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寨往事

原创首发，文责自负。

                                                       钟友栴    钟家大院与游家围屋

终于回家了，我是第一次回故乡，确切地说，是祖居地，表格中的“籍贯”。

从一万二千米高空的舷窗俯瞰大地，武夷山就像爷爷的嘴角，褶皱层层叠叠。那条自南向北的蓝带子，应该就是母亲河赣江了。我的故乡花寨，就夹嵚在武夷山西部边缘浅浅的褶皱里，那条蓝带的源头。

花寨没有花，只有满山摇曳的竹子，站在村里放眼四望，满山葱翠，竹海茫茫。老父亲说，小时候，阳春三月家里晒笋干，是一坪一坪地晒，缴给山货行的笋干，是一船一船地送，曾祖父到货行去结账，光洋是一褡裢一褡裢背回来。

你没猜错，我们家，是地主，大地主，那个年代叫“大户人家”。村里的水田，一多半是我们家的，四周的山上，还有上万亩竹子、上千亩油桐和油茶。那栋占地上十亩的三进大院至今屹立在村子中央，门楼红石为柱，青砖砌墙，雕砖镂石，飞檐翘壁，庄严堂皇；大厅宏大威严，四根巨大的楠木立柱，擎起云斗支撑的穹顶，雕梁画栋，门窗鎏金，那些手工雕琢的花鸟鱼虫神话人物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看上去，除了漆彩有些脱落，形象丝毫未损，神韵犹在。只有大门口的两只石狮子，在那动乱的十年中被人推倒在地，不再对着门外青山张牙舞爪，而是伏地相对怒目相向，犹如一对蓄势欲搏的兄弟，像极了当年的祖父和他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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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寨不止我家一栋大房子，在村子的西头，有一圈高大的围屋，比我家那三进大院，只大不小，围屋是游家的。

钟家和游家都是自中原而来的客家人，到底是谁先来到花寨，已经无从考证。那个代代相传的银针戳铜钱的故事，也许可以作为一种诠释。

南宋末年，元军马踏中原，直逼江南。钟氏和游氏先后离开中原故地，南渡避难。一路走来，寻寻觅觅，欲找个安身立命之处，最后几乎同时看中了花面山南麓这片广袤的缓坡丘陵。

钟姓先祖说花寨是他们先发现和选择的肇基之处，证据是：他们在勘定的建村之地正中位置埋了一枚铜钱“淳熙元宝”。

游氏先祖也说花寨是他们发现的宜居之地，他们留下的暗标是：在拟建村庄的中心位置插了一枚银针。

两姓族人谁也不服谁谁也不让谁，几乎就要发生械斗。好在双方长者还算理智，商定一同告官，由县衙来判定。县官为了避免两姓发生冲突，派了吏员衙役带了风水先生到场查验，风水先生来到当时还是一片杂树草木的花面山南麓，端起风水罗盘勘测定位，确定双方所说的位置后，拔草扒土寻找，果然发现插着一枚银针。更让人惊异的是，再往下扒层土，那枚“淳熙元宝”赫然入目，那枚银针，居然是插在的铜钱四方孔中间！

客家人的血液中，天生自带争强好胜、出人头地、光宗耀祖、显亲扬名的上进基因。所以，两姓虽然表面上和平共处，甚至是礼尚往来，但暗暗的攀比与较劲从未停止过。

我家祖上一直奉行“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治家理念，将与游氏一族的竞争取胜之道，寄托在科举之路上，总期望出个读书天才，一举成名，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飞黄腾达，从此立云俯泥，用巨大的垂直落差，彻底将游氏一族甩在脚下。可惜，从明永乐年间创办私塾起，钟氏子弟的科考之路并不顺利，有明一朝，亦不过在嘉靖十四年中了一名三甲进士，官不过六品，俸不足百两。满清入关后，更是磕磕绊绊，八九代人考了两百年，不过出了些秀才庠生太学生而已，直到道光二十四年，我的天祖终于在乡试中上榜，成了大清朝花寨的第一名举人，也是花面山的首名大清举人，总算是让钟氏又风光了一回。

