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获得人文社科学术最高奖，却很不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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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他获得人文社科学术最高奖，却很不高兴，说：“一向是我给学生评分，我要谁给我的书评奖！’”

“必记本”注：本文作者南京大学教授沈卫威，原题为《汤用彤过了和过不了胡适这道“坎儿”》，首发《随笔》2021年第1期，有增补，特此分享。

作者在哥伦比亚大学

坎，对于汤用彤来说，胡适是他人生历程中要过的“坎儿”。

汤用彤（字锡予，1893年6月21日—1964年5月2日）只比胡适（字适之，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小两岁，胡适1917年自美国留学归来，到北京大学任哲学教授时，汤用彤在清华学校虽考取官费留学美国的资格，却因病未能成行，直到1918年才动身赴美。学术的年轮上，胡适暴得大名时，汤用彤还是个留美学生。

1933年12月25日，吴宓在《大公报•文学副刊》第312期刊发《悼白璧德先生》，文中所列举哈佛大学白璧德的“中国门弟子”依次是梅光迪、吴宓、汤用彤、张歆海、楼光来、林语堂、梁实秋、郭斌龢八位。同时，他指出“林语堂君，则虽尝从先生受课，而极不赞成先生之学说”，“而要以吴宓、郭斌龢君，为最笃信师说，且致力宣扬者”。门弟子以外有胡先骕，曾翻译白璧德的文章，“又曾面谒先生，亲承教诲”。吴芳吉、缪钺是读白璧德文章，间接受白璧德的影响。在上述吴宓所列举的十一人中，没有陈寅恪。梁实秋曾写文章宣扬人文主义，他所编的《白璧德与人文主义》，于1929年在新月书店出版，被吴宓在此称为“欲知白璧德先生学说大纲者之最好读物”。这批学者有的是“学衡社”最初社员，其后来的学术活动多与“学衡派”相关联。特别是白璧德这八个“中国门弟子”中，汤用彤、张歆海、林语堂、梁实秋四人回国后都成了胡适的朋友，更有陈寅恪与胡适的彼此敬重。这正是“我的朋友胡适之”的个人魅力，也是“学衡派”成员文化取向保守，精神追求独立，思想倾向自由的体现，即呈现出文化上的保守主义与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的双重属性。

这里说说汤用彤。

汤用彤自哈佛大学归来，1922年9月到东南大学哲学系任职，是得同学梅光迪、吴宓推荐，并加入梅光迪组织的“学衡社”，成为《学衡》杂志作者。1926-1927年间，他曾到南开大学执教一年。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都只有上卷，写不下去了。原因是佛教挡住了他的道。所以，他1926年至1927年间，到大英博物馆、巴黎国家图书馆看了五个月的佛教文献，特别是得见并抄录了数百份被斯坦因、伯希和“盗买”走的敦煌禅宗原件，整理出《胡适校敦煌唐写本神会和尚遗集》，写作《神会和尚传》。而“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案”，正是1925年7月27日上午，王国维在清华学校工字厅为学生消夏团演讲的《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现之学问》。胡适得见敦煌“新材料”，提出“新问题”的“新学问”，也是陈寅恪所说的学术“预流”。

汤用彤的佛学研究是实证史学的具体体现。他重佛学的历史考索，在有形的历史时空中进行哲学史、佛学史的建构。这恰似近现代禅学中的“胡适禅”，即“道问学”一派。这是在“学衡派”成员梅光迪、吴宓、胡先骕强烈反对胡适及白话新文学时，汤用彤不反对新文化运动，不反对胡适，并与胡适成为朋友的内在理路。

生命的旅程，得一知己不易，遇到伯乐更难。在东南大学副校长刘伯明突然病逝，校长郭秉文被解职，“学衡社”社员纷纷离散的1925年，汤用彤即萌生离开南京之意，哈佛大学同门师兄张歆海把他推荐给胡适。但胡适1926年7月开始休假一年，到欧美访学，并回哥伦比亚大学补授博士学位，1927年5月底才回到上海。随后，胡适出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胡适离开北京大学五年，张歆海推荐汤用彤给胡适的事自然被搁置。

