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ving to Tell the Tale》快乐的小翻译

siwei • 2024-08-14 19:27 • 杂文

封面是作者童年照

加西亚马尔克斯一个聪明可爱又英俊的老头

2018年1月28日开始，每天只要有时间，就看写出《百年孤独》的文学诺奖获得者加西亚马尔克斯写的英文版《Living to Tell the Tale》书一点点，然后翻译出来，这件事，始于兴趣，信于语言，雅于文字，悦于精神，静于内心，却，终于变故。

爱情，是世界上古今中外无数文学作品里永恒的主题。性欲，精神，灵与肉的吸引，永远都有讲不完的故事。加西亚马尔克斯也是这方面的大师级人物。

虽然从生物学意义上来说，爱情不过是因为人类中优秀的异性相吸，真正发自内心深处的自然双向奔赴，而导致大脑内的各种化学成分，苯基乙胺、多巴胺、内啡肽、催产素、肾上腺素等荷尔蒙分泌出来后产生的剧烈生理反应，也有人说，看似利他主义的爱，其实是为了种群的繁衍。

之前翻译的那部分记录于下：

乱译: 我妈让我跟她一块去卖房子。那个早上她从遥远小城的家里赶过来，还不知道咋住才能找住我。她在附近问了几个熟人，人家告诉她，到梦多图书馆找我，或者临近的咖啡馆，那是我每天去两次跟作家朋友们拍话的地方。然后那人还警告她说，小心点，因为他们都是疯子样里。她就带着十二分狡猾来了。从满是书的架子里面，她不吭一声的偷偷走过来，站到我跟前了。用她那美好时光里的顽皮微笑，看着我的眼睛，还木有等我反应过来，就说，我是你妈。

我一眼就认出来，她有点变化了。她四十五岁了。算上她的第十一次生育，她花了十年的时间生娃，又花了另外十年带娃。时间久了她头发也变得灰白了，她双光眼镜后面的眼睛看起来更大，也更不安。她着装严谨，因为她母亲的去世而穿着深色的丧服，但是仍然保持着罗马美人她婚礼时的那种形象，现在有一种已过中年的庄重感。但是一开始，甚至还木有来得及拥抱我，她就用习惯性的礼节用语说，

“我来找你请你跟我一起去卖房子。”

她木有跟我说哪一套，或者哪的，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套房子:外公外婆在阿卡塔卡的老房子，我有幸出生的地方，只是八岁后就再也没住过了。我落下了法学院的功课，因为六个学期基本上全部用来读我能找到的书，还经常回忆背诵西班牙黄金时代那些不重样的诗歌。我已经读过并翻译了些借来的读物，所有的书我都必须理解作者的精髓，并且在报纸副刊上发表了六个故事，赢得了朋友们的极大兴趣和一些评论家的注意。接下来的那个月我就满23了，已经过了服兵役的年纪，还经验丰富的得了两次淋病，每天我都抽烟，还木有觉得不好，六十支粗制烟。空暇时间都在哥伦比亚加勒比海沿岸的巴兰奎拉和卡吉那之间，给萨尔瓦多报社写写每日评论维生，过的像个国王，反正聊胜于无，晚上还碰巧在最好的公司里睡觉。好像愿望不够强烈，生活也不够糟糕，一群形影不离的朋友和我计划在没有资金情况下出版一个激进的杂志，就阿方索丰马约尔过去三年里一直准备的。谁还能有再多的欲望？

因为穷而不是品味的原因，我预见到以后二十年的造型:乱蓬蓬的胡子，东倒西歪的头发，牛仔裤，花衬衫，还有一双清教徒的凉鞋。在一个黑漆漆的电影院里，我认识的一个姑娘，不知道我在旁边，她跟别人说:“可怜的加比托注定要失败。”意思是，我妈来找我让我去跟她卖房子，我怎么也不能不说我愿意。她跟我说她钱不够用，而且很失望我只说我会负担我自己的开销。

我工作的这家报社，也不可能搞定这事。写个每日评论他们付我3比索，要是正式员工不在的话写个社论他们付我4比索，但这还算让我勉强维持生活。我想借钱来着，但是经理提醒我我还欠人家50多个比索。那个下午我被内疚感折磨的不行，因为木有一个朋友有能力帮我。在书店旁边的哥伦比亚咖啡馆门口，我找上了德雷蒙温耶斯，一个老加泰罗尼亚教师和书商，问他借10个比索，可他也只有6个。

当然，我妈和我，都木有想到，这个简单的两天之旅会这么有决定性意义，以致这最漫长又最用心的人生都不够我讲得完。现在，我已经过了75年的光阴，知道在职业生涯规划中最重要的选择就是成为一个作家。也就是说，我全部的人生。

青春期之前，对未来的记忆比过去的更有趣，所以我对故乡的追忆并木有因为乡愁而更理想化。我记得是这样:一个人人都互相认识的适合生活的好地方，位于一条清澈的河岸边，里面有一河床的光溜溜的石头，又大又白好像史前巨蛋一样。十二月里，黄昏时分，雨后空中仿佛钻石出现的时候，内华达德桑塔蒙塔群山和白色的山顶看起来好像要冲下来到河另一边的香蕉种植园去一样。在那，可以看到成群结队的阿拉瓦印第安人像蚂蚁一样在山脊的峭壁中穿行，他们背上驮着大袋的生姜，还嚼着古柯球，就这样谋生。还是小孩的我们，做梦都想用不会化掉的雪揉成雪球，在炙热烘烤的街上打雪仗。因为实在是热的非同寻常了，特别是在午休时间，就连大人们都当成每日意外一样抱怨着。从我出生那天起，就一遍又一遍的听说，火车沿线和水果联合公司的营地里，都是夜里干活，因为白天太阳把工具晒的太烫手都木有办法拿起来。(南半球12月是夏季)

从巴兰奎拉到阿拉卡塔卡的必经之路上，要乘破旧的汽车从一条殖民时期奴隶们劳动挖开的狭窄的道路出发，然后越过西纳嘎，一片巨大的泥泞沼泽，一滩死水，到达那个神秘的也叫西纳嘎的小城。在那你可以乘乡下最好的白班火车出发，走完旅程的最后一段，穿过广袤的香蕉种植园，还要无聊的停好多次，在又热又脏的村里，还有那些沙漠车站。我和我妈在狂欢节前夕，1950年2月19日，星期六晚上7点开始动身这趟旅行，还冒着一场反常的暴风雨，花了32比索，应该够我们到家了，如果那个房子还没有以她之前预估的价卖出去的话。

那天晚上，信风真是强悍，整得我费了好大劲才说动我妈去上船。她那会儿可不理智了。那是个大船上的小艇，从新奥尔良出发的，就是个简陋的低仿轮船，还有汽油马达整得甲板上全是蒸热蒸热的，还抖个不停。被钩子吊起来的高高矮矮的吊床们组成了一个小沙龙，人们带着随身行李挤到了木质长椅上坐着，有成捆的货，成箱的鸡，甚至还有好些活猪。还有一些令人窒息的船舱，每个里面都放了两个行军床，在路上几乎一直被提供紧急服务的穿得寒酸的小神女们占着。然后就一直木有空着的船舱了，我们没带吊床，我妈和我抢占了两个中间过道里的铁椅子，打算在那过夜。

怕啥来啥，我们过接近入海处的有海洋性气候的麦格德林纳河时，她怕的飑(这是啥)袭击了这艘冒失的船。在港口我买了卖的可多的最便宜的烟，就那种黑色的烟草，用便宜的纸卷起来包装的那种，还像那段日子一样吸着，一根烟快完了就用这烟屁股点着下一根，我重读了八月之光:那段时间，威廉姆福克纳就是我最忠实的守护恶魔。我妈握着她的念珠串，仿佛这是一个绞盘，能升起一台拖拉机或是空中的飞机一样，一如往常她不为自己只为她的十一个孤儿求长生不老那样。还别说，她的祈祷真是管用了，当我们入港的时候，雨变小了，风也没那么大了，整得连个蚊子都撵不走。我妈收起来她的念珠串，默默得观察了我们周围的混乱生活好久好久。