考中举人后，天祖父一鼓作气在道光二十五、二十七年两次进京参加会试大考，却两次名落孙山。年过不惑的天祖对考进士完全失去了信心，便到吏部挂了号候官，终于在咸丰元年被派到偏僻贫瘠的江苏阜宁担任县丞，虽说是名八品小官，但终究是正儿八经的朝廷命官，天祖欣欣然、气昂昂，愉快地上任、认真地理事去了。

当然，家族中也有不认可科举之道的。道光年间，天祖的叔叔就弃学从商，弄潮商海，将商号开进了赣州城，商贸业务南达广州，东至苏浙，生意通达，就像他商号大门年年贴的那副春联所云：“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

天祖父戴上八品小乌纱的那一年，江南大乱，天翻地覆。那年十二月初十，一个名叫洪秀全的广西老汉，在一个名叫金田的乡下墟镇上，称王坐殿起兵作乱了。

仅仅三年，这伙揭竿而起的农夫碳民就横扫千军席卷江南在南京建都立国了。

天祖应该是不反感这场战争的。因为正是有了这场大动乱，他才能为家族赚得盘满钵满。在这场双方犬牙交错打成一锅乱粥的大动乱中，天祖凭借自己辖区产盐的便利，利用家族的商道，干起了卖盐的勾当。没错，一个朝廷的八品命官，贩卖私盐！

历朝历代，盐税都是朝廷财政收入的主要支柱，所以，贩卖私盐在历朝历代都是杀头之罪，查禁之严、处罚之重仅次于谋反大罪。也正因于此，贩卖私盐获利之丰厚也是其他任何生意无法望其项背的。

那十年，太平军和官军在江南你来我往来回厮杀，一城一村往往是今日属官，明天属匪。而正是这种动荡混乱和管理失控，反而给了贩私者可乘之机。这其中的关键，就是你得有隐秘而安全的货运通道。而天祖的叔叔，正好有这么一条东至苏浙的走货商道，水陆间杂，节点隐秘，安全通畅。

天祖在这十年里到底赚了多少银子，永远是个谜。村里人只知道“长毛”被剿灭天下太平后，天祖父反而辞官归乡了，家里这座气派恢宏的三进青砖大院，就是那个时候建起来的。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辞官归隐的天祖和高祖父两代人一直不停地买山买地，只要有人卖，他们就出手收，来者不拒。“千棕万桐，永世不穷”“家有万亩竹与杉，子孙钱粮永不差”，在天祖、高祖两世经营下，我们家终于成了县里屈指可数的大户人家。

这场遍及半个华厦的大动乱，彻底改变了大清的统治格局，也彻底改变了花寨的局面。

翻开花寨钟、游两氏的族谱，咸丰年间的很多先人，名字后都记载着“往川”“往湘”“往苏”“往浙”。我不知道，他们参加的是哪一方阵营，老人们说，去四川和湖南的，都是朝廷征集的官兵；而去往浙江江苏的，大都是被“长毛”掳掠而去。不管身在哪一方，都是命悬一线九死一生。族谱上连缀在“往X”两个字后面的，绝大部分是另两个字“战殁”。我认真地细数过，仅五十余户的花寨，钟氏一族“战殁”十一人，游氏一族战“战殁”十八人。

当然，也有幸存者。游氏就有两名士兵挺到了战争结束，作为回报，他们的名字后面，一个记着“授松江巡检”，另一个是“授宁都把总”。两名战场遗幸不仅成了游氏的骄傲，而且回村牵头集游氏全族之力，建起了这座宏大的三层围屋。花寨两姓终于又获得了某种微妙的平衡。

我不清楚“巡检”和“把总”是什么级别的军官，但却知道它的顶子真是用鲜血染红的。换取围屋中的这两顶小官帽，远不止花寨在战场上付出的二十九条人命，因为这些“战殁”者中，有过半人在族谱中生平记载栏的结尾，都写着一个触目惊心的修谱专用字：止。

一家一户无嗣，谱曰：“止”；一支一脉灭绝，谱曰：“止”。

花寨二十九名“战殁”者中，有十一人参军前已经有了儿子，但族谱上对他们子嗣的记载，九户是“往川寻父”“携弟往湘寻父”“往苏寻父遗骸”；二户是“出”，也就是外出逃荒，然后都是一个“止”字了结。

