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知道爷爷的名字

第一次知道爷爷的名字，是在他的葬礼。窑洞的窗框上贴着“白圣光葬礼”，后面跟着的是很多我不认识的负责葬礼的村民名单。我看着这张白纸上铿锵有力的笔迹，想到爷爷曾经也是个牧羊人，膝下五儿三女。在农村，拉扯孩子长大，就像给羊圈里多添一只羊，只需做饭的女人多添一双筷子。爷爷放羊回来，数着羊头把羊群归到羊圈；奶奶做好饭，数着人头把孩子们归到院子里。

我与这一眼望不到边际的黄土高坡开始断连，是从六岁记事起，爸爸带我去城里。所以关于农村的记忆，拨开朦胧的面纱，留在我印象里的并不多。

除了牧羊，爷爷还是个养蜂人。我儿时的甜头，全在爷爷那里。每次顺着乡村的小路，跑到爷爷家，爷爷就拿起勺子，挖上满满一勺蜂蜜，倒上开水边搅拌边晾凉。我的眼睛随着爷爷搅拌的手，转来转去，直到浓稠的蜂蜜完全化开，爷爷终于递给我。我接过那碗迫切等待的蜂蜜水，舀出一勺送到嘴边，先用舌尖舔一舔，那薄如轻纱的千丝万缕的甜，瞬间包裹住我的舌尖，甜而微微发涩。我一小口一小口地嘬着，嘬到后面最甜的碗底，还要自己再加些水，学着爷爷那样搅拌。那沉淀下去的甜，又被翻涌上来，继续在水里溶解，蜂蜜水也从淡淡的黄色，变成了几乎透明的白开水的颜色。

后来去城里生活，每次喝到蜂蜜水，我都会回忆起爷爷给我挖的那一勺甜的滋味。白开水化开的是儿时不知世事的甜，化不开的是长大后不停迁徙的苦。

爷爷去世在端午节前的几天。亲戚们说：“前两天还听老头念叨想吃粽子，但是村里没人上城。没想到过了两天，老人就走了。哎，前两天还好好的，那么硬朗的一个老头，怎么突然就没了呢！临走也不知道吃没吃上粽子”。

爷爷在世的时候，声如洪钟，十分精神，永远像正午高照的太阳。儿时的太阳是天，我以为那颗太阳，永远不会落山。

最后一次见到爷爷，大约是在爷爷八十出头的时候，爷爷依然精神的像我六岁记忆里头顶的太阳，完全没有年迈者的迟暮感。回乡的日子一般都是短短几天，临别前，爷爷背上背了满满一袋子自己种的瓜果，我随着爸爸的步子走，看着沉甸甸的粮食压在爷爷肩上，想从爷爷背上接过手，爷爷腾出一只手拍拍我的肩膀说：太沉了，你背不动。还一边叮嘱我要少看电脑，眼睛里都是红血丝。

走到车跟前，爸爸低声让我跟爷爷道别，说爷爷年纪大了，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见面了。我坐上车，眼睛就像浸了水的镜头，看着爷爷缓慢地给我们招手挥别。不知归期的我，害怕爷爷看到我的眼泪，因而想低头；但又怕爷爷看不到我的脸，想记住这最后这一别，便像个年久失修的水龙头，眼泪吧嗒吧嗒的在双颊上流。

爷爷最终走的时候八十四岁，几乎全村的人都步履蹒跚的来了。在唢呐不间断地吹奏和村民一阵阵地叫嚷声中，我脑袋嗡嗡地，并不翻腾出多少往事。看着爷爷生前养的两只鸡不知世事的在笼子里咯咯跳跃，也许只有它们与这场葬礼无关。

爷爷下葬后，院子里一下就安静了。村民们走了，亲戚们走了，子女们也悉数回城里去了。只有无人再归的窑洞和不再下炕的奶奶，是爷爷来过这个世界的痕迹。正午的太阳依然高照，笼子里的两只鸡空了，只留下奶奶的口水巾搭在上面，不知道在跟风说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