她出身平平，却成长在一个盛极一时的香蕉公司，所以她最起码保留了富家千金所应有的良好教育，在桑塔莫塔(好长又望而生畏的西班牙语)**学校上学。圣诞假期里，她和朋友们刺绣，在慈善义卖中演奏击弦古钢琴，并且，由一个姨妈陪伴着，出席了一个当地保守的贵族举办的纯粹的舞会，之前一直待字闺中，后来违抗父母之命，嫁给了城里的电报员。从那时起，她的最耀眼的美德就是一种幽默感和铁一样的身子骨，就算在她以后的漫长人生历程里各种突如其来的苦难也打败不了。但是她最令人惊奇的特点，也是那时最让人想不到的，就是她以精湛的技巧把她那强烈的个性隐藏了起来，真是一个完美的狮子座。这些都让她养成了女当家的魄力，甚至把家当到了最意想不到的地方最远的事物那里，就像一个行星系一样，她控制着厨房，几乎眼都不眨一下只用平淡的声音，就让盛着豆子的锅开始咕嘟起来。

看着她心平气和的忍受这场可怕的旅行，我扪心自问，她是怎么有能力蔑视那么些迅速主宰她的贫穷和不公。那个糟糕的夜晚考验了她的极限。嗜血的蚊子，稠密的热浪，河道淤泥令人作呕的恶臭，夹杂在一起，经过的时候阵阵袭来，拥挤人潮中连座位都找不到的乘客们失着眠，狂躁的来来回回的走着，所有这些都看起来要磨去所有的耐性。我妈厌倦了一切，入定的坐在椅子上，这时那些被雇来的姑娘们，打扮成男人或者本地土包子的模样，在临近的船舱里收获着狂欢节的果实。其中一个从挨着我妈椅子的那间舱房里进进出出好几次，还总是和不同的客人在一起。我以为我妈木有看到她呢，但是在不到一个小时里，她第四次或是第五次进出的时候，她用同情的眼光看着走道最里面的她。

“倒霉催的，”她叹口气说道，“她们靠这个维生比工作还要糟。”

这事一直持续到了午夜，当过道里不可忍受的晃动和微弱的光整得我读不下去书的时候，我坐到了她旁边吸烟，尽力让自己从约克纳帕塔法镇(威廉姆福克纳作品中的小镇)的流沙中释放出来。带着我不用学也能在新闻界和文学界谋生的想入非非的愿望，这年前我就离开大学了，被我读到且确信的乔治伯纳德肖(这是萧伯纳吧)的这句话鼓舞着，“从很早的时期，我就中断了在学校的学业了。”不能跟任何人商量这事，因为我感觉，我解释不出来为啥这么做，那些理由只对我自己有用。

努力说服我父母同意这种极蠢的想法，特别是在他们对我寄予厚望，而且给我投入了超出他们能力的金钱付出时，就是在浪费时间。特别是我爸，他什么都可以原谅我，除了我不能把他不能拥有的大学学位证书挂到墙上这件事。我们的通信也中断了。大概在一年后，我还在计划着找他，解释一下我这么做的原因，这时我妈出现了，还让我跟她一起去卖房子。但是她在那个午夜之前，木有提到过这个话题。在船上，当她领悟到，仿佛是上天的旨意让她最后找到了合适的机会来告诉我，毫无疑问，这次旅行的真正原因。然后她开始以那种语气和态度，和很久之前她还木有动身时的失眠孤独夜里酝酿好的准话，

“你爸爸很伤心，”她说。

然后就是，我怕的要命的这种折磨。她开始跟以前一样，就是你最不想的那种，用那样语重心长不容置疑的调调。只不过出于例行公事的原因，即使我很知道这个答案，我还是问:

“为啥啊？”

“因为你离开了学业。”

“我木有离开啊，”我说，“我只不过转行了。”

较真到底的想法慢慢在她的情绪里占了上风。

“你爸爸说那都是一回事，”她说。

明知道自己只不过是故作镇定，我还是告诉她:

“那他以前也不学习了，跑去拉小提琴。”

“那可不一样，”她可快活的回答，“他只在派对上和心上人的窗下拉小提琴。就算他不再学习，也是因为他都木钱吃饭了。但是不到一个月他就学了电报技术，那可有好的职业回报，尤其是在阿拉卡塔卡。”

“我也能养活自己，给报社写文章，”我说。

“你这么说是不想给我丢脸，”她说，“但是在外面谁都能看出来你到底啥样。这么挫，整得我在书店看见你都认不出来是你。”

“我也木认出来你，”我跟她说。

“那可不是因为我也挫，”她说，“我以为你是个要饭的。”她看着我的破凉鞋又来一句:“连个袜子都木有。”

“那样更得劲儿，”我说，“两个衬衫，两套大裤衩:你可以穿一个洗一个，还需要啥啊？”

“还有点自尊里，”她说。但是说着她还是马上语调软了下来:“我跟你说这些还不是因为我们真的爱你。”

“我知道，”我说，“但是告诉我:在我那儿的时候咋不说？”

“我不说，”她说，“如果这意味着让我的父母难过。”

回想起她连结婚都不顾家里反对的倔强，我笑着说:

“那你敢看着我的眼睛嘛。”

但是她避开我的目光，黯淡了，因为她跟明镜似的知道我在想什么。

“我是得到了父母的祝福才结的婚，”她说，“就算不情愿，我也准你，但是我已经得到祝福了。”

她中断了讨论，不是因为我把她吵败了，而是因为她想去洗手间，但她信不过那儿的卫生情况。我问水手长再找个干净点的地方，但他说他自己也是用那公厕。可以推论出，他好像已经读过了康拉德:“在海上我们都是平等的。”所以我妈也服从了这个平等的法则。出乎我的担心，她出来时带着掩饰不住的笑容。

“你能想象嘛，”她对我说，“如果我带着花柳病回去，你爸爸会怎么想。”

有时候，午夜之后我们被耽误三个小时，因为海底生长着成团的海葵搅慢了螺旋桨，船在一大丛红树林边搁浅了，然后很多乘客不得不靠岸，用他们吊床的绳子来把船拉走。潮热和蚊子越来越折腾人，我妈断断续续的打着瞌睡不理这些，她这点在家里出名了，这可以让她能一边休息一边也不会错过聊天内容。当我们继续航程时，开始吹起了一阵清新的微风，她就清醒大半了。

“不管怎样”，她叹了一声说，“我总得给你爸爸带回去个说法。”

“别担心了，”我同样天真的说，“十二月份我就自己回去跟他解释所有的事。”

“从现在起那还得十个月，”她说。

“嗯，毕竟，现在准备今年大学的啥事都太晚了。”我告诉她。

“你真的承诺你会回去？”

“我承诺。”然后我第一次发觉她声音里有种紧张:

“我能告诉你爸爸你打算答应了吗？”

“不行，”这是我斩钉截铁的回答。“你不能。”

很明显她在找另一个突破口。但是我不给她机会。

“那我还是马上告诉他全部的事情更好点，”她说，“这样才看起来不像个骗局。”

“行吧，”我松口气说，“告诉他吧。”

我们到此为止了，不了解她的人可能会认为已经结束了，但是我知道这只是她要透口气的暂停而已。没多久听起来她就睡着了。一阵轻风吹走了蚊子，还带来了充满花香的清新空气。然后，这艘船就获得了帆船的那种魅力。

我们陷到了超大一片沼泽地当中，在格兰德(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一条河)沼泽地，我童年的另一个神话世界。我曾经从这儿穿过好几次，那是我爷爷尼古拉斯瑞卡多马尔克斯梅嘉上校——他的孙辈们都叫他雷洛爸爸(papalelo，参见寻梦环游记里的mamacoco)——带着我从阿拉卡塔卡去巴兰奎拉看我父母的时候。“你不能害怕沼泽，而必须要顺着它们，”他告诉我，说到它的水域不可捉摸的感觉，表现得就像不是一个池塘就是一片桀骜不驯的大海一样。在雨季里，因为暴雨的仁慈，它们才从山崖里冲下来。从12月到4月，都以为天气变得稳定了的时候，特别强劲的北风又袭了过来，使得每一个夜晚都是在冒险。我的外婆，川奎丽娜英格拉米娜，除非有可怕的紧急情况，不然才不会冒险穿越这儿，在一场恐怖的旅程后，他们不得不寻找避难所，然后在里奥弗里奥口一直等到黎明。