在这场波及整个江南的浩劫中，有多少村寨由盛而衰，有多少家庭家破人亡？

                                                         钟友檀    爷爷与大爷爷

高速列车刚出京城，就钻入了密密的雨帘中。窗外，急速滑向身后的湖光山色，影影绰绰，一闪即逝，仿佛是两千公里外的故乡花寨，在我脑海中，总是拼不成一幅清晰明亮的风景。

花寨没有花，只有漫山遍野的竹子，之所以名叫花寨，是因为它背依花面山主峰，坐落在花面山高山盆地的中心位置，是这方小天地里最大的一个村庄。二十年前我刚上初中那年清明节，奉爷爷之命，父亲领着我回花寨为先人们扫墓。记忆中的花寨，就是渺渺茫茫竹海中一个不大不小的普通山村，普通得毫无辨识度，留给人的记忆都是模模糊糊、恍恍惚惚。

我一直奇怪，为什么爷爷六十年不回故乡，却又天天念叨着花寨。临终时，还特意嘱咐一家人，不要把他留在八宝山，要将他的骨灰带回花寨葬在他的父母墓前。

在我幼时的记忆中，爷爷对老家花寨和乡亲们并不友好。听大姐友楠讲，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花寨生产队队长游道芳叔叔来北京找到爷爷，提了一个要求：给花寨搞两台拖拉机。因为拖拉机既能耕地耙田省劳力，又能搞运输赚钱，花寨全村老少都眼巴巴盼着队长至少搞一台回去。

身为装甲兵政委的爷爷，指了指窗外装甲兵大院：“我这儿没有拖拉机，只有坦克。要不，你开两辆回去？” 道芳叔气得饭都没吃就走了，灰头土脸回到了花寨。

说实话，我并不乐意跑这趟老家花寨，不仅仅因为我对故乡没什么印象，主要是，花寨并没有我们家什么亲人了，除了山上那几座古老的青砖大墓和那座同样古老的旧房子，我们在老家几乎是无牵无绊。所以，当老爹把接台湾来的堂哥这一任务扣到我头上时，我不假思索就推辞：“行里要开董事会，我走不开。”

“请假！你又不是董事长，少你一个董事，会照开。”老爹断然拒绝。

“大姐二姐不能去啊？干嘛非得是我？”

“钟友檀，你是老钟家的儿郎，老家的房子你得守，你爷爷和列祖列宗的墓你得扫，这是你必须担着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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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成年后才知道，爷爷居然有个亲哥哥，而且在海峡对岸。

大姐友楠告诉我，十年浩劫中，爷爷被打倒被关押过，罪名是“内奸、叛徒、封建残渣余孽”，她那时才隐隐约约知道有这么个人，但无法确定，更不明详情。

大爷爷钟翰鼎，天生自带光环，从小就表现出过人的智慧、严格的自律以及宽宏的胸怀，是太公太婆的骄傲，花寨的脸面，全寨家庭教子的标杆，妥妥一枚“别人家的孩子”。

在大爷爷的满月酒席上，太公曾神秘地宣称，大爷爷出生的前一天，他亲眼见到一条巨大的蛟龙在我们家的竹海上空盘旋。

四岁那年的某一天，大爷爷翻爬过祠堂大门高高的门槛，溜进了办在祠堂下厅的私塾，安静地坐在一堆比他高比他大的村中孩子后面，那位坐馆的老秀才见大爷爷安安静静，不吵不闹，便由着他。

七岁那年，大爷爷该发蒙了。在拜师宴上，一向沉默不语安安静静的大爷爷突然张口，脆声朗朗将《三字经》、《弟子规》、《幼学琼林》等一堆教材背了个遍，还惟妙惟肖模仿老秀才的口吻引经据典解释了一通。

老秀才对太公作了个揖，“东翁，您这孩子，如果科举还在，必是中进士入翰林的大才。老朽才疏学浅，教不了令郎，赶紧送他到城里去寻个好学堂，别耽误了。”

大爷爷这一“壮举”，二十年前我和父亲回花寨时，老一辈人还津津乐道。

惊喜万分的太公在次年把大爷爷送到了离家80余里的濂溪书院，一个赓续千年、进士辈出、名满江南的读书圣地。大爷爷在这里苦读了十年圣贤之书，于一九二四年考入刚刚创办的国立广东大学，也就是后来的中山大学。