1931年8月，汤用彤辞去中央大学教职，应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之聘，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从此，他的学术生命与人生轨迹与北京大学紧紧连在一起。汤用彤学术生涯中，最为感念的是他得到胡适的信任、敬重与帮助。

到北京大学任教后，在稳定的六年间，汤用彤完成了《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并将书稿送到胡适家里，请其帮助出版。1937年1月17日，胡适读完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稿本后，认为“此书极好”。他在日记中写道：“锡予与陈寅恪两君为今日治此学最勤的。又最有成绩的。锡予的训练极精，工具也好，方法又细密，故此书为最有权威之作。”（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32卷第609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胡适校读完此书稿，当天便写信给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王云五，推荐此书1938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18日，胡适又到北大与汤用彤畅谈，并在日记中写道:“他自认胆小，只能作小心的求证，不能作大胆的假设。这是谦辞。锡予的书极小心，处处注重证据，无证之说虽有理亦不敢用。这是最可效法的态度。”（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32卷第610页）。在“小心的求证”这一治学方法上，胡适与汤用彤是一致的。胡适之所以能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能在北京大学站稳脚跟，成为学术界先进，正是他的“大胆”，有敢于“尝试”的勇气和“截断众流的魄力”。（《顾颉刚全集  古史论文集卷一》第1卷第151页，中华书局，2010）

王云五是胡适的老师，也是胡适推荐他到商务印书馆出任所长的。商务印书馆当时是中国最大、最有影响力的出版机构，学者的著作若能在此出版，多一举成名。正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1919年就是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抗战开始后，胡适先到欧美从事一年民间外交，然后出任驻美大使。汤用彤随北京大学西迁昆明。

1944年5月3日下午的《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第二届第二次大会第一组审议会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显示，其开会的诸多议程中，有审查三十二年度（1943）著作发明及音乐作品奖。

三十二年度申请学术奖励作品审查给奖名单

一等奖：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陈建功《富里级数之蔡茶罗绝对可和性论》
杜公振、邓瑞麟《痹病之研究》
杨钟健《许氏禄丰龙》
吴定良《人类学论文》

三十二年度奖励金总额为四十万元。一等奖奖金三万元，二等奖奖金一万五千元，三等奖奖金八千元。尽管奖金数目每年都有所提高，但是也不敌快速高涨的物价。汤一介在《我的父亲汤用彤》一文中说：“当时的教育部授予我父亲那本《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最高奖，他得到这消息后，很不高兴，对朋友说，说：‘多少年来一向是我给学生分数，我要谁给我的书评奖！’”（汤一介：《我们三代人》第30页，中国大百科出版社，2016）这显示出他特有的一种学术自信。

这事是政府行为，对于汤用彤来说，可以有如此的态度，不理睬“谁”。但获得这个相对公正、权威的学术奖，的确是一项名利双收的好事，若非有政治对立原因，通常得奖者不会拒绝接受。尤其是在抗战最为艰苦的离乱逃亡时期，一份奖金就是实实在在的生活费。这对于西迁昆明的汤用彤来说自然是雪中送炭的好事。

北京大学的内部管理自蔡元培、蒋梦麟任校长始，便形成了特有的“规则”，即校长充分信任科主任（如文科主任陈独秀聘请胡适）及随后的五院院长。蒋梦麟曾说自己当校长多年，文科倚重胡适、傅斯年，人事及学科设置，多听他两人的意见。

1946年9月，胡适正式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依然是完全放手，他倚重杨振声、郑天挺、汤用彤，稳定、发展文学院文史哲三个系科。随之，国民政府决定遴选首届院士。在哲学学科，汤用彤得到胡适的提名，并在胡适任人文组组长的评审过程中，顺利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我在胡适日记手稿本与“中央研究院”档案中找到两份胡适1947年5月22日提名汤用彤的原件：

