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病没病，有“药”可医

看到“药”这个标题，第一反应，便自然地联想到故事大概是与某人的病有关。是谁病了？用了什么药？一个个问题从脑海中跳出来，我翻开书来寻找答案。

故事中的明线是小栓的痨病。一个寂静的秋夜，华老栓天明之前便起身，从媳妇华大妈那里接过洋钱，出门赶路给儿子买“药”去了。他被拥在人堆里，恍惚地从一个人手中买来了那块新鲜的人血馒头。老栓抱着馒头回到自家茶馆，华大妈用灶火热了人血馒头，给小栓吃下了。店里，一个满脸横肉的康大叔，一遍遍叫嚷着“包好”邀功，趾高气昂地和其他客人攀谈着革命者被杀的新闻。画面一转，第二年的清明，只剩下给小栓上坟的华大妈，以及偶遇到的那个革命者的母亲了。

明线中蕴藏了许多值得琢磨的细节与伏笔。老栓要去买人血馒头时，华大妈“从枕头底下掏了半天”才拿出那包洋钱，老栓走在路上也几次按了按衣袋确认钱还在，再加上第四部分上坟时，“右边是穷人的丛冢”，可见华家的境况是很不好的。华老夫妻也未必愿意买人血馒头，一是由于贫穷，二是出于对“人血”尤其是革命者的鲜血的恐惧，因此老栓在买馒头时神情恍惚，迟迟不敢接过来。但他们没有其他选择，一对开茶馆的穷夫妇，没有常识，没有医术，他们大概已经试过了无数种方法，可是儿子的病迟迟不好，只有一个“信息灵”的康大叔告诉他们，人血馒头能治小栓的病，而且是“包好”，他们又怎能不试一试？另外，死去的革命者名为“夏瑜”，其实也暗示着在文中那个丁字街头牺牲的烈士秋瑾。

茶馆中的顾客们闲聊的群像，也值得细细品味。首先是驼背五少爷，他虽被称为“少爷”，但常常在茶馆最早来、最晚走，这个称呼未免也是一种讽刺；然后是花白胡子的人，他忙着扯东扯西，打探消息，奉承着别人的话；紧接着出场的，便是提供了人血馒头治病法的康大爷，他神气地嚷着“包好”“包好”，可最后小栓不仅病没好，反而丧了命；最后是一个二十多岁的人，他坐在后排，同样附和着谈话。众人的交谈也就引出了故事的暗线——那个“疯了”的革命者夏瑜。在康大爷口中，他是没让自己拿到一点好处的“不要命”的“贱骨头”；在其他人口中，他是“发了疯了”；在老栓眼中，蘸了他血的馒头能救自己儿子的命。直到清明，华大娘上坟时又遇到夏瑜的妈，故事也画上了句号。

试想一下，形形色色的老少坐在店里，尽是闲扯着革命者的是非。他们不在乎革命者的死活，只是抱怨着他“满嘴胡言”、没让自己得到一点好处，说他真是“疯了”。而另一边，吃下人血馒头的小栓听着康大爷的“包好”，仍是止不住的咳嗽。

究竟是谁疯了？又究竟是谁有病？有病的没有真正的药医治，反而因道听途说的偏方而死；“疯了”的被处决，鲜血被拿去给有病的人治病。这让我想到东北作家郑执的小说《仙症》，周正因为口吃，家人要他吃中药、针灸，甚至找来“大仙”给他驱邪；而王战团被认为是癔症，被自己的妻子下药控制。人们总是贸然将不同寻常的人诊断为“疯了”“病了”。小栓的痨病是真的病了，却终究没得到正确的治疗。那么革命者夏瑜呢？更多像他一样被处决的革命者呢？他们不是真的疯了，而是不被众人所理解、接受。真正应该治“病”的，还有茶馆里外的千千万万个人，包括老栓夫妇，包括这些顾客，也包括夏瑜的母亲——她直到儿子死后也认为他是被冤枉的，而不是真正“疯了”的革命者，因此盼望着那只乌鸦飞上坟头。

不妨回到标题，“药”，是治病，更是医人。故事中的人血馒头被认为是治痨病的药，但它没有治好小栓的病，反而带走了他的性命，而实际上他原本是有药可医的。那么这群仍处于混沌中的民众呢？他们固执地相信着偏方，对着死去的革命者指指点点，只在乎个人有没有得到好处，丝毫不管那人血馒头背后血洒刑场的人到底做了什么。他们是否也“有药可医”？能医他们的“药”又在何方？鲁迅在文末没有留下回答，但历史早已给出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