来到风云激荡的广州城，大爷爷像一只小乌鸡跳进了白米箩，各种新兴营养围绕着他，灌输着他。少年老成的大爷爷迅速调整了自己的人生目标，“文考状元，武做将军”是客家人教子奋斗的终极目标，既然没有状元可考了，那就弃文从武往将军攀爬吧。满腹经纶的大爷爷就这样轻轻松松考入黄埔军校第二期步兵科，走上了一条与家乡父老之殷殷期望南辕北辙的从军之路。

公元一九零八年十月初六卯时初，一声婴儿嘹亮的啼哭，唤醒了沉睡中的花寨，爷爷钟翰丞从出生的那一刻，就用他嘹亮的嗓音向全村宣告：花寨，从此不再安宁。

与大爷爷钟翰鼎大相径庭，爷爷钟翰丞打小顽劣，上树偷果，下水摸鱼是家常便饭，见者无不摇头；领着村中少儿对阵厮杀、驱鸡斗狗赶猪下田之类的烂事更是没少干，惹得人厌狗烦。少年爷爷唯一的优点就是：有教无类，众生平等。作为钟家二少爷，他的眼中没有贫富贵贱之别，只有玩伴，因而能将村里钟游两姓同龄人都统合到自己麾下，人缘特好，妥妥一枚小“社牛”。二十年前我回故乡时，村中健在的老者们回忆，在我太公太婆眼里，小时候的爷爷钟翰丞常常是日不见人，夜不归宿，整天和他的小伙伴混在游家围屋。围屋中的家家户户，对这个不请自来，饿了上桌就吃、困了登床就睡的“少东家”也从不嫌弃，由着他寝食自便。

一九二六年，共产主义思想和红色革命理念传到家乡，赣南大地风起云涌，斗争浪潮波澜壮阔。

那年六月初，黄埔军校少校教官、共产党员陈奇涵率领一批中共党员回到赣南，在城乡广泛发动群众，宣传革命思想，建立中共组织，开办工农运动训练班。在赣州城里省立第二师范读书的爷爷钟翰丞就是那年加入了党组织，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那个年代的赣南，城市军阀控制，乡村宗法统治，经济十分落后，民众水深火热。广州回来的那批年轻的共产党员，像撒入干枯草原的一把火种，让赣南广大乡村一夜之间四处冒烟八方起火，反封建、反压迫斗争风起云涌，此起彼伏。

一九二七年春，爷爷随陈奇涵到了南昌，加入朱德创办的第3军军官教导团，学习军事。同年冬，他被党组织派遣回花面山，组织乡村暴动，创建红色武装。

在太公的支持下，有钱有粮的爷爷，很快就拉起一支三十余人枪的“花面山靖卫团”，控制了花面山小盆地里的十几个村落。

在闽粤赣三省交界的崇山峻岭中，花面山委实是不起眼的存在，它高不足千米，方圆不过百里。花面山不是一座山，而是一组几十座大大小小的山头，它们成环形延绵，围着山麓山下十一二个村寨以及村庄周边不多的耕地，形成一个类似高山盆地的封闭小天地，盆地唯一的出口就是流向赣江的那条源头小溪，以及沿着溪岸的那条蜿蜒崎岖的山道。

这种大山封闭内有洞天的自然环境，自古以来就是聚啸山林的好去处，所以，花面山一直是绿林武装“三点会”的势力范围。

“三点会”是洪门秘密组织，清末及民国时期在赣南福建一带广为发展，会众多为基层贫苦工农群众，他们以“劫富济贫”为口号，占山据寨，亦民亦匪，亦正亦邪，既有为民出头对抗官府的正义之举，也有打家劫舍掠夺民财的恶劣行径。

打小就“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一身江湖气的爷爷，与“三点会”一直有着扯不清的联系，不仅熟知这个秘密组织的堂口、规矩、切口，还与其头领段老大相交莫逆、情如兄弟。爷爷拉起“花面山靖卫团”后，数次邀请段老大入伙，甚至不惜以团总之位相让，均被段老大婉拒。但爷爷提出的“三点无共不成洪”，却获取了“三点会”基层会众的广泛认同，两支武装逐渐靠拢，为后来“三点会”参加兴国暴动和整体加入“东井冈”东固红色根据地李文林的红二团打下了扎实的群众基础。