1948年4月1日公布的八十一位当选院士中，仅就胡适的这份人文组提名看，只有沈兼士、傅增湘、罗常培落选，可见胡适的话语权力。这两份原件，自然也是胡适在哲学学科内没有提名冯友兰的证据。胡适虽然没有提名冯友兰，但在他主持的人文组，冯友兰还是当选了。后来学界因胡适不提名冯友兰，推测出种种原因，我个人以为下面这条日记更能说明问题，即他不能认同冯友兰带有“反动意味”、“保守的趋势”及“拥护集权”的政治理念。这是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矛盾对立。

事出这份刊物。1943年10月12日，在美国的胡适，看了浙江大学张其昀所赠《思想与时代》后，便在日记中写道：“此中很少好文字。如第一期竺可桢兄的《科学之方法与精神》，真是绝无仅有的了（张荫麟的几篇‘宋史’，文字很好。不幸他去年死了）。张其昀与钱穆二君均为从未出国门的苦学者；冯友兰虽曾出国门，而实无所见。他们的见解多带反动意味，保守的趋势甚明，而拥护集权的态度亦颇明显。”（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33卷第524页）。

1949年以后冯友兰的政治投机行为，特别是“文革”中言行；钱穆在胡适表示要蒋介石遵守宪法，反对他连任“总统”时，却面对蒋介石的召见并询问“此次选举，汝是否有反对我连任之意”时，称道“总统英明”，说“以至今日，总统在此奠定一复兴基地，此又是总统对国家一大贡献。然而多数国人，终不许总统不继续担负此光复大陆重任。担负此重任之最适当人物，又非总统莫属。穆私人对此事。实未能有丝毫意见可供总统之采纳”。对此，李敖引出钱穆《屡蒙总统召见之回忆》中这段文字后，特别批评钱穆此时“一身媚骨，全无大儒风范”。(李敖：《胡适与我》第282-283页，台湾李敖出版社，1990)

这恰好证实了胡适的说法。

1948年12月14日晚，胡适弃校南下前，把北京大学交给了他最信任的汤用彤、郑天挺（字毅生，1899年8月9日-1981年12月20日）。这是胡适蘸着窗外的明月，以不舍的温情，给汤、郑的留言原件（北京大学档案馆存，BD1948519）：

锡予、毅生两兄：

今早及今午连接政府几个电报，要我即南去。我就毫无准备地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托你们几位同事维持。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

弟胡适 卅七、十二、十四

17日下午，汤用彤又收到了胡适的这封电报：

安抵京，即与家骅、孟真、雪屏筹划空运同人事，必须获得傅总司令协助始有效，请兄与梅袁二校长切实主持，并与实斋兄密切联系。另电详达。此次在校庆前夕远离同人，万分惭愧。适（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6卷，第839页）

临别北大，胡适又给汤用彤留下一个“护校有功”的机会。

顺风顺水，汤用彤过得了胡适这道“坎儿”。

另一方面，主张“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胡适，也有让弟子跑偏自杀的时候。吴晗作为胡适执掌中国公学的学生，他的学术生命，是胡适给的。1948年共产党军队冬季围城，吴晗在面临被国民党特务暗算的危机时刻，又是胡适从中解难，他先行投奔共产党军队占据的所谓“解放区”，随后以“军代表”身份，“带路”接管清华大学，成为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此时，这两所大学的校务主任汤用彤、副主任吴晗，都与胡适的帮助有关。接下来吴晗走出清华园，参与决策拆北京城墙、挖万历皇帝陵墓、主持民盟反右，风生水起。曾以史家之心度帝王之腹，写作《朱元璋传》的吴晗，1969年以自杀谢幕。

1949年1月，共产党军队接管北平，奉校长胡适之命“维持”北大“一切的事”的汤用彤，出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当时没有设校长）。胡适的留言，让汤用彤有“护校有功”的直接证据，这看似意外，却又顺理成章。

