少。”但是显然，聂芳容的想法并没有得到湖区人的认可，他们已经习惯了陆地的农民生活。没有人愿意放弃好不容易建立的坚固大堤，以及大堤保护下的田园。

在沅江的万子湖，有洞庭湖地区最后的一个渔业乡。56岁的渔民刘有成懒洋洋地等待着旅游者来坐他的船，现在只有洪水季节才有少量的长江鱼可以捕捞，“火烧鳊，两三米长的竿鱼，现在都没有了”。他完全不知道在洞庭湖上开船还有什么禁忌，而在几百年前，这里还是水的天下，在湖上行船，有8大禁语，36条禁事，水底的洞庭君、湘君等水神，是湖区人最崇拜的神灵对象。■

（实习记者王丽娜、王诤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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