花面山靖卫团公开打出的旗号是“保境安民”，小盆地内十几个村落有了武力后盾，轰轰烈烈搞起了抗租、抗税、抗粮、抗债、抗息“五抗运动”，直到警察所长坐着轿子带着司法警察耀武扬威下乡来到花面山，轿子被老百姓打碎，警察的枪支被靖卫团缴械，县政府才发现，花寨一带已成红区。

一九二八年五月的兴国大暴动，像点燃了一串鞭炮的引线，引发了周边县乡噼里啪啦一大拔的大小暴动。爷爷自然不会甘居人后，率领他的靖卫团在家乡闻风而起，举枪响应，武装割据了花面山这块小小的地盘，公开打出镰刀斧头红旗，成立苏维埃政权和各村农会，与兴国县城遥相呼应。

在太公的眼里，爷爷的所谓“暴动”，无异于落草为寇，实在是一种占山为王的土匪行径，有辱书香门第的钟氏先人。

待爷爷革命革到自家头上时，太公不仅匪夷所思，更是强烈抵制。张贴在自家院墙上的“实行土地革命”、“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穷人要翻身”等标语口号，像一支支尖锐的长矛，顶在他的胸口，令他的心隐隐作痛，无比惊恐。

自己出钱出粮给小儿子拉起的靖卫团，原以为能保境安民，顺带着保家护产。没想到，最后枪口对准的，竟然是自己。太公怎么都想不通，急怒攻心之下，他病倒了。

更大的打击接踵而至，花面山苏维埃区政府和花寨农民协会成立那天，爷爷搬出家中的所有地契和山契，交给了农会，花寨村民一片欢呼，笑语鼎沸，远胜过年。房间内，太公一声悲怆的“家败了！”，泪雨滂沱。从那天起，他一直神情恍惚，浑浑噩噩，再没有清醒过。

一九二八年六月，在省主席朱培德的严令下，滇军第12师35旅、闽军新编第4旅会剿兴国。爷爷领导的花面山游击队，只有一把驳壳、十来条汉阳造、老七九步枪，其余都是土铳长矛。士兵是清一色的花面山子弟，其中来自花寨有二十余人，游姓占绝大部分。在风声鹤唳的白色恐怖下，这群农家子弟有些惊惶失措，只能蛰伏在老家花面山的深山老林里。

国军没有漏过这片小小的红色区域，35旅一个营杀进了这片小盆地。花面山烽火燃起，花寨血雨腥风。在花寨村前的那条小溪边，17名区苏维埃和村农会干部被枪杀，红色政权被摧毁殆尽。爷爷的花面山游击队被追打得狼狈不堪、损失惨重，到八月底35旅撤往永丰时，跟随爷爷下山回到花寨的幸存游击队员不到十人。

不屈不挠的爷爷和他的战友们，掩埋好牺牲的烈士、擦干身上的血迹，一边重整队伍，一边恢复花面山苏维埃政权和各村农会。

在他最艰难的时候，强援来了。

那年冬，赣西南革命的旗帜人物、黄埔四期毕业生李文林率领东固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二团再入兴国，先战良村，再占县城，收缴城内商号枪支200余支。这一次，李文林将缴获的大部分枪支送给地方苏维埃政府和游击队，用以发展地方武装。爷爷的游击队得到二十几支步枪，加上原有的几十条枪，他的队伍迅速扩编，“工农红军花面山游击大队”恢复到七八十号人、四五十支枪，爷爷钟翰丞担任游击大队政委兼县委武装委员。

                                                           钟友栴    爷爷与小爷爷

民国十七年，祖父钟翰鼎回到花寨。那时，他是国军独立第7师19旅少校营长。

民国十四年九月，祖父钟翰鼎黄埔军校毕业，被分配到驻守广东佛山的国民革命军第3军第7师，一支刚刚组建的新部队。

第3军军长朱培德是滇军宿将，却是中山先生的忠实泵拥，也被中山先生视为股肱。所以，民国十四年八月，原驻粤滇军建国第1军第1旅扩编为师，调入第3军。

祖父钟翰鼎去得正是时候，他在第7师的第一个职务是中尉副连长。第7师师长王均将军对这批黄埔生寄予厚望，声称“三战不死，皆为连长；身经十战，可为团长。”