那个夜晚，我们幸运，那儿还是条河。破晓之前，我到船头的窗边透口气，飘在水面上的渔船们的灯火好像星星一样。它们多得数也数不清，看不见人的渔民们互相说话时好像在打电话，因为他们的声音在沼泽地的边上传出了一种空灵的回音。这时候我倚在栏杆上，在山崖的轮廓上，忽然间，深深地觉察出，头一次，怀旧之情袭上了心头。

那一天夜里就像这样，当我们经过格兰德沼泽地的时候，雷洛爸爸把我留在船舱里睡觉，然后去酒吧了。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时候，透过船舱里锈迹斑斑的风扇嗡嗡声和金属条发出咔哒咔哒的声音，人群传来了又粗又沙哑的吵吵声，把我惊醒了。我那时还不到五岁，很害怕，但是一会儿就又安静了下来，所以我都以为这只不过是场梦。第二天早上，等我们已经到沼泽地码头的时候，我爷爷正在站着用直剃刀刮着脸，门开着，镜子就在边框上挂着。看来记忆确有其事:他木有穿衬衫，但是背心外却穿着他那永远弹力十足的吊裤带，宽宽的还带有绿色的条纹。他一边刮着脸一边还跟一个我到今天都能一眼认出来的人说着话。他有乌鸦那样独一无二的外形，右手上还有个水手的纹身，脖子上还挂着好几条结实的金链子，还有好几个手镯，都是金的，也都在手腕上。我穿戴好坐在床上，穿上我的靴子，这时这人跟我爷爷说：

“一秒也别犹豫，上校。他们就是想对你下手，把你扔到河里。”

我爷爷笑了，也木有停下刮脸的手，以他那特有的傲气回答：

“他们还算明白，连试都没试。”

只有在那时我才明白前一夜的喧嚣，也很被震撼到了，竟然有人想把我爷爷扔到沼泽地里去。

意外的是，在打算陪我妈卖房子的那个黎明，关于这段不可解释的插曲的追忆触动了我，然后对着山崖上在第一束太阳光的照耀下闪着蓝光的雪，陷入思索中。在河道里的耽搁让我们在光天化日之下，看见狭窄如木杆那样的明晃晃的沙滩把大海和沼泽地分开了，沙滩上还有一些渔村，在外面的太阳地里晾晒着渔网，又瘦又脏的小孩们正在踢着用破布做成的足球。使人震惊的是，还能看到在街上有相当多的胳膊残缺的渔民们，只是因为他们木有及时扔掉成捆的炸药。当船经过这里的时候，小孩们开始跳到水里去只为捡那些乘客们随意丢给他们的硬币。

大概在七点我们在一个离西尼嘎木多远的有瘟疫的地方抛锚了。一队搬运工人跪在泥里，把我们抱在他们的怀里，抱到码头上，从在烂泥里转着圈翻腾着争夺那些不可言表的脏东西的美洲鹫里穿过去。我们在码头上坐在桌子旁边，从从容容的吃着美味早餐，那是沼泽地里出产的银鲈鱼和切成片的油炸绿叶车前草(不知道是啥)，这时我妈又开始她在个人争端中的咄咄逼人了。

“那，跟我一次说完，”她说，也不往上看，“我该怎么跟你爸爸说？”

我装傻，好尽力给自己争取点时间去思考这事。

“啥事？”

“他就只关心这一件事，”她有点生气的说，“你的学业。”

也是我运气好，有一个冒冒失失的用餐的家伙，对我们俩之间这种紧张的对话很好奇，想知道我的理由。我妈接下来立刻反应的，不只是吓到我还惊到了我，因为她像个带着羡慕嫉妒恨来监视自己私生活的女人一样。

“他想当个作家，”她说道。

“一个好作家能挣可多钱，”那人非常严肃的回答，“首要的是他得能给政府打工。”

我不知道是我妈自己决定要换个话题，还是怕跟这个突然加入的聊天者吵起来，不过结果是他们俩都互相同情起来，为着我这一代的不可捉摸和他们都共享的故土情回忆。最后，随着说起几个都相互认识的人的线索，说着说着他们还发现了我们跟寇茨、英格拉两个家族都有渊源。在那段时间里，我们在加勒比海岸遇到的人里边，三回都有两回是这样，所以我妈一直都很庆贺这事，好像是个不同寻常的大事一样。

我们乘坐一辆只有一匹马拉着的四轮折篷马车去火车站，可能这种最后的传奇队伍在世界其他地方都已经灭绝了。我妈在思考中茫然了，一直看着出现在港口污水坑里被硝酸盐煅烧的干旱平地沉入了地平线里。对我来说这是个有历史纪念意义的地方:我三四岁大的时候，有一天第一次去巴兰奎拉旅行，爷爷拉着我的手穿过燃烧着的荒地，走的很快也不告诉我要去哪，然后就，毫无预警的，我们发现面前就是一片正在吐着泡沫的广阔延展的绿水，那还有一个全部都是浮浮沉沉的鸟们的世界。

“这是大海，”他说。

可是很快我就不再着迷了。我问他海滨的另外那头都有啥，他不假思索的回答:

“那一头没有海滨。”

今天，来来回回的见识过了这么多的大海，我仍然觉得那是他最棒的解答之一。无论怎样，我幼时对于大海的印象里是木有那样肮脏污秽的水和被硝酸盐给覆盖满了的海滩，腐烂的红树林枝桠乱七八糟的缠绕在一起，还有尖利的贝壳碎片，这简直不可能去走一走。真是可怕。

我妈一定也对西尼嘎的大海有些同样的看法，因为她一从车厢里出来看见这片海出现时，就叹口气说:

“再也木有像锐欧哈查那样的大海了。”

在那个时候我告诉她那些浮水海鸟的记忆，就像所有的成年人那样，她认为那不过是童年幻觉。然后她继续注视着沿途的每个地方，我也知道她在沉默中想法有了改变。我们在铁路轨道的另一边经过了红灯区，都是木有颜色的房子和生锈的屋顶，还有来自帕拉马里博(苏里南首都)的老鹦鹉，它们站在吊在屋檐下的环上，还说着葡萄牙语拉着客。我们到火车头那时路过洒水场，那儿有好大好大的铁屋顶，候鸟们和迷路的海鸥们借这儿睡觉。我们在这个城市边缘转了一圈，没有进里面，但是我们看到的很广阔，荒无人烟的街道，还有以前的带着从天花板到地面的大落地窗那种金碧辉煌的平房，那里还有从黎明就开始的停不下来的钢琴练习。毫无预警的，我妈伸出了手指:

“看，”她说道，“那是世界的尽头。”

我顺着她手指着的方向看到那车站了:一个剥了皮的木头造的楼，有着倾斜的锡制房顶，还有运转着的站台，正前面是个可怜巴巴的小广场，大概容不下超过两百人。这就是那儿，我妈有天告诉我的，1928年军队就在那里杀了不知道具体数目的香蕉工人。我了解那个事件宛若亲历过，打我记事起就听爷爷来来回回重复讲了上千遍：士兵读着宣布那些罢工工人为违法团伙的判决；三千个男人，女人，和孩子，军官给他们五分钟时间从广场上散去，但是他们都站在灼热烈日下一动不动；下令开火了，咔哒咔哒响的机关枪像是烧白热了一样疯狂的扫射着，人群陷入了恐慌之中，因为他们渐渐被那个训练有素又贪得无厌的劲旅之剪给砍倒了。

火车应该在早上9点到达西尼嘎，接上那些顺着山脊下来的船里出来的乘客，又在一刻钟后继续进入香蕉林区深处。我妈和我在8点就赶到了车站，但是火车晚点了。当然，我们还是唯一的乘客。她一进空车厢里去就意识到了这点，然后还以庆祝节日般的幽默宣称：

“真奢侈！整个火车都是为咱俩特意开的！”

