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铁生:为什么要活下去?

九十年代起,史铁生与安妮(安妮·居里安,法国汉学家)多次通过书信往来;2001年,两人做了一次题为《写作与超越时代的可能性》的对谈。史铁生回答了安妮关于写作与时代的种种追问,他对人生的透彻思考、对生死的持续追问、对文学写作的热切探究,在今天读来,能感到一种格外罕见的力量。

“人类是整体,作家就像其一种器官,他们梦想纷纭常做些看似无用的事,并以此作为奉献——这当然不可笑,种种可能的路途,哪一条不是以梦想为先?”
本文原载于《北京文学》2001年第12期(有删改),原标题为《写作与超越时代的可能性》。

▲史铁生(1951.1.4 — 2010.12.31)

01

“任何时代,写作的根本都是一个,即人之与生俱来的困境。”

安妮:从七十年代后期的最近二十年以来,中国文学经过快速的变化。您认为这些变化的突出特征怎么样?

史铁生:根据关注点的不同,我看中国的文学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对生命(或生活)存有疑问,视写作为对生命价值的探问与寻求,对生活的匡正,这可以说是面对灵魂的写作。二是对社会的不公存有义愤,以写作来针砭时弊、伸张正义,是面对社会的写作。三是根据市场的需求而写作,或曰满足大众的娱乐。当然还有十年特殊时期中,乃至这之前的那种“奉命文学”。这些都被(或都曾被)称为文学。十年时期之后的二十几年来,“奉命文学”事实上已日趋衰微,第一类虽在成长但并未壮大,第二类理所当然地受到大众的欢迎,但如火如荼的好像是第三类。

安妮:在这种情况下,您看您自己创作怎样?

史铁生:我从二十岁就被束缚在轮椅上,绝大多数的时光是在四壁之间度过,这样的处境每时每刻都在问我为什么要活下去,即向我索要生命的意义。这样的处境和这样的疑问,对于我大约是终身制了,无可逃避。这是我所以写作的根本原因。

安妮:中国进行开放政策以来,中国作家们又可以评价并探索中国古代、现代的文化、审美、哲学因素。这是否是一种当代创作的启发来源?您自己怎么进行与往时的对话?哲学领域大概对您特别显出诱惑力,是不是?

史铁生:开放以来,写作有了相对自由的环境,思想可以不再像以往那样封闭在一时一地。回顾历史,环望四周,与古人和异域的沟通都是可能的了。

这当然丰富、拓宽了中国作家的思想和眼界。但我想,任何时代,写作的根本都是一个,即人之与生俱来的困境。自由唯使人更清楚地看见了这一点。在文学不得不“奉命”的时代,文学曾踌躇满志,以为一旦自由理当人定胜天,但尘埃落定这才看见,人的困境其实是永恒的,这才是写作之不尽的源头。

自由不能不是一种理想,但局限总是现实。人不能不仰望天空,但那正是因为人站在地上。这是困境,但不是绝望。正因这永恒的距离,生命才有了享用不尽的过程,人才有了追求精神价值的永不枯竭的源头,也才有了写作。加谬的“西绪福斯的欢乐”是否也是这个意思?所谓天堂,我以为就是这样的过程。唯对视实利为目的者,是绝境。这样的写作,必然要与往时对话。或者说,唯这样的态度,才是与往时、与他者、与自己、与空冥、与神祇对话的根据。于是就难免对哲学有兴趣,虽然我对哲学知之甚少。

安妮:在您来看,做当代人意味着什么?换句话说,写作在某一种程度上是否与时代有联系?

史铁生:我想,上帝给人出的是一个永恒的题目,亘古至今从未改变。时代的更迭,唯变化了题面,比如说:茅屋变成了高楼,短刀改成了炸弹,飞机代替了马车,促膝而谈演变成网上聊天,喁喁私语做成了电视节目,以及森林变成了荒地,草原变成了沙漠,等等。但还是那句话:人的困境和人的向往并未改变。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仍然不能不仰望天空,以及不能不仍然是站在地上。

但是今天,我们对待上帝之永恒题目的态度,正危险地有所改变。人智的成就,迷了人的眼睛——种种精妙的发明,种种物欲的得以满足,正使人做成着物的奴仆,使人以为天堂不再是一条心魂的道路,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享乐。一种曾经是美丽的、跋涉着的、具有无限升华之可能的精神,忽地颓然止步,茫然不知所往。其实呢,上帝不过变换了一下题面,更新了一下道具,于是人就看迷了题意,错乱了自己担当的角色。高傲的人,便把信仰看成了迷信,反把人智铺成了迷途。

写作与时代的联系,我想,现在是,而且永远都是:辨清那不断更换着的题面,认清那永不更改的题意。

02

“人因其孤独的处境而有爱愿。”

安妮:在您自己写作的作品与过程,您认为写作与时代的联系如何?比如说,在《命若琴弦》?

史铁生:写作不可能不与时代有联系,但写作主要不是为了联系时代。我想,《命若琴弦》也许是个长久的寓言,也可把它看作是我的生命与写作的注释。

安妮:在您不少的作品里,您的叙述方式是顺着假定、猜测、偶然的情况进行。好像相对主义的看法表达我们对世界的多样化的视觉。您的《第一人称》可提供很好的例子:主人公每上一层楼,就看到风景的新形象,真理的新的一小部分。

我认为主观性和偶然性以及组合的本领确实是您风格的突出特点。您对偶然、命运,还有数字的兴趣从哪里来的?