民国十五年九月，第3军参加北伐，自佛山经湖南醴陵进入江西新余，一战而胜邓如琢，再战击败孙传芳，占据江西。

民国十七年八月，国民革命军统一整编，第3军缩编为独立第7师，军长王均降为师长，祖父钟翰鼎不降反升，担任原7师缩编成的第19旅少校营长。

滇军第12师35旅、闽军新编第4旅撤出兴国后，驻守吉安永阳的独立第7师奉命进剿赣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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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是十月底回到花寨的，他带回老家的，是一个齐装满员800余人的加强营。他此行的任务是清剿花面山红色武装，靖宁地方。他的主要对手，就是自己亲弟弟钟汉丞率领的花面山红色游击大队。

祖父自己说过，跨进老屋见到病瘦如柴、昏昏噩噩、神情恍惚的曾祖父那一刻，他泪往下流、火往上腾，心中杀机顿起，他不能容忍把曾祖父糟蹋成这个样子的任何人存活在这个世上。

家族中最忌讳的“兄弟阋墙”就这样上演了，这对亲兄弟，在自家的浩浩竹海里展开了生死搏杀。

一开始，祖父的清剿是凌厉的。他将麾下四个步兵连分散摆在花面山中，不停地拉网与合击。他自己亲率卫队和机炮连据守花寨，策应四方。只有百十号人的游击大队在祖父的追剿下，只能昼伏夜行，狼奔豕突。但最终，他们还是在我家的油茶山里一个叫伏虎地的地方遭遇了。

爷爷麾下的一连在伏虎地咬住了游击大队，他亲率机炮连最先赶到增援。

小爷爷也许是有误判，他没想到，对面那个小时候天天把自己抱在怀里对自己无限疼爱的亲哥哥，竟会对自己如此无情，痛下杀手。游击队勇猛冲锋，意欲夺路而逃；机炮连泼弹如雨，一连在祖父的严令下死战不退，固守待援。这对亲兄弟隔着炮火硝烟能清楚地看清彼此眼中的怒火。二连三连和四连闻讯而至，合围游击大队，在包围圈最后合拢前的一刻，小爷爷领着残存的几十号人冒着枪林弹雨困兽般突围狂奔。此役，二爷爷的游击大队折损大半，元气大伤。

次年，伏虎地的油茶树，长得墨绿油亮，枝盛果硕，是少有的大丰年。但花寨人都说，那是百十条人命的肉沤出来的是百十人的血浇出来的，没有人敢去伏虎地采摘油茶籽。

受到重创的小爷爷游击大队只能小心翼翼在山里蛰伏，与祖父的追剿部队兜起了圈子。双方周旋了半个多月后，协助祖父清剿的花面山靖卫团团总游道梁献上一条绝户计：大火烧山。

游道梁是族谱中那位“宁都把总”之孙，家中也有几十亩地、百十亩山。六月份，12师35旅进驻花面山时，游道梁拉起一支二十来号人的靖卫团，协助国军清剿红军，维护地方。从小在山里长大，他当然知道冬天的山火有多么恐怖的威力，万亩竹山四周点火，真烧起来，里面的区区几十号人，连骨头渣子都不一定能剩下。也许，在他看来，钟家的山已经被穷人“打土豪”瓜分了，祖父钟翰鼎无需顾惜了。

是曾祖父一句话救了小爷爷。那天，在钟家大院厅堂里，游道梁提出建议后，祖父还未定夺，一直昏昏沉沉躺在天井下太师椅上晒太阳的曾祖父却清晰地喊了一句：“放不得火啊，我的细崽还在山上，烧了就没了，烧了就没了哇……”

祖父闻言，刹那间潸然泪下！

从那天起，他的部队虽然还向山里“放侦察”，但大部队全都撤到了山下，对花面山只围不攻。小爷爷在山里挖笋烧炭砍竹，卖钱换粮换盐，过了个安安稳稳的春节。

次年二月，独立第7师奉国民政府军令调往安徽涡阳，在花寨驻扎了三个多月的祖父钟翰鼎率部离乡。

                                               钟友檀    钟氏与游氏及父亲与儿子

由于花寨是两族南渡新肇，所以全村几十户人家，家家户户或多或少垦了点耕地，划了块山场，村里全部是自耕农，没有那种“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绝对贫雇农，也没有那种巧取豪夺、占人良田的恶霸。