我始终认为那只不过是为了掩饰她的失落而刻意装出来的兴致，因为车厢里的情况还真是一看就瞧见的年久失修。这是老旧的二等舱，但是木有藤条椅子或那种能升降的窗玻璃，只有被穷人们那温暖，朴实的屁股磨得发亮的木质长凳。对比一下之前的情形，不仅是这个车厢，简直整个火车本身都是个幽灵。火车曾经有过三种车厢。三等车厢，最穷的人们乘坐，由一些厚木板组成的曾经用来运输香蕉或是待宰牲口的货车车厢构成，只用带毛刺的生木头做成的长凳改成了拉人的车厢。二等舱有藤条椅子和青铜装饰。一等舱，为政府官员和香蕉公司的经理们准备，走廊里有地毯，用红色天鹅绒罩上的椅子，还能换座位。当公司的头儿要旅行，或是一家出动，或是和他那引人注目的客人们一起，列车的首尾都要整个豪华车厢，窗户用遮光玻璃，还有金光闪闪的飞檐和一个有几个小桌子的露天台子，可以在旅程中喝喝茶。我从来木有遇到过见过这个难以想象的车蓬里头的简单的凡人。我爷爷当过两次市长也视金钱为粪土，但是他只有在跟女性亲属同时旅行时才选择二等舱。然后有人问他为啥出行坐三等舱，他就会回答:“因为木有四等舱。”然而无论如何，从前那列火车留下最记忆深刻的一面就是准时准点。城里的大时钟就是个口哨而已。

那一天，因为种种原因，那车晚出发了一个半小时。好不容易开始启动时，还发出缓慢又悲伤的嘎吱声，我妈划了个十字，然后突然回归到了现实中。

“这列火车需要给零件上点油了，”她说道。

我们是唯一的乘客，也许在整个列车里都是这样，而且到目前为止我一直都在百无聊赖之中。我沉浸在《八月之光》里打着瞌睡，不停地抽着烟，不过偶尔，也匆匆瞥几眼看看身后都离开哪些地方了。随着一声悠长的哨音，列车走过了满是盐碱地的沼泽，开始沿着一条狭长的明亮的能震碎骨头的红色岩石地带以最高的速度冲刺前进着，车厢里的震耳欲聋的噪音开始让人越来越无法忍耐了。但是大概十五分钟之后，列车慢下来了，驶入了有着令人窒息的静谧，凉爽又影影绰绰的的种植园里，连空气也变得稠密起来，还有再也感觉不到海风了。我不用停下阅读就知道已经进入了封闭的香蕉种植区世界。

世界变了。路两旁延伸很远都是对称的，林荫道一眼望不到头，拉着香蕉树的绿色根茎的牛车在沿着这里走。那片荒地里赫然立着一个红砖的营地，营房有粗麻布的窗户，天花板上还吊有电扇，还有在一片罂粟地里有个军队医院。每条河都有自己的村庄，还有经常突然响起鸣笛声的火车可以经过的铁桥，还有像路过的美洲西鲱那样跃入冰水中洗澡的姑娘们，还有面对那么多飞驰而过的乳房而怅然若失的旅客们。

在里奥弗里奥城有一些阿拉瓦印第安人家庭带着乡下最好吃的美味，从山崖里运出来的成箱的鳄梨登上了火车。他们小心腼腆的在车厢里进进出出想找座位，但是当火车又开始启动时候只剩下带着一个婴儿的两个白人妇女，还有一个年轻牧师。那个婴儿在后来的行程中就木有停止过哭闹。那个牧师穿着探险家一样的靴子和头盔，还穿着一个像船帆那样打着正方形补丁的粗亚麻长袍，他一讲话那个婴儿就开始哭闹，但他还像在教坛前面布道一样一直讲下去。他布道的主题就是香蕉公司回归的可能性。自从它离开后，这个地区就木有其他话题可说了，并且观点分为两派，一派想让它回来，另一派却不想，但是每个人都认为这事已经很确定了。牧师反对它，还以非常个人的争论表达了自己的态度，以至于那俩妇女觉得木有意义:

“那个公司所到之处只留下毁灭。”

那是他最初说的唯一的话，但是他却无法解释，然后到最后带孩子的妇女让他困惑了，她说就连上帝也不会同意他的。

对往事的怀恋，一如既往地，擦去了坏的回忆还放大了那些好的部分。木有人能从记忆的洪水中幸免于难。透过火车窗户你可以看到坐在自家房子门口的男人们，而且你只用看看他们的脸就知道他们在等啥。女人们在砾石沙滩上洗着衣服，还怀着同样的希望看着经过的火车。他们觉得每一个带着公文包的来访陌生人都是来自水果联合公司的重建过去者回来了。每一次相遇，每一次来访，每一封信，迟早都要宣示着圣典判决的出现:“他们说那公司回来了。”木有人知道谁说过这话，或者是什么时候说的，或者为什么这么说，但是所有人毫无疑问的相信这是真的。

我妈认为她从那些可怕的记忆当中解脱出来了，因为她断绝了在阿拉卡塔卡所有的亲戚关系，自从她父母去世后。但是梦境暴露了她。至少，当她在早餐时候有兴致回想起来，那还是跟她那对香蕉种植区的令人怀念的记忆有关。她在最艰难的时候都挺了过来，木有卖掉房子，寄希望于当那公司回来时可以把价格提高四倍。最后现实不可抗拒的压力击垮了她。但是当她听到火车上那牧师说到那公司即将回归时，她做了个沮丧的手势，还在我耳边悄悄说:

“真是可耻，我们不能再多等一段时间，要不还能把房子卖个更好的价钱。”

当那牧师还在讲话的时候，我们经过了一座城市，在沉闷的太阳下，那里的广场上挤满了看客，一个客队正在上演着活泼欢快的音乐会。所有的那些城市对我来说看起来都完全一模一样。当雷洛爸爸带我去铛奥托尼奥道垦特的新开的奥林匹亚电影院时，我注意到在牛仔电影里的火车站跟我们的车站很相像。过一会，当我开始读福克纳的时候，他小说里头的那些小城看起来跟我们的也很相像。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它们都是在水果联合公司的救世主般的灵感下建造的，还都在临时营地有着同样的暂定风格。我全都记得，包括广场上的教堂和小小的童话般的漆成原始颜色的房子。我记得成群结队的黑奴们在暮光里唱着歌，工地上的小木屋里，庄稼手们坐着休息还看着来来往往的运货火车，早上发现沟渠里有在宿醉的周六夜里在打斗中被削掉的切割工人们的头颅。我记得阿拉卡塔卡和赛维拉里那些外国佬的私人城市，就在铁路沿线的另一面，附近周围，像是巨大的电气化养鸡场，里面有金属围栏一到凉爽的夏季黎明时分就用来碳烧燕子而成黑色的了。我记得他们那由孔雀和鹌鹑组成的温和的蓝色草坪，带有红色屋顶和金属丝格栅窗户的住宅，还有在沾满灰尘的玫瑰花丛和棕榈树里的阳台上，摆着吃饭用的小圆桌和折叠椅。有时候，从金属篱笆里，你可以看到缺少活力的漂亮女人们，穿着平纹细布裙子戴着宽宽的纱帽，正在用金色的剪子修剪他们花园里的花。

即使在我的童年时期，也不容易分辨出这些小城来。20年过去甚至更难认出来了，因为带着它们那些田园诗般的名字——图库瑞卡，古玛奇图，尼兰迪亚，古卡梅亚——的木板都已经从车站柱子上掉下来了，而且它们都比记忆里更荒凉了。大概在上午十一点四十火车停到了赛维拉，在经过了漫长的十五分钟换了个蒸汽机火车头。然后又热起来了。当我们又开始走的时候，新的火车头一直在冒着黑色的煤烟，这样在木有玻璃的窗户里，这把我们都留在了黑雪中。当我们还木有注意的时候牧师和妇女们就在小城下了车，然后又加深了我的感觉，我妈和我在一列幽灵火车里单独旅行着。坐在我身边，看着窗外，她打了两三次盹，但是后来她完全清醒了，并又一次问我那可怕的问题:

“那，我该怎么跟你爸爸说？”

我想她是不会放弃，直到找出改变我的决定的突破点的。之前她曾给了一些算是妥协的建议，被我不假思索的拒绝了，但是我知道她的回心转意是不会持续太久的。即便如此，这次新的进攻还是给了我一个措手不及。准备好另一场长期无效的斗争，我显出比以前更镇定的样子回答道:

“只用告诉他我想在人生中做一个作家，并且我现在正在准备做呢。”

“他不反对你想做啥”，她说，“只要你随便拿个学位。”

她说这些的时候不看我，假装对我们的对话不感兴趣，而只顾欣赏窗外路过的那些景致。

“我不知道为啥，既然你都知道的很清楚我是不会屈服的，还这么坚持，”我跟她说。

然后她盯着我的眼睛，好奇的问:

