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所不了解的成都社区治理中，社区行动者的四种典型形象

国洲文化成都党员教育培训基地在长期的基层治理培训中总结得出：爱好者和奉献者组成通常意义上的社区志愿者，意见者行动积极但与志愿者表面立场不同，中立者则是最为常见的社区居民形象。这四类社区行动者形象是从大量调研资料中浮现出来的。

一、爱好者

爱好者往往立足于个人兴趣或家庭需要，在发展兴趣爱好的同时，适当辐射社区，前提是无损于个人志业或家庭生活。爱好者希望在公共生活中表达个人兴趣，疏解个人情绪并发表个人观点，期待共情、理解和支持。因兴趣结缘，但形式松散。

爱好者具有两大特征：首先，他们通常不会主动使用政治语言来表述行动意义，也不会明确以政治身份确立行动意义；其次，爱好者会刻意保持一种界限，他们愿意为促进社区福利付出个人努力，但又不愿意被卷入很深，更侧重于自己的兴趣领域。在当下的社区治理情境中，爱好者虽然也会被整合到居民区各种治理网络中，但还是会把兴趣爱好放在第一位。这表现为，爱好者在参与社区生活的同时也注重保留相当程度的自由空间，并不愿意“危及”自己的主业与兴趣，注重拣选自己有兴趣的活动，有时甚至可能被奉献者或居民区干部抱怨为只愿意参加“活动”不愿意“奉献”。

总体上看，爱好者既受到较大工作压力与紧张家庭时间的约束，也对私人或家庭生活有更明确的边界意识。

二、奉献者

奉献者的社区参与不依赖某种特殊的个人技艺或兴趣爱好，其参与范围非常广泛，包括垃圾分类、治安巡逻、环境整治、广场舞、时装表演、集体包饺子等大部分社区集体活动。

奉献者的社区参与显露出一种对社区、社会与国家无私奉献的激情，明确以无私奉献为生活的意义准则。他们对社区和弱势群体的帮助达到相当强度，远高于爱好者。

与爱好者所强调的“界限感”不同，“顾人情”“讲心意”和“共同历史”是奉献者在与其他居民打交道时更占主导的感觉与意识。“顾人情”和“讲心意”有时恰恰推动奉献者打破个体家庭的边界，深入到他人家庭生活中最隐秘难言的部分去提供帮助。

三、意见者

他们属于“有意见”或者“有想法”的居民，实际上也是社区政治的积极参与者，只是他们的行动与意见对居民区干部造成压力，与积极支持者形成了对照。权利意识、利益冲突甚至感情不满通常是意见者现身于社区公共决策过程的直接原因，并非所有意见者都能被吸纳和转化。意见者成因多样，但他们对基层政府与个人的关系期待其实高度相似。

从根本上说，意见者仍然认同基层政治，只是出于权益分歧一开始对基层政府及其代理人持质疑或疏离的态度。一旦诉求得到满足或疏解，意见者也可以转化成为奉献者或爱好者，成为社区建设的积极力量。但转化实现的根本前提是，意见者与主流政治文化观念是同构的。

四、中立者

他们不是社区志愿者，但却构成“志愿者（积极分子）—群众”这一连续谱中的末端。他们既是社区志愿者的潜在来源，也是社区志愿者的服务对象。不过，中立者的状态并不是一种负面状态。一方面，中立者由于被工作和家庭占据了大量时间，无暇再分出精力参与社区事务。另一方面，中立者并非主观反感社区事务，其生活状态其实是一种文化的“潜在状态”。受到特定事件的“刺激”，中立者有可能转变为爱好者、奉献者或意见者。

除了中立者之外，其他三类行动者的主观考量中都已包含了与政治的关系，社区生活中也许并不能完全剥离出一种与政治或国家无涉的所谓“社会性”或“社会意识”。奉献者与爱好者都很珍视家庭生活，但奉献者会更强烈地将生活意义附着于社区之上，爱好者则更注重保全“个体—家庭”的生活。这种对于家庭范围的差异化界定，与他们对社区政治的看法和实践行动，也具有高度的同一性。

奉献者比爱好者离国家政治的距离显然更近，整合程度也更深。意见者则既可能采取“个体—家庭”也可能采取“大家庭”的生活样式，他们由于利益、感情或权利上的不满而进入社区政治的舞台。但是与爱好者、中立者相比，奉献者与意见者显然都更看重自身与国家政治的直接关联。不同行动者共同组成了社区的整体图景。（摘自互联网 责编：国洲文化四川红色教育培训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