1951年后，汤用彤任北京大学副校长。随后院系调整，胡适在北京大学的势力被迅速消解，杨振声被调离，到东北人民大学；郑天挺被调离，到南开大学。原来被胡适请进北大的沈从文、废名都被迫离开了。汤用彤只是个没有实际权力，分管并“维持”北京大学文科工作的“领导者”。

改天换地，北京大学要寻求新生。接下来，汤用彤要再过一次胡适这道“坎儿”。这却让他左右为难，陷入恐慌与焦虑不安之中。

新政权下令批判胡适，汤用彤首先要在北京大学主持批胡。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胡适的同事、朋友、学生，甚至他的儿子胡思杜都写了批判文章《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公开表示与胡适划清界限，但汤用彤没有公开发文批胡。

根据胡适日记中的粘贴剪报显示：“1951年11月14日，北京大学汤副校长[沈按：汤用彤]召集了十三位老教授，座谈北大一贯的主导思想问题。通过老教授们的亲身体验，并着重从历来的代表人物来进行分析的结果，公认胡适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在旧学术界集反动之大成的人物。”（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34卷第148页）。

既然北大老教授“公认胡适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在旧学术界集反动之大成的人物”，那随之而来的就是北京大学面临校庆的时间问题。

此前的1950年12月16日，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第34次会议决定，12月17日的校庆只举办展览，不举行庆祝仪式。据陈平原《北京大学校庆改期的“身世之谜”》一文所示（引用北大内部发行《高等教育论坛》1995年第3期上王学珍等撰写的《北京大学大事记》），在1951年12月7日那一天，汤用彤副校长建议把北大校庆改为5月4日。他认为现在的校庆时间(12月17日)临近期末，师生都很紧张，不宜搞大的活动。这一建议当时虽未在一定会议上形成决议，但到1954年便正式以5月4日作为校庆纪念日。我个人以为汤用彤这个“建议”，有考量政治大趋势与回避胡适生日两方面的因素。他只是个没有实权的副职，个人没有决定权，只能是“建议”，确定5月4日为校庆日，是北京大学领导层的决定。

胡适与北京大学的关系，有各种版本的演绎，但史家顾颉刚的版本最好，言简意赅。1946年12月18日，顾颉刚在给张静秋的家书中，写到17日在南京中山北路国际联欢社北京大学四十八周年校庆聚会上胡适的讲话：

首请胡校长致词。他首讲一件巧事，原来他的阴历生日（十一月十七日）是和蔡孑民先生同一天（沈按：蔡元培的阴历生日是十二月十七日。顾颉刚此处是记录错误。应该是胡适的阳历生日与蔡元培的阴历生日同），而他的阳历生日（十二月十七日）又是和北大校庆同一天。天下有这等巧事，怪不得该做北大校长了。他又说，他在美国读书时，做了一篇《诗三百篇言字解》，寄给章行严，行严把它介绍给陈独秀，独秀又把它介绍给蔡先生，蔡先生一看就请他任教授，兼文科学长。他辞了学长，做了教授。从此以后，他专心治学。如果没有蔡先生的爱才，说不定回来做报馆记者，也说不定做了小政客，所以这是北大的恩惠，应当报答的。他又说，他刚到北大，蔡先生请他任中国哲学史的课，一个留学生讲中国东西，是不能得人信用的，但他年轻胆大，竟答应了。上课之后，才知班上有许多比他读书多得多的人，像顾颉刚、傅斯年、俞平伯、罗志希等等，逼得他不能不用功，于是晚上常到两点三点才睡，这也是北大对他的恩惠。至于一班同事，像钱玄同、马幼渔、朱逷先、沈兼士等等，也是鼓励他，送材料给他，使他做成许多事，这也是北大对他的恩惠。他对北大负了许多债，所以这次命他长校，他不敢不应，为的是还债。一番话说得十分诚恳，得大鼓掌。（《顾颉刚全集  顾颉刚书信集》卷五第22-23页，中华书局，2010）

而蔡元培的生日也是由官方确认过的。1942年3月9日下午，中央研究院第二届评议会在渝评议员谈话会，决定蔡元培先生诞辰为清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七日（阴历），即公元一八六八年一月十一日（阳历），此后每年以一月十一日为蔡先生之纪念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件）