“你咋坚信我都知道呢？”

“因为咱俩实在是太像了，”我说。

火车在一个没有城市的车站停了下来，没过多久又沿着路线经过了唯一的香蕉种植园，门上写着名字:马坎多。这个词自打小时候和爷爷一起旅行时就引起了我的注意，但是我发现只有作为成年人我才喜欢上它的诗一般的韵律。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谁说起过它，甚至也没有问过自己它是什么意思。我已经在三本书里用过它来给想象中的城市命名了，那时我正巧在百科全书上读到这是一种类似于木棉树一样的热带树，既不开花也不结果，它又轻又多孔的木头可以用来制作独木舟和雕刻厨具。后来，我在大英百科全书里发现在坦格尼喀(坦桑尼亚境内)那儿有一个游牧部落叫它马孔多，所以我想这可能就是这个词的来源。但是我从未确认过，也从未见过这种树，因此我经常在香蕉种植区里问起过它，但没人可以告诉我任何关于它的事情。或许它根本就不存在。

火车将会在11点钟路过马坎多车站，然后在阿拉卡塔卡停留十分钟。在我跟我妈去卖房子的那天，火车晚点了一个半小时。当火车开始加速的时候我正在卫生间里，破窗户里吹进了一阵又干又热的风，混杂着旧车里的喧闹和火车头那可怕的哨声。我的心脏在胸膛里跳的厉害，一阵寒意的恶心又冰镇了我的肚子。我急匆匆的出来，就像是被地震里你能感觉到的那种恐惧驱赶一样，然后发现我妈在座位上很淡定，大声说着她在移动着的窗户里看到的地方，就像人生中那些一闪而过就再也无法重现的刹那芳华一样。

“那是他们卖掉的土地，我爸曾经在那有着淘金故事，”她说。

经过基督再临派教师们的房子时，它们就像流星一般，还带着花园和门上的英语标牌：煦日普照众生。

“那是你开始学英语的第一句，”我妈说。

“不是第一句，”我告诉她，“唯一的一句。”

经过了水泥桥，还有都是泥水的水渠，来自于那些外国佬们让河流改道用来灌溉种植园的时期。

“邻居家悠闲有钱的女人们，男人们整夜整夜的跳着卡姆边巴舞，还烧着成卷成卷的钞票代替蜡烛，”她说。

长凳坐落在走廊边沿，太阳把杏树林烤焦了，我就在这里学习阅读，小蒙台梭利学校的庭院。刹那间，对这个城市的所有印象就是二月里那个明媚的星期六阳光照进了窗户里。

“车站！”我妈大声说道，“如果没人等火车这世界会怎么变啊。”

不久火车头哨声停了，慢了下来，并且停了下来开始哀悼。

第一个震撼我的就是寂静。一种决定性的寂静，我可以蒙着眼睛从世界上所有的寂静当中辨认出来。热浪的反射如此强烈，以致于你似乎看到的任何事物都是透过波浪形玻璃一样。目光所能及之处没有人类生活的迹象，无处不在那些微弱的烟尘笼罩之中。我妈在她的座位上待了好几分钟，看着死寂的城市里散落着空荡荡的街道，最后她惊恐的大声说:

“我的上帝！”

然后这就成了她下车之前说过的最后一句话。

当火车停在那的时候，我有种直觉不会全部只有我们。但是当火车拉起来之后，随着一声突然的令人心碎的哨声响起，我妈和我被遗弃在地狱般的烈日之下，然后关于那座城市所有的沉痛悲伤都落在了我们身后。但是我们谁也没有说一句话。带有锡制屋顶和流动车厢的陈旧木制车站就像我们知道的在西部牛仔故事里那种场景的热带版本。我们穿过荒芜的车站，车站里的瓷砖已经在杂草的压力之下开始开裂了，然后我们陷进了午后的瞌睡之中迟钝起来，就像是看到了杏树林的荫庇一样。

从我是个男孩起就很鄙视昏昏沉沉的午睡，因为我们不知道能干什么。“安静点，我们睡觉呢，”睡觉的人一点都不清醒的咕哝着。商店，公共机构，还有学校，都在12点就开始关门了，将近三点才会再开门。屋子里面一股飘忽不定的懒洋洋感觉。有时人们无法忍受就把吊床绑在庭院里或是杏树林树荫里的椅子上，还在大街的中间坐着睡觉。只有车站对面的旅馆，包括里面的酒吧和台球室，以及教堂后面的电报局仍然开着门。我记忆里的一切都是完全相同的，甚至更小更破，还被宿命的风暴给弄错位了：腐朽的房屋本身，锡制的被锈出小洞的屋顶，河堤上破败的花岗岩长凳，还有凄凉的杏树林，所有的这一切都被看不见的烟尘给美化了，以致蒙蔽了眼睛，煅烧着肌肤。在火车轨道的另一面，香蕉公司的私人乐园，光秃秃的电网篱笆，是一大片没有棕榈树的灌木丛，罂粟地里残缺的大片房屋，还有被火烧毁的医院的碎石瓦砾。在我心里，那里没有一扇完整的门，墙上有个裂缝，人迹罕至，也找不到超自然的力量作用。

我妈挺起笔直的身子轻轻的走着，丧服裙子里几乎没有出一点汗，在这绝对的静谧里，但是她作为普通人的苍白脸色和尖锐的侧影显示出她内心深处发生了什么。在河堤的尽头我们发现了第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小个子女人，带着穷苦的状态，出现在雅克布百拉卡亚的拐角处，她拿着一个戴着不合适的盖子的小锡镴罐子从我们身边走过去，还有标志性的脚步的节奏。我妈不用看她就低声说：

“这是维塔。”

我能认出来她。从她还是个小姑娘时就在我祖父母的厨房干活，而且无论我们变化多么大她都能认出来，如果她能屈尊看一下我们的话。但是并没有：她在另一个世界里走着。即使在今天我也问自己，维塔是不是在很久以前的那天没有死去。

当我们走到拐角时，烟尘透过我的凉鞋编织带子烧到脚了。被遗弃的感觉变得无法忍受了。然后我看看自己，又看看我妈，就像我看到的一样，那时我还是个男孩，那个窃贼的母亲和妹妹，玛利亚康苏埃格拉，一周前用一把枪就杀死了他，当他想要破门而入闯进她家的时候。

夜里三点，有人从外面使劲推临街大门的声音惊醒了她。她连灯都不点就起来，从衣橱里摸索出一把古色古香的自从千日之战后就再也没人用过的左轮手枪，并且在黑暗里发现不仅是大门的地方而且确切的位置是在门锁的高度。然后她两手握枪瞄准，还闭上眼睛，再扣动了扳机。她以前从来没有开过枪，但是这次射击穿过门正中目标。

他是我见过的第一个死人。早上7点我去学校的路上经过时，尸体还在人行道上一片干了的血迹里躺着，脸已经被子弹毁了，子弹从鼻子进去，把鼻子打碎了，再从一只耳朵里出来。他穿着一件水手的彩色条纹体恤衫和一条普通的长裤，腰间用绳子代替腰带，并且还光着脚。在他旁边的地上，他们发现了自家制的撬锁工具，他就是用这个想撬开锁的。

城里的大人物们来到玛利亚康苏埃格拉家里，对她杀死窃贼致以哀悼。那个夜里我跟着雷洛爸爸也去了，我们发现她正坐在一个来自马尼拉的扶手椅上，看起来就像是一只巨大的柳条孔雀，她被朋友们的热情包围着，大家都在听她已经重复讲了一千遍的故事。人人都同意她完全是被纯粹的惊吓到开了枪。那时候我爷爷问她开枪之后有没有听到什么，然后她回答一开始她听到非常非常安静，那时撬锁工具掉落到水泥地上发出的金属声音，然后是一声微弱的，痛苦不堪的声音：“妈妈，救我！”玛利亚康苏埃格拉，看起来，之前还没有意识到这种心碎的悲恸，直到我爷爷问她那问题后，只有那时候，她才瞬间潸然泪下。