虽然只在二十年前回过一次故乡，但是，在我已知的村族历史中，钟、游两族从落户花寨以来，在几百年表面的和平共处之下，两族间的龃龉和暗中较劲从未停止过，但游氏从未赢过钟家，一直是处于弱势。

客家人在由北向南的迁徙过程中，深知谋求一片栖身之地的艰难不易。在中原大地时就已经刻在骨髓里的那份对土地田产的强烈追求和执念，无论身处何方都永难泯灭，不可动摇。钟、游两族在山场田产上一直深深地相互戒备而又相互觊觎。直到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游氏家族中的那些绝嗣户、破产户，把山场田地都卖给了我家举人老祖公，钟氏用雄厚的财力将游氏一族碾压得七零八落。游氏措颜无地，唯有忍隐，默默地等待一雪前耻的机会。

一九二八年的花面山暴动，最重要的原因和最大的动力，就是来源于贫苦农民对土地的渴求。所以，在这场残酷的革命斗争中，游氏一族反而成为爷爷钟翰丞最积极最坚定的支持者与跟随者。然而，爷爷钟翰丞毁家革命的壮举，让游氏一族除了得偿所愿之外，还有些困惑不解。在花寨，老辈人解释“富不过三代，穷不过三代”时，一直都以爷爷作反面教材：“三代必出败家子。他钟家，自举人公开始发家，两代人不停地添置家业，田连阡陌，山阔似海，当年是何等风光、何等排场！到了翰字辈，就出了钟翰丞这么一号败家子，正好是第三代。”

一九二九年一月，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挺进。四月，相继攻占于都、兴国、宁都等县城，成立了赣南第一个工农兵政权――兴国革命委员会，并颁布了《兴国土地法》，赣南苏区初步形成；五月，红四军再次入闽，先后攻占龙岩、永定县城，在闽西各县分兵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和赤卫队。至七月份，以龙岩、永定、上杭三县为中心的闽西苏区基本形成。这两块根据地一建立，中央苏区呼之欲出了。

在老家，爷爷钟翰丞率领的花面山红色游击大队残部终于走出大山，回到了花寨。游道梁和他的靖卫团见势不妙，不战自溃作鸟兽散，游道梁本人也溜进了赣州城。花面山苏维埃政权和各村农会相继恢复，半年后，中央苏区拓展至花面山地区。《兴国土地法》的颁布实施，以及苏维埃政府颁发的山契地契，让老百姓终于相信，分到自己手里的山和田，不再是钟家的，确实属于自己了。这块小小的红色根据地以及红色游击队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太公可能做梦也没想到，被其视若匪类的小儿子和他的同志们，领导一群农夫绿林，会像太平天国一样，仅仅用了三年的时间，就建立起一个朝气蓬勃的苏维埃共和国。

一九三二年一月底，中央苏区江西军区成立，下辖五个军分区、五个独立师及江西红色警卫团。花面山红色游击大队被编入独立第5师，二十三岁的爷爷钟翰丞被任命为团政委，从此进入红军主力部队。

一个多月后，大爷爷钟翰鼎所在的国军第3军第7师在安徽六安苏家埠遭到红四方面军重创，师长厉式鼎被红军俘获，成为继张辉瓒之后被红军斩杀的第二位国军高级将领。五月，第7师被整编，早已起了“弃杂归嫡”之念欲回归中央军的大爷爷钟翰鼎趁机离开第7师去了南京。作为“天子门生”和学霸，他再次轻松考入陆军大学第十一期正则班，一九三五年毕业后去了他的老师陈诚的“土木系”部队做了一名中校团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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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三年六月，六十五岁的太公在恍惚了十多年后，终于在老家花寨撒手人寰。我一直奇怪，花寨地处中央苏区边沿，战略位置又十分重要，在“围剿”与“反围剿”这五六年里，红白双方你来我往反复拉锯争夺，花寨饱受战火摧残，而太公和祖屋却奇迹般地安然无恙。