因为老北京大学生日12月17日，蔡元培阴历生日12月17日，胡适之阳历生日12月17日，老北京大学以校庆方式，几十年都这样纪念自己的生日。

新北京大学要穿红衣，1954年把校庆日改为5月4日，纪念老北京大学学生发起的学潮，那个被政治符号化的五四运动，自然是出于政治考量，但却成了“带头大哥”。南京大学紧跟着更改校庆时间，把校庆日改为5月20日。

一阵风改校名自1927年开始。国民革命军北伐，拿下一座省城，就急忙将属地大学改名，一年之内，武昌、杭州、南京、开封等地改出有序号的多家中山大学。这是国民党将孙中山政治遗产符号化，即胡适公开批判的新“名教”的一部分。

民国时期校庆日通常是学校的生日，1949年以后，校庆日成为一个政治符号，与学校的生日分开。这是多家大学的政治投机。

改校庆日是大学丢魂失魄的开始。

相对原本真实存在的生日或校庆日，现在许多大学的校庆日，都不是学校的生日。不愿认生日，另选一个具有政治纪念日作为校庆日。新旧划清界限，不认爹娘，或故意乱认祖宗。于是，许多大学的校史都是假的。

将学校的生日与校庆日分开，是汤用彤的一大发明，也是他政治智慧。他也因此被吴宓私下视为世故。

汤用彤的“建议”，智慧而巧妙地回避了胡适生日，给北京大学穿上了红衣。

我2003年9月18日到北京大学参加《胡适全集》首发式。在随后召开的胡适研究座谈会上，汤用彤的儿媳乐黛云说，汤用彤1954年脑溢血是他在被迫批判胡适的高压下发生的，即在11月13日下午参加完《人民日报》社召开的批判胡适思想座谈会后，晚上即突发中风。

1949年以后，持续五年批判胡适，汤用彤疲于应付，他首先是心理上过不了胡适这道“坎儿”，胡适对他帮助最大，许多年来关系最好，可以北京大学之领导权相托付。强大的外在政治压力，使他血压高升，身体崩溃的节点是1954年11月，因《红楼梦》研究问题引起毛泽东的注意（10月16日《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学界开始了“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11月8日，郭沫若在对《光明日报》记者的谈话中，推波助澜，高调加码，大发诛心之论，明确强调：“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学术观点在中国学术界是很根深蒂固的，在不少的一部分高等知识分子当中还有着很大的潜势力。我们在政治上已经宣布胡适为战犯，但在某些人的心目中，胡适还是学术界的‘孔子’。这个‘孔子’我们还没有把他打倒，甚至可以说我们还很少去碰过他。”（《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关于文化学术界应开展反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斗争对光明日报记者的谈话》，《胡适思想批判》第1辑第4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郭沫若强调的“高等知识分子”、“某些人”，让汤用彤在《人民日报》的座谈会上感受到在劫难逃，随之就崩溃了。

汤用彤是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发表、郭沫若“谈话”刊出后，第一个身体真正倒下的“高等知识分子”。

但北京大学有人能过胡适的“坎儿”。

1962年，吴宓自重庆给老友李协之子李赋宁信中列举了不愿到北京工作的六个理由，其中之一是不愿接受思想改造：“宓最怕被命追随冯、朱、贺三公，成为‘职业改造家’，须不断地发表文章，批判自己之过去，斥骂我平生最敬爱之师友。宁投嘉陵江而死，不愿……”（《吴宓书信集》第384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这里的冯、朱、贺三公指是当时人文学科被“改造”的知识分子典型人物，三位著名教授冯友兰、朱光潜、贺麟。“三公”适应新社会的能力强，心理承受力大，敢于唾面自拭，所以都高寿。