这些都发生在一个星期一。接下来一周的星期二，在午休间隙，我正和路易斯卡梅伦科瑞，我人生中的老铁朋友，玩的正起劲呢，在到点之前被睡醒的人惊到了，就看向窗外。那时候我们看到空荡荡的街道上有一个穿着保守丧服的女人和一个大概十二岁的女孩，女孩拿着一束用报纸卷着的已经枯萎的花。她们撑着一把黑色雨伞，用来遮蔽烈日，还有可以无视那些经过她们身边的人们无礼的注视。她们是那个死去的窃贼的母亲和小妹妹，在去为他的坟墓献花。

这一幕场景困扰了我很多年，就像一场孤梦一样，整个小城都从窗户里看到了她们经过的身影，直到我有能力在我的故事里为此祈祷除去梦魇。但是事实是我没有变得意识到这个女人和女孩的戏剧性，或是沉着冷静的品质，直到那天我跟我妈一起去卖房子，并且很惊讶还在同样一个致命时刻走上了同一条空荡荡的街道。

“我觉得好像我就是那个贼，”我说。

我妈不理解我。事实上，当我们经过玛利亚康苏埃格拉的房子时，她连看都没看那扇门，其实你都能看见门上还有用木头修补的子弹孔。多年后，回想起跟她的这次旅行，我确信她是记得这场悲剧的，但是她宁愿从灵魂深处将其遗忘。更明显的是，我们经过了那个出名的比利时人唐艾米利欧住过的房子。他是个老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里两条腿废掉了，就在诺曼底的水雷区里。在一个五旬节派的星期日，用金氰化物的芳香烟气逃脱了回忆带给他的痛苦折磨。我那时候还不到六岁，但是记得就好像是昨天才发生一样，早上七点这个新闻引起的震撼。那是令人如此记忆深刻，以致当我们回到城里卖房子的时候，我妈终于在二十年后不再保持沉默了。

“可怜的比利时人，”她叹了一口气说，“就像你说的那样，他再也不能玩国际象棋了。”

我们的目的是直接去房子那。但是当我们离差不多一个街区那么远时，我妈停了下来并毫无预警的拐弯了。

“我们最好走这边，”她说。我想知道为什么这么走，她回答:“因为我害怕。”

这就是我如何认识到自己极度厌恶的原因:那是因为恐惧，不只是要面对自己灵魂深处的可怕回忆，而是恐惧一切的一切。我们走完了一条平行的街道，绕了一个道只为意图避开经过我们的房子。“我没有勇气见到它，如果不先跟人聊聊的话，”后来我妈这么告诉我。她也是这么做的。差不多是拽着我一起，她不跟我说一声就进了阿尔弗雷多巴博萨医生的药房，离我们房子不到一百步的拐角处房子。

埃德里安娜波杜果，那个药剂师的妻子，正完全沉浸在她的原始手工家庭缝纫机的活里，一点也不知道我妈站在了她面前，我妈几乎是耳语般的小声说:

“姐们。”

埃德里安娜往上看了看，她的眼睛在厚厚的远视镜镜片后看起来精妙深奥，这时她摘掉眼镜，犹豫了片刻，发出一声呜咽，胳膊张开了很大:

“嗨，姐们！”

我妈已经在柜台后面了，沉默不语的她们含泪拥抱着。我杵在柜台另一边瞅着她们，也不知道该干嘛了，只是确信已被，在我自己的人生里发生的，这个永恒的，无可挽回的，长长的拥抱和无声的泪水给震撼到了。

药房在香蕉公司还在的那个时期，是很重要的，但是现在柜橱空空的，只剩下些破旧的瓶瓶罐罐，就是那些有镀金字母标志的瓷壶。缝纫机，制药用的天平，节杖，摆还在晃动的钟，希波克拉底誓言的油毡浮雕版，快要散架的摇椅，所有这些我在孩童时期就见过的还是那些，就在同一个地方，但是随着时光的腐蚀而变样了。

埃德里安娜自己也是个牺牲品。尽管她穿着一条有热带特色的大花裙子，就像她以前一样，你几乎察觉不到任何冲动和危害，所以这让成熟的她分外出名。我在后来的生活里继续回想，带有一种不详之感的，关于她的唯一完整的事就是缬草(应该是猫薄荷)的气味让猫咪们发了疯。

当埃德里安娜和我妈的泪水都干了的时候，我们听到一阵短促沉重的咳嗽声从薄木的隔断后传过来，就在店后面跟我们隔开的那里。埃德里安娜从那时就恢复了些神色，对隔断后面说起了话。

“医生，”她说，“猜猜谁在这。”

从另一边传来了刺耳的声音，一个不友好的男人毫无兴致的问:

“谁？”

埃德里安娜没有回答，而是示意我们进到后面的房间里。童年时期的恐惧让我当场就迈不动腿了，嘴里都是满满的怒气冲冲的唾沫，但我还是跟我妈一起进到这个拥挤的地方了，这里曾经是药房的实验室，已经被改造成一个临时卧室。那是阿尔弗雷多巴博萨医生，比世界上所有的老人，陆地上和水底下所有的动物，都还要老，仰面躺在他那永恒的大麻吊床上，没穿鞋，穿着他那传奇的原棉睡衣裤，看起来就像个忏悔者的短袍一样。他正盯着天花板，但是当他听到我们进来时，把头转了过来，清澈的黄色眼睛定定的看着我们，直到他最后认出了我妈。

“路易莎圣提亚歌！”他叫道。

他带着一种旧家具般的疲倦感，端坐在吊床上，完全变得热情起来了，迅速用他炽热的手抱紧我们致以问候。他注意到我的惊讶，就告诉我:“我已经烧了一年了。”然后他离开吊床，坐在床上，一口气跟我们说了起来:

“你们都想象不到这个城里彻底变成了啥样。”

单就这一句，就概括了整个人生，足够让我看到他一直以来的身份:一个悲伤，隐居的人。他高，瘦，有一头漂亮的头发，金属色，修剪的很整齐，还有一双炽热的黄色眼睛，那是我童年时期最害怕的恐怖。下午，从学校回家的路上，我们会跑到他卧室的窗户边，被这种恐怖的魅力吸引着。那时候，他在吊床上为了散热摇摆的特别厉害。游戏包括盯着他看，直到他发现我们在那，然后就毫无预警的用他那炽热的眼睛看着我们。

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差不多五六岁，一天早上我和同学们鬼鬼祟祟的溜进他家后院，去偷他家树上的大芒果。那时院子一个拐角里的厕所的木门打开了，他出来了，系紧了他的亚麻衬裤。我见了他像见了来自另一个世界的鬼一样，他穿着医院的白色长睡衣，面色苍白，瘦骨嶙峋，还有那双黄色的地狱之犬的眼睛永远都在盯着我。其他人都从开着的篱笆口逃走了，只有我被他一动不动的目光给盯的石化了。他瞪了几眼我刚从树上拉下来的那些芒果，伸手指着我。

“把这些还给我！”他命令道，还非常轻蔑的上上下下的打量着我：“悲惨的后院小偷！”

我把那些芒果扔到了他的脚下，怀着恐惧逃跑了。

他是我私人的可怕幽灵。如果我是一个人，我会走远一点也不去经过他的房子。如果跟大人一起，我还敢鬼鬼祟祟的往药房望一眼。我会看到埃德里安娜正在柜台后面的缝纫机旁边服着人生的徒刑，我也会从卧室窗户里看到他正在大力的摇晃吊床，光这一幕都够我毛骨悚然了。

他于本世纪初来到城里，是那些数不胜数的穿过拉瓜伊瓜边境，成功逃脱胡安文森特戈麦兹的残暴专治中的委内瑞拉人中的一员。这个医生可能是第一拨被对立的双方势力都驱使着的人之一:他的国家的专制者的残暴统治，还有我们这里有香蕉财源的幻想。从他到来之时起，他就因为自己诊所的眼光——正如那时他们经常说起来的那样——还有他的精神上的良好风貌而获得了名声。他也是那些来我爷爷的房子最频繁的造访者之一，那里的桌子经常被摆好了也不知道要等正在火车上的谁要来。我妈是他长子的教母，我爷爷也经常教那孩子学会防守。我在他们中间长大，就像后来继续在西班牙内战流亡者之中长大那样。

