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皓月：“过了春节再说吧”

对于大多数异乡人来说，春节返乡意味着回归村里的家长里短，或者一连几场的初高中同学聚会，也意味着故乡的气息瞬间将自己“打回原形”——“回乡前：都市丽人，回乡后：村口小芳”。

作家韩皓月在其书《世间的陀螺》中，细数自己返乡前后跌宕的心情。在他的笔下，故乡仿佛静态地居于山东大地上：“尽量不使用新语言，也别谈什么新话题，在故乡，只有谈论过去才是安全的、欢快的。”他也坦承自己作为“故乡的逃离者”，被故乡“打脸”时的羞愧与警醒。故乡塑造的人格，以及城市文明养成的习惯，每每在春节期间撕扯着每一位归乡的人。

下面三篇短文摘自《世间的陀螺》一书，经出版社授权转发。

《故乡把人打回原形》

你躲在故乡街道拥挤的人群中，徜徉在故乡郊外蓝天白云下。你希望不遇到一个熟人，能信步自由地走上几个小时，以便确定自己仍然属于这里。你在外面漂来漂去，一直找不到扎根的地方，而在故乡，虽然你已经被连根拔走，但还是想贪婪地把故乡据为己有。 

1 

每年回乡，都会有一些愿望，比如，到县城电影院门口逛一圈，买几串经营了三十多年的王师傅烤肉串站在马路边上吃完，去小书店看原来卖书的清纯小姑娘成了几个孩子的妈……今年回乡的愿望是，把去年想见而没见到的人，都见一遍。 

因为受到这个愿望的鼓动，以及去年实现了职业上的自由，所以今年回乡过年，比往年提前了一周多。这意味着，有近半个月的时间，来邀请或拜访亲朋好友们。而见面的最好形式，以及最佳场合，是在某条街道的边上，选一家酒馆，点上几个菜，带上几瓶好酒，边喝边聊。 
说是愿望，其实也是内心隐隐的渴望，觉得这会是个温馨、美好、欢乐的瞬间，值得长久地记忆。 
 

这么多年来，每每在匆匆离乡回到寄居的北京之后，想到遗漏而没有见到的人，内心总会有一些歉疚感。以前没有分析过这歉疚感究竟从何而来，现在想通了，这种略带点悲伤的感情，源自年龄的增长，以及时日无多、见一面少一面的恐慌。这种恐慌需要见面来安慰。 

我从未扮演过衣锦还乡者的角色，尽管这是年轻时出来闯荡的动力之一。以前在内心深处，一直固执地觉得，在家乡父老面前暴露出虚荣的一面，是件不堪的事情。于是，便竭力地保持以前的样子，到了家就说家乡话，永远闭口不谈在外面的事情，包括自己做了什么等等。但显然，这不是大家所期待看到的样子。 

2 

故乡如同一个漩涡，你的归来则像一颗水滴，很快被旋转的速度带了进去。回乡遭到的第一个打击是，每年此刻都要相聚，且聚了近二十年的同学聚会竟然取消了。没人操办和主持，仅有一位同学打电话问：“今年还聚吗？”“不知道呐。”“那我等通知了哈。” 

去年，我力挽狂澜地组织了上一届春节同学聚会，人不算太多，有的同学为了不冷场，特意带朋友来，结果因为有陌生人在，反而真的冷场了。一桌子中年人，酒喝不动了。没人说醉话，气氛就热不起来，大家连聊上学时那点谁暗恋谁的老梗，都显得兴致不高。那时候就预感到，同学聚会可能无以为继了。 

同学聚会带来的后果是，在接下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接到了三个同学的借钱微信。一个说做生意手头紧，希望能拿五十万帮周转一下；一个说想在村里买一块宅基地存起来，等有钱的时候盖房子，借钱额度不限，一万两万皆可；还有一位说买车手头缺钱，希望老同学能帮凑一点。好在是用微信交流，不像打电话那么尴尬，三个借钱的同学都被我婉拒了。拒绝的时候觉得自己遵守了某种规则，同时也觉得自己冷漠，心里别扭了一段时间，但最后还是觉得，“救急不救穷”这个规则更重要一些。 
 
同学聚不成了，我开始邀请文友，都是二三十年的朋友。一位老友离开了家乡，去儿子工作的城市投奔儿子，今年春节没有回家过年。一位老友的工厂遭遇火灾，损失了几百万，根本没心情出来喝酒。一位老友和另外一位老友有嫌隙，有一个在，另外一个就不会到场。最后只有一位老友来了，他前段时间中了风，面瘫还没有好利落，戴着口罩穿着大衣来了酒馆。 

我带了一个弟弟过来倒酒，另外，还有几位一直认识但没谋过面的文友过来一起聚。但整个晚上，都是我和唯一到来的老友谈论过去的事情。我们回忆过去哪一年哪一场酒喝得最为暴烈，回忆有一次喝多了在大街上把其中一位的自行车扔来扔去，还有他摔倒在街头，我送他一瘸一拐地回家……新来的朋友听得津津有味，席间欢声笑语，老友不顾全桌人的劝阻，坚持喝了一杯白酒。这场酒喝完心里踏实了许多，仿佛故乡还在。 