史铁生:人命定是一种局限,这意味着与生俱来的独孤无助、命运无常。一切假定和猜测,都未必不是现实,一切不知都可能只是未知,因而都可能是确在。所谓现实,其实都有假定、猜测,以及愿望和梦想参与其中。生命并非只是空间中的真确,比如说,人类从来就对有限视域之外有着不竭的惊奇、向往与猜测。有限之域的真确,和无限之域的迷茫,共同构成着人的命运,共同要求着人的眺望与认信。

世界或生活的多样化,是不能容忍谁来强行统一的。但我想,这并不导致价值相对主义的合理。如果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只能是各自的封闭。那样的话,法律何用?语言何用?沟通也就不可能,写作无非是自说自话;比如说,对您的采访,我将会不知所问,所答也必南辕北辙。我一直相信:理当由个人而非集体发言,但要关注人类,而非只关注一己。

人因其孤独的处境而有爱愿。爱愿,即是对一个美好人间的追求,这是多样化世界中人的共同期待。这追求,不一定都能实现,即不一定都能成为空间中的真确,但因这爱愿如风如梦飘荡在人间,人类的路途将可能保持其美好的方向。梦想作为人生的一个部分,并不比航天飞机更无用。这就像,勿以失败的婚姻作为轻慢爱情的理由。婚姻是多样化的,爱却是一致的梦想。人应该有独立选择的自由,但不可没有共同的期求与仰望,否则就会像甘守孤独的大熊猫,终于活成濒临灭绝的物种。

我对主观、偶然和命运的兴趣,正是因此而生。它让我不断地看到人的局限,人的不可自以为是、不可自信为世界的主宰。《第一人称》确是一例,人的局限是人的处境,人的眺望正是人不屈地试图理解命运和把握命运,但他终难看清那无限之域的迷茫,那么他终归何处呢?命运向他走来,他将何以应对?这永远是人的问题,是上帝不变的题意。

安妮:在这种方向,您是否看过给您很大启发的书?主要是文学的书,还是也有别的范围?有外国作家写过的作品吗?

史铁生:我读的书很少,文学书读的更少。我更喜欢读些能够启发我思想、拓宽我思路的书。我对故事不大关心,更注意的是讲——无论是不是故事——的方式。我对多种多样的形式和角度有兴趣,因为那里面才埋藏着心魂的多样性和可能性;而故事,难免要附和种种成规,反而容易埋没了独特。我以前对您说过,我喜欢法国作家的善于标新立异,比如说罗伯-格里叶和玛格丽特·杜拉斯,当然还有其他的国家的其他作家。不过我常把作家和作品之间的关系搞混,我不太善于研究文学。

前面我说了,我对哲学知之甚少,但却心向往之。看外国的哲学译本(我不懂外语)总觉艰涩难懂,所以就取捷径(对我这个业余的哲学爱好者反正无关紧要),读得更多的是中国学者的书,这使我受益匪浅。

03

“写作永远都是探问,透过时代的迷雾,去追问那永恒的美好。”

安妮:有人说当代性意味着与时代进行联系——属于时代,接入时代,同时明显也会意味着超越时代的可能性。在您来看,作者与读者的联系会是怎么样的?在这方面,您自己认为作家的作用或作家的奉献是哪一种的?

史铁生:老实说,我以为这种对当代性的概括等于什么都没说。这有点儿像一份官样报告:方方面面都要做好。——可这还用说吗?

我这样看,人既活在当代(事实上所有人都活在,或都曾活在当代)就是这个时代的一部分,不可能不与之联系。这联系,最好不是为了某一先定目的而有意为之,而是要自然融入,故无需特别强调。自然融入并非一味地顺从,对时代之种种存有疑虑,那正是一切写作的开端和写作的责任。当然,各时代的具体疑虑会有不同,这正是由于题面的日新月异,但因题意不变,写作就有了超越时代的可能。

今天的问题是,奇诡多变的题面(更为多彩的生活)、五光十色的道具(更为舒适的器具)就像一种魔法,使人太易为其所迷,为其所障,因而忘记了题意,忘记了终极的期盼与依归(所以我喜欢《去年在马里昂巴》)。比如说,写作更多的是在寻求技巧的变化(这无可非议),但有没有什么永恒不变的东西呢?倘其没有,文学将不过是一种娱乐,人将只好随遇而安,那人岂非要苟同于动物了?我想,写作永远都是探问,透过时代的迷雾,去追问那永恒的美好。

绝对的美好不存在吗?对,它不存在于空间,但它存在于追问与寻求之中,它从来都不是物质的而是精神的,是心魂的确在。

这就是作家的奉献吧。人的各种器官有着不同的用处,有的去种地打粮,有的去开山铺路,有的去痴心梦想;要是所有的器官都用于捕猎筑巢,后果也是不堪设想。人类是整体,作家就像其一种器官,他们梦想纷纭常做些看似无用的事,并以此作为奉献——这当然不可笑,种种可能的路途,哪一条不是以梦想为先?

 

▲史铁生,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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