太公躲过了内战炮火寿终正寝，而他牵肠挂肚的两个儿子此刻全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为民族的生存浴血奋战。斯年斯月，已是“土木系”少将旅长的大爷爷钟翰鼎，率部与日军在鄂西展开了生死搏杀，是役，大爷爷率部阵斩倭寇600余名；在八路军冀南军分区当政委的爷爷钟翰丞，率部参加林南战役，清扫豫北的日伪军，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一直跟在爷爷钟翰丞身边、已经做到了八路军营长的游道芳三叔，就是在这场战役中不幸牺牲。

大姐友楠告诉过我，记不清是不是游道芳叔叔来北京的那一次，反正她亲耳听见爷爷对父亲说过：“不敢回花寨，怕见乡亲们。做了将军有什么值得高兴？那是多少人命换来的？当年，在花面山搞暴动闹革命，游击队三次拉杆子，三次都是花寨的兄弟叔侄率先响应，前前后后近百号人参军，到编入红军独立第5师时，自己身边还有十四名花寨兄弟。后来，广昌城下战死三个，湘江边上战死八个，过草地时倒下一个，到陕北后还有两个，没想到，一个死在山东，最后一个死在了豫北，就是游道芳的三叔。游道芳两个亲叔叔，一先一后都参加了游击队，一个死在滇军第35旅手上，一个死在林南日军手上。花寨出来的，就剩下我孤零零一个人了！”

爷爷钟翰丞思乡而情怯，不仅仅是因为失去了带出来参加革命的全部乡党，也许，还有心底那份对他父亲的深深歉疚。接到太公逝世的信后，爷爷呆呆地在房间独坐了一整宿，泪流满面哽咽无声，他终于理解了他的亲哥哥当年见到病瘦如柴的太公后为何会如此暴怒，与自己反目成仇。一边是因哥哥冲冠一怒而牺牲的几十号花面山游击队兄弟，一边是最终给自己留了条活路的亲兄长，爷爷一直不知如何去面对。更何况，他的兄长最后也是黄鹤南去，有家难归。一九四九年，已经官居中将的大爷爷钟翰鼎，随国军撤往台湾。这一去，他再也没能见到自己唯一的弟弟，再也没能回到花寨。

                                                              钟友栴与钟友檀

赣州黄金机场，第一次跨越海峡回到老家的钟友栴跨出航空大楼，贪婪地扫视四周如画的乡野风光，深深地呼吸故乡清甜宜人的空气。钟友檀一眼便认出了这个从未谋面的堂兄，他迎了上去：“大哥，你好！”

血脉与基因真是神奇，对方也心有灵犀般对着他张开了双臂：“我家小弟！”，俩人没有握手，而是快步上前，紧紧相拥，花寨钟氏终于迎来这兄弟聚首百年一抱。

在钟氏兄弟相认的时候，游大贵机灵地接过钟友栴的箱包，放进了途观SUV的后备箱。“这是大贵，老家村里道芳叔的孙子，在赣州市交通银行工作。”钟友檀介绍。

“游家侄子？好啊！小时候，爷爷告诉我，花寨开基时，县衙派来的勘舆先生说过，花寨地硬，唯有两姓共镇共存，钟不离游，游不离钟。这是老祖宗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话。”

“友栴伯伯好！欢迎您回家，您的话我记着了。我们先去宾馆安顿一下，晚上，行里安排了为你们接风洗尘。”

“等一等友楠和友栅吧，她们的航班比我晚四十分钟抵达。”

“大姐和二姐也来了？”钟友檀没接到两位姐姐的通知，还不知情。

“我在上海转机时和叔叔联系了，回花寨团聚，怎么能‘遍插茱萸少一人’？这一次，兄弟姐妹都回花寨大团圆。”

花寨，还是漫山遍野的竹海。翠竹摇曳，像母亲的频频招手，竹叶婆娑，像母亲的柔声呼唤。

“爷爷，廖公志承致信经国先生曾云：‘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您回家了！您的弟弟小爷爷也在，列祖列宗都在，你们放下一切过往与恩怨，安息吧。”在山上祖墓前，钟友栴把从台湾阳明山公墓请回故土的爷爷钟翰鼎的骨灰，依家乡的风俗，隆重地安葬进祖茔。离开故乡一个甲子的钟翰鼎，终于与弟弟钟翰丞相见，一左一右守护在父母身边，团聚于父母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