这些被遗忘的流浪者们激起的最后的忧虑使得我和我妈好像成了顽劣的孩子一样，我们坐在他的床边，倾听着摧残了这个城的悲剧的各种细节。他有一种招魂般的力量，如此强烈以至于他回忆起来的每件事仿佛都重现在了房间里，并且被热化到了精妙深奥的程度。当然，所有不幸的根源，就是被那些法律的强权和命令造成的对工人们的大屠杀，但是疑虑仍然持续存在相关的历史事实中：死了三个，还是三千个？或许也没有这么多，他说，但是人们总是出于自己的悲伤而夸大数字。现在那个公司已经永远走了。

“那些外国佬们再也不会回来了，”他总结道。

唯一确定的是，他们一起带走了所有的东西：财富，十一月的春风，面包刀，下午三点的雷声，茉莉花的香味，爱。所有剩下的是布满灰尘的杏树林，能听得见回声的街道，木制房子以及生锈的锡制屋顶，还有里面沉默寡言的居民，被往事摧毁了。

那天下午这医生第一次注意到我，是在他看到我被类似于阵雨散落在锡制屋顶上的猛的噼里啪啦声给吓一跳时。“那是那些美洲鹫，”他告诉我。“它们一整天的时间都在屋顶上行走。”然后他用一根没精打采的手指指向关着的门并总结道：

“到了夜里更糟糕，因为你都能听见死人们在那些街上上上下下的来回游荡。”

他邀请我们吃午饭，而且我们也没有理由不答应，因为卖房子那笔交易也只需要签个书面合同了。房客就是买主，细节问题都在电报里达成一致了。我们还有时间吗？

“够多的了，”埃德里安娜说。“现在甚至没人知道火车什么时候回来。”

所以我们就跟他们一起分享了一顿当地的饭，朴素不是因为缺钱而是因为他信奉并践行一种节制的养生之道，不仅用在餐桌上也用于人生所有的活动里。从尝到那些汤的时刻起，我就有种直觉，记忆里那整个沉睡的世界开始觉醒了。尝到的每一勺都原原本本的重现了我童年里的味道，后来自打离开城里后就再也找不到了，现在它们抓住了我的心。

从和这医生谈话的开始，我就觉得又回到了从窗户里对他恶作剧的年纪，所以当他跟我说话的时候，以习惯对我妈的同样那种严肃和关爱恐吓到了我。当我还是个男孩时，在为难的情况下，就会用快速持续的眨眼睛来努力隐藏起来自己的困惑。所以当这医生看着我的时候，那种无法控制的反应毫无预警的又出现了。也热的难以忍受了。我保持抽离了谈话一会儿，自问这个和善的怀旧的老人怎么可能是我童年时期的恐怖。然后，经过很长一段间歇后，随着提到一些平常的事，他带着祖父般的微笑看着我。

“那么你就是大加比托，”他说，“你在学什么？

我丢了魂似得讲了我的学习，掩饰着自己的困惑：在一个公办寄宿学校的中学会考中取得全优成绩，两年零几个月的法学院混乱学习，还有新闻业的实践经验。我妈听了立即寻求这个医生的支援。

“想想吧，老朋友，”她说，“他想当一个作家。”

那个医生的眼睛在脸上发光了。

“老朋友，多棒啊！”他说。“上天给的才华。”然后他转向我：“诗歌？”

“小说和故事，”我告诉他，我的心脏都跳到嘴里了。

他变得热情高涨：

“你读过多娜芭芭拉吗？”

“当然，”我回答，“还有罗慕洛加列戈斯的几乎全部作品。”

仿佛是被突然的热情给点燃了，他告诉我们他在马拉开波(委内瑞拉西北部)发表一场演讲的时候遇到了他，而且他看起来是个很不错的作家。事实就是，在那一刻，随着我对密西西比传说的华氏104度发烧，我已经开始看到我们本土小说的断层。但是和童年时期的恐怖这个人做一次如此简单热忱的交流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个奇迹，并且我选择带着他的热忱走下去。我跟他说起来“拉法加法”，或是“长颈鹿”——我在艾尔埃拉尔多上面的每日评论——还马上给他提供我们试图出版的寄予很大期望的杂志。感觉到更多的信心后，我告诉他关于那个项目更多的事，甚至还有初步定下来的名字：克罗尼卡。

他把我从头到脚趾头好好审视了一遍。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写作的，”他说，“但是你讲起话来已经就像个作家了。”

我妈赶紧就事实解释:没人反对我当作家，只要我能继续完成可以给我一个坚实基础的大学学业。那个医生极度轻视一切，还在谈论作家这个职业。他同样也有一个心愿，但是他的父母，用和我妈同样的争论，当他们不能使他参军时，强制他去学医了。

“然后看看，老朋友，”他总结道。“我是个医生，然后现在，我是真的不知道我父母的死亡有多少出自上帝的意志还有多少是因为我的医术。”

我妈有点不知所措。

“最坏的事情，”她说，“是他毕竟不顾我们为供他上学所做出的诸多牺牲，还是中断了法学院的学业。”

但是那医生认为这是一个势不可挡的使命召唤里极好的证据，只有爱的力量才能与之抗衡。而且超过其他任何的艺术生涯，最难以理解的是，意味着某人要贡献出全部的人生还不能期望有任何回报。

“那是一个人出生那一刻就内心具有的，而且要压制下去的话就会最伤害身体健康，”他说。然后他带着一种不可救药的共济会会员般的心醉笑容吃完了最后的饭:“一个神父的职业生涯一定就会像这样。”

我被他这样解释的方式惊呆了，以前从来没有能想的这么透彻过。我妈一定也同样感觉到了，因为她慢慢沉默看了我一会儿，然后就屈服于她的命中注定了。

“怎样才是最好的方式来告诉你爸爸这一切？”她问我。

“就是咱们刚刚听到的这样，”我说。

“不，那不会有任何好处的，”她说。然后反应了一会儿后她总结道:“但是你别怕，我会找到合适的方式告诉他的。”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找到了，也不知道她是不是也这么做了，但是这就是那场争论的结束。钟表的两个鸣铃相撞就好像落下的两个玻璃杯一样响了开始报时。我妈反应过来了。“我的上帝，”她说。“我都忘了我们为什么回来了。”然后她站了起来:

“我们得走了。”

刚穿过街道看到那房子的第一眼，已经跟我记忆中的大相径庭了，跟我的乡愁也几无联系。有些年头的两排鲜明的身份象征的杏树防护林，已经被砍到树根了，然后留下房子凌乱在风中。在火烧般的烈日下，唯有不超过30米的房子正面：泥砖砌成的一半带着个瓦片屋顶，会让你想起一个玩具屋，另外一半是粗糙的木板。我妈在关着的门上慢慢敲了几下，没多久又使劲敲了几下，然后她从窗户里问：

“家里有人吗？”

门被很犹豫的打开一些，阴影里有个女人问道：

“有何贵干？”

我妈可能是无意识的以主人权威回应道：

“我是路易莎马尔克斯。”

他们有一个从房租里减去的需要加上其他修理的列表，表明我们才是欠他们钱的人。我妈，经常一点小事就哭哭啼啼，这次也同样以胆小的气量面对人生的陷阱。她辩论的很好，但是我没有插嘴，因为自从第一个障碍物之后我就懂了，买主没错。电报里面关于日期和交易方式并没有说清楚，但是仍然被认为是达成了协议。这是一种典型的家庭猜测情况下的使命。我都能想象出来决定是怎么做出来的，在餐桌旁边然后收到电报的那个时刻。不算我，还有十个兄弟姐妹都有同样的权利。最后，我妈到处刮出一些比索，收拾好她那女学生的包，什么都不带的踏上了回程。

我妈和那个女人从头开始把所有事捋了一遍，然后不到半个小时我们就推出结论就是没有达成什么协议。当一笔确定的交易达成时，其他一些无可挽回的原因是由于我们在好多年没有精心收拾之后，不记得对房子的留置权了。所以当那女人又想重复一次那种同样的恶狠狠的争吵时，我妈以她那令人不快的态度使出了极端的做法。

“这房子不卖了，”她说。“要记住，我们在这里出生，也要在这死去。”

我们花了下午的其他时光，在回程火车到来之前，在这幽灵一般的房子里重拾起往日的乡愁回忆。所有这些都是我们的，但是只有出租出去的房产临街，我爷爷曾经用过的办公室的地方，也在使用之中。其余的部分是正在腐朽的外墙，还有在蜥蜴的慈悲下生锈了的锡制屋顶。我妈，在门口吓了一跳，确信无疑的大声说：