这些昔日同事、朋友或学生的文章，胡适在美国都能看到。他对许多人的作法表示理解，因为他们需要这样的自我保护，需要过胡适这道“坎儿”，寻求“生路”。

我曾三次专程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查看胡适的档案。胡适在致徐大春（徐新六之子，也是胡思杜在美国哈弗福德学院Haverford College读书时的朋友）的信中，说思杜的“学习总结”（《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是他自己写的，我这样想，所以我当时只说他没有缄默的自由，从没有责怪他之意。老实说，他的这篇文字写的还不坏，比裴文中、冯友兰诸人的自白高明多了。

胡适看穿了大陆同事、朋友或弟子门生们的这条“生路”，即要过胡适这道“坎儿”，就必须公开发出批判胡适的声音。他们从被迫到自觉，纷纷发表批评胡适文章。这些文章，胡适是通过香港辗转寄来的报刊读到。严肃、认真的阅读，胡适还能从不同人的“批胡”文字里读出真话、假话，或有无个人恩怨流露。

对此，胡适在1952年1月16日给徐大春的信中进一步强调：

我说思杜的自白替许多朋友开了一条“生路”，这是说，（1）我的儿子尚且说我是他的敌人，我的朋友学生也可以照样办，至少心理可以减少一点不安。（2）我对思杜的自白，只说，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因为……（沈按：有删节），这是表示我能谅解思杜。同样的事件，我也当然能谅解。朱光潜此文里提起我为了思杜自白说的没有“缄默的自由”一句话。不论朱君能否见到我此话，但此话的发表至少可以使我的朋友学生得着一点慰安。（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特藏）

因为此前，他曾说过同样的意思，让朋友们可以大胆地走这条“生路”。

胡适在日记中对陈垣、冯友兰、唐兰、顾颉刚等人的“转变”与“检讨”表示出不满、嘲弄。但在这封信中里提及同事、学生汤用彤、杨振声、魏建功、钱端升、金岳霖、朱光潜的名字，反倒是报以理解与同情，没有对这些老朋友恶言相加。

中风之后，汤用彤便无法参与北京大学的校务工作，在病床上又苦撑了十年，躲过了反“右”，没遇上“文革”，冷暖自知。一个学者学术成熟的十五年，没有自我收获，就这样被胡适这道“坎儿”挡住了。别时容易见时难，“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的胡适，在遗嘱中说希望有一天，他的书能捐给北京大学。1962年2月24日，胡适突发心梗在台北病逝；两年后的5月2日，汤用彤在北京去世，他没能赶上当年5月4日北京大学校庆。他俩阳寿相同。

1949年以后，汤用彤的学术研究基本上中断了。先是没完没了的开会，病倒后生活又难以自理。汤一介对此有如下一段感慨：

父亲的学术成就主要是在1949年以前取得的，这之后他就没有写出过像样的学术著作。你这个看法我很认同，实际上，如果你认真地来看，1949年之后不仅是父亲一个人，而是一批老学者都没有写出过比较好的著作：冯友兰先生的学术地位是由解放前的《贞元六书》奠定的，解放之后的著作包括《哲学史新编》都没有超越他以前的东西；金岳霖先生的《论道》和《知识论》也是在1949年以前完成的，之后的东西甚至都走错了路，他在《逻辑学》中说逻辑有阶级性到现在恐怕要成为学界的笑话，虽然这怪不得金先生。思想改造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是一种伤害，让他们不再说真话了，在学术上也就没有办法前进了。（汤一介口述、陈远撰文《汤用彤：后半生的恐慌》，刊《新京报》2004年5月18日。）

这里，汤一介强调，对于一个学者来说，“说真话”是学术前进的“办法”。而“讲真话”的外在环境是学术自由。相同的情况是华罗庚。王元在《华罗庚》一书中引用海外学者贝特曼的说辞：“华罗庚在美国借以成名的绝大多数研究是他在1950年回中国之前做的。”

近年来，我一直在档案馆阅读、写作，在多卷本《民国学志》的“重述历史”中，我用的是第一手直接材料。历史现场冰冷的档案里，藏着敬意与温情。我敬畏汤用彤与胡适之间的这道“坎儿”，虽不同时代，却感受到了他们同样的冷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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