后面一个晚上，邀请了少年时的伙伴，加上我一共四位。这真是十来岁时一起晃荡过、知根知底的伙伴啊，也是喝酒时不必提前预约、随叫随到的人。果然，他们都推掉年底要忙的事，准时地来了。 

我给他们带了一年多前出版的书。在此之前，我出版的十余本书，从来没送过他们。他们是无数次出现在我文字里的主人公，可我以前莫名其妙地并不想他们读到这些文字。现在可以坦然地把自己写的故事交给他们了，也算是我心理建设过程里的一个小小的进步。 

他们不读书，对我送的书也不甚感兴趣，撕掉封膜翻翻后就各自放屁股底下坐着了，彼此提醒着喝完酒后别忘了带走。四个少年伙伴，如今都到了中年，但每次见面，都觉得还没有长大，还活在过去的岁月里。那一点点成熟与矜持，仅仅一杯酒下肚之后就荡然无存，关上房门，像少年时那样放肆地大笑，粗鲁地劝酒，把谈论过的那些往事又欢快地复述了一遍。 

以品尝的名义，在街上吃摆摊老太婆的葡萄，结果一颗没买，被老太婆追着打；逛遍城里的每一栋楼房，捡拾各种废品卖给小贩，换来钱，他们买啤酒我买书；在游戏厅和社会上的小痞子打得头破血流；为了捍卫其中一个伙伴的姐姐的名誉，在百货公司门前的夜市上和当地最大的混混头子单挑；在工商银行门前的户外卡拉OK一块钱一首点唱郑智化的歌…… 
 
说这些事情的时候，一位一直催我交稿的话剧公司老板来电，我兴高采烈地说自己终于找到选题了，写我的这几位兄弟，写乡愁，写喜剧，写我逃开又想念的故乡……那位做话剧的朋友说：“别吹牛，给你录音了，交不了稿子提头来见。” 

酒醒后想到席间说的话，不禁惆怅若失。关于故乡，关于少年，关于乡愁，我真的能写出好看的故事吗？在这一点上，我并不自信，因为，每当面对熟悉的人与往事，和往常一样，我总是如此迷茫。 

3 

“故乡，是一个可以把人打回原形的地方。”《看电影》杂志的阿郎在朋友圈发了这么一句话。我愣了几秒钟，给这句话点了个赞。 

住在酒店里，换洗的衣服已经快没了。睡得晚，起得也晚，早晨从中午开始，眼泡已经有些浮肿。懒得刮胡子，洗脸的时候总觉得洗不干净。烟酒的味道在羽绒服的内里流窜。因为上火，嘴角开始溃疡。想到血液里的酒还没有完全消化掉，又要面对迎面而来的酒杯，就充满压力。没由来地想发火，又找不到发火的理由。 

面对孩子以及遇到的每一个人，又得换上一副温柔的面孔，装作很自在又开心的样子。每次走进下一个酒局之前，要深深地呼吸一口气，提起全部的精神……“我已是满怀疲惫，眼里是酸楚的泪，那故乡的风和故乡的云，为我抹去创痕”，多想像歌里唱的那样，只走在故乡的风里、云里，让故乡抚慰满怀的疲惫。 

要用家乡话来与人交流，要用家乡的思维来考虑问题，要用家乡的价值观来评断事物。尽量不使用新语言，也别谈什么新话题，比如特朗普、老虎咬死人之类的，这和故乡无关。 

在故乡，只有谈论过去才是安全的、欢快的，只有回到那个虽空出来却一直留给你的位置，才是完美的、和谐的。不要冒犯那些已经形成了数十年的规则，不要更新你停留在过去时光里的形象与性格。任何的抵抗和试图改变都是徒劳的，故乡会用她自己的方式，让你乖乖地又沉默地接受一切。 
 
有一个例子足以证明，故乡在打脸的时候，是火辣辣的，非常疼。 

我按照计划去看望孙叔——每年都去看望这位老人，我在故乡工作时的前领导。他退休后，许多当年的年轻人都不再登门了，用他的话说，我是唯一一个“有点良心的”。他在村庄边缘自己的自留地里，盖了几间简陋的房子，盖这几间房子不是为了住，而是为了等待拆迁。拆迁上楼需要二十多万才能买到新房，如果不加盖几间房子，征地补偿的钱压根不够付。 

站在孙叔的院子里，感到满目狼藉。据孙叔说，某天清晨来了几辆巨大的铲车和上百号人，只花了二十多分钟时间就将他的家园“夷为平地”。孙叔打电话给我，问这事是否可以报道。当时我的回答是，房子是违建，强拆有他们的道理。 

但孙叔还是坚持给我寄了封挂号信，希望我能帮他转交给媒体。那封信到达时，我在外地。孙叔打电话来问，为了让他安心，我直接说“信已经收到了”。 

事实却是，因为没有及时去取，信被退回了，邮局真是太靠谱了。这次春节见面，孙叔问：“你不是说信收到了吗，怎么原封不动给退回来了？”我的脸热辣辣的，很疼，想解释一下，却不知道说些什么。也许，这二十三年的感情，因为这个谎言，就掺进了沙子。不知道孙叔明年还愿不愿意见我，愿不愿意给我打开柴门。 