“这不是那个房子！”

但是她也说不出哪个才是，因为根据一个人讲的那样，描述了和我的童年时期的有着这么多不一样的地方，至少有三座房子改变了形状和方位。最开始，按照我奶奶很轻蔑的说法，是个印第安小屋。第二，是我的祖父母建造的，用藤条和泥建成的，带一个苦棕榈的屋顶，还有一间很大很明亮的起居室，一间满是鲜花像是阳台的餐厅，两间卧室，带有一棵硕大无比的栗树的庭院，一个被精心照料的蔬菜园，还有一个山羊们，猪们和鸡们和平共处的畜栏。根据知情者说的最多的版本，在出现很多各种各样的战争的那一年，这座房子被7月20日独立日那天，落到棕榈屋顶的庆祝烟火给烧成了废墟。剩下的所有的只是水泥地面和一套临街有门的两居室，雷洛爸爸还是政府官员时候曾经用这里当过好多场合的办公室。

就在静静暖风的蹂躏之下，家里建造了固定的安身之所。直线型的房子带有8个有走廊相连的房间，走廊还带一个种满了秋海棠的凉亭，家里的女人们可以坐这绣点框架里的刺绣，还能在晚上的凉爽里聊天。那些房间都很简单，各自之间也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只消看一眼就够让我明白，在这些无数的细节里，藏着我人生中决定性的时刻。

第一个房间被用作爷爷的会客室和私人办公室。里面有一个卷顶写字台，底下有垫脚的转椅，一个电风扇，还有一个空书柜，里面放着一本孤单的巨大的破破烂烂的书本：一本西班牙语词典。它右边就是一个工场，我爷爷在那里度过了他最宝贵的时光，通过制作身体精巧有着祖母绿眼睛的小金鱼给他带来的快乐都超过了美食。必然在这里会接待有些重要人物，挑剔的政治家们，失业的政府官员们，还有上过战场的老兵们。在他们里面，两个不同的场合里，有两个历史性的来访者：拉斐尔乌立威将军和本杰明埃雷拉将军，两个人都在家里吃了午饭。但是让我爷爷在后半生里对于乌立威记忆最深刻的是他在餐桌旁的节制：“他吃的跟鸟似的。”

出于我们的加勒比文化，办公室和工场的空间都是禁止女性进入的，就像镇上酒馆也是法律规定不许她们进去一样。但是，也适时变成了佩特拉姨妈去世时的病房，温妮福瑞达马奎兹，雷洛爸爸的姐妹，在那里忍耐了漫长病程的最后一个月。在我的童年时期，这开创了一个封闭的乐园，有很多居民和女人们经过我家。我是能同时享有两边特权的唯一男性。

以下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LOVE IN THE TIME OF CHOLERA》一点点：

那是冥冥之中注定要发生的：杏仁的苦苦的味道总是提醒着他，那毫无回应的单相思的命运。朱文诺尔乌尔比诺医生被一个紧急电话给叫来匆匆处理一件事，从踏入那座死气沉沉到暗黑的房子里时就注意到了这点，即使他在很多年以前就已经不接急诊了。安替列难民耶利米圣艾莫，在战争中落下残疾的老兵，是儿童摄影师，也是他最富同情心的国际象棋对手，借着氰化金的芳香气味逃脱了记忆的折磨。

他发现了那张他曾经一直在那睡觉的行军床上被毯子盖着的尸体，旁边是放着他曾经用来蒸发毒药的显色盘的高脚凳。在地板上，被绑在行军床的一只腿上的，躺着一只胸前一片雪白的黑色大丹犬的尸体，挨着他旁边是那副拐杖。在一扇窗边，黎明的壮丽曙光开始照亮了令人窒息的沉闷，拥挤的房间被当成了卧室和实验室的两用，但是那里仍然有足够的光亮让他立刻就辨认出了死亡的威严。其他窗户那，也就是房间里的其他的每一道缝隙，都被破布裹着或是黑纸板封着，这些又增强了压抑不已的沉重。

对面塞满了没有标签的瓶瓶罐罐，在一个普通的电灯泡下有两个破破烂烂的锡制盘子，还用红纸盖着。第三个盘子，盛着固定液，放在尸体旁边。到处都是旧杂志和旧报纸，成摞的倒放着的玻璃盘子，破烂家具，但是所有的地方都被一只勤劳的手给收拾的一尘不染。即使窗外的空气透进来净化了环境，也还是保留着让人能够辨识出那正在消亡着的不幸的爱的余烬的苦杏仁。朱文诺尔乌尔比诺医生经常思索，毫无任何有意图的预兆，这个世界不是一个可以在慈悲恩泽的状态中死去的合适的地方。但是他还是及时赶到，料想也许这种混乱也遵从于那种冥冥之中的出于天意的造化。

一个警务巡官主动带着一个非常年轻的刚在市政药房完成法医学培训的医学生已经来过了，正是他们在等待朱文诺尔乌尔比诺医生到达之前才把房间通风，并覆盖上了尸体。他们向他以这种场合下同情哀悼比尊敬更多的庄重举止致意，因为没人感觉不到他和朱文诺尔乌尔比诺医生的深厚友谊。这杰出的教师和每一位都握了手，就像他在综合临床医学的日常课堂上上课之前跟每位学生握过的那样，然后，仿佛那是一束花，他用他指引手指的尖端和拇指抓起了毯子的边，并以天主教圣礼的仪式缓缓揭了起来。耶利米圣艾莫全裸着，僵硬又扭曲，睁着眼睛，身体发蓝，看起来在他还拥有的那个夜里之前，过了五十岁。他有些赫赫有名的学生们，微黄的胡子和头发，还在肚子上有一个缝合起来的旧疤痕结节。常用拐杖让他的躯干和胳膊像一个大船奴隶的一样宽阔，但是他毫无自卫能力的双腿看起来就像一个孤儿的腿一样。朱文诺尔乌尔比诺医生研究了他一会儿，他的心脏疼痛的好像在他这些漫长的无效的对抗死亡的岁月中少见极了。

“愚蠢至极”，他说，“最坏的都过去了。”

他用毯子盖住他，为他重留了文化人的尊严。他的第八十个生日庆祝会在前一年就以正式的三天欢庆开过了,而且他在答谢词里又一次抵住了退休的诱惑。他曾经说道：“我死了以后会有很多很多的时间去休息，但是这种意外不在我的计划之内。”即便他的右耳越来越听不清，还倚着一根银把手的手杖去掩饰步履的蹒跚，他继续穿着亚麻西服，马甲上还绕着一个金表的链子，就像年轻时候那样机敏。他的巴斯德胡子，珍珠母那种颜色，还有他的头发，同样的颜色，仔细的梳到后面，还有中间工整的一部分，都在一丝不苟的彰显着他的品性。他在废纸上匆匆写下笔记然后乱七八糟的塞进自己的每个口袋里，竭力弥补着越来越差池的厉害的记忆力，就像是各种仪器，各种药瓶，还有其他各种各样全部一团糟塞进他那满当当的医药包里的东西。他不仅是这个城市里最年老和最出名的医生，同时也是最讲究的人。然而，他运用名气时那太明显的学术显示和不真诚的举止让他少了很多应得的爱戴。

他给巡官和实习生的明示精确又迅速。没有尸检的必要，房子里的味道已经充分证明死亡原因是用感光酸激发了盘子里的氰化物烟气，而且耶利米圣艾莫非常清楚这些物质可以酿成事故。当巡官露出少许犹豫时，他以他那种典型特色的评论打断了他，“别忘了我才是那个要签死亡证明的人。”那个年轻的医生失望了：他从未有过机会在一具尸体上研究氰化金造成的影响。朱文诺尔乌尔比诺医生吃惊他从没在医学院见过他，但是他马上就从这个年轻人的容易脸红和安第斯口音中明白，他很可能最近才来到这个城市。他说：“有些人终究会因为现在的某一天爱着的某人给你机会而发疯。”就在之后他又说他意识到在他能记住的数不清的自杀中，这还是第一件用氰化物而不是遭受爱的折磨。然后他的语调就有点变了。

“并且当你遇到一个人时，要小心观察，”他对实习生说：“他们几乎总是玻璃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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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si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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