这个事情让我耿耿于怀了数天，失眠的时候就拷问自己，是不是我整个人变了。在故乡，绝对不可以做一个言而无信的人，否则，真的会进入一个人的口头历史，成为污点。故乡，就这样简单地把我打回原形，让我思考了很多。这算是个教训，也是个警醒。希望孙叔能原谅我，原谅我的谎言，也原谅我的无能为力。 

4 

对待一个人最好的方式，就是把最好的给他。这是一个朴素的道理，在故乡也是一个通行的价值观。 

受乡村观念和家族生活影响，每年回乡过节，我也尽可能地遵从这一规则，把一年来购买的或者朋友赠送的最好的酒、最好的茶、最可能受欢迎的礼物，塞满了汽车的后备厢带回去。同时为了保险起见，除了带够钱包装不下的现金，也给微信、支付宝里充值了自觉够用的金额。 
 

以前会给所有孩子每人买一件新衣。对童年的我们来说，新年收到新衣是最好的礼物，但现在的孩子已经对新衣服熟视无睹，甚至连打开包装看一眼的兴趣都没有，于是近年便转为更直接的红包了。 

加在一起，每年要拜访十多家亲戚，要一家家地走下去。要费点心思，考虑买什么样的礼物，要考虑品种与数量，要想到是否合对方心意，以及是否会取得欢心。通常最好的表扬是，“你去年送我的酒（茶），我朋友来喝了都说好”，这会鼓励你下一年继续送下去。 

我是用城市里学到的礼节，来要求我的亲人、亲戚，而他们则不会如我所愿，用“见外”的口头方式安慰我一下。这大概也是许多回乡者的痛苦来源之一吧——只有人关心你混得好不好，没有人问过你活得累不累。 

又能怎么办呢。你不能和故乡决裂，哪怕被骂为“凤凰男”也不能。 

你躲在故乡街道拥挤的人群中，徜徉在故乡郊外蓝天白云下。你希望不遇到一个熟人，能信步自由地走上几个小时，以便确定自己仍然属于这里。你在外面漂来漂去，一直找不到扎根的地方，而在故乡，虽然你已经被连根拔走，但还是想贪婪地把故乡据为己有。 

你不能失望、不能抱怨、不能在酒后落泪。你以“成功”的姿态重返故乡，再以“勇敢”的面貌走出故乡。故乡如同把你推出门外的母亲，在你中年的时候仍然教育你“好男儿志在四方”，别忘了“衣锦还乡”。可是故乡却不知道，离开的人，哪怕白发苍苍，在很多时候，仍有一颗孩子的心灵。 

如果故乡不能给我们以安慰，那么异乡就更不能了。
 

《县城里的中国故事》

中国最好的故事在县城，县城故事才是最符合当下中国气质的。这些故事生猛、真实，带着土腥气，讲述时不需要矫饰；这些故事有世俗功利的一面，但牵扯到骨与血的时候，却一点儿也不掺假。 

我每次回去过年的县城，越来越像贾樟柯镜头里的汾阳，充满了故事。这故事由青春、记忆以及勃兴的当下组成，这故事散落在县城街道、新老建筑，以及一张张熟悉的面孔上。 

回老家第二天，县城飘起了小雨，我牵着五岁女儿的小手，漫无目的地闲逛着。平时不爱走路的她，那天没有“求抱抱”，而是安静地跟随我走着——这个城市对她而言，仿佛没有一点陌生感。 

我觉得这是一件挺神气也挺神奇的事。自己也没有想到过，会有一天领着女儿的手，走在少年时呼喊过、狂奔过的街道上。出生在别的城市的女儿，在他父亲的家乡，会留下什么样的记忆？她长大之后，是否还会带着她的孩子来这里，是否还能体会到安宁、自在的气息？ 

在县城，我还遇见了每年都会遇见的人。一个远房的表叔，准时地约我见面，和我谈他那场旷日持久的官司。十多年前一场冤案，让他被无辜抓进监狱关了两百多天，无罪释放后，他开始了漫长的维权路程。没上访，没堵政府大门，只是像《肖申克的救赎》里的安迪一样，年复一年地往外寄信。就这样一点点的，先是检察机关还了他清白，后是法院改判无罪，再是申请政府赔偿成功，然后又是艰难地办理了退休手续。今年他告诉我，正在申请补发被开除公职后的几年工资，虽然遭遇了阻力，但他坚信只要把信一封封寄下去，他那比窦娥还冤的案子，就能彻底结清。顺便说一句，窦娥的原型周青是我的老乡，她的墓就在县城边上，我去专门拜谒了。 
 

我的县城兄弟开车把我拉到铁路桥下面的饭馆吃饭，在时不时出现的火车轰鸣声里，他终于肯对我讲述伤心往事。一九八九年，尚未成年的他卷入一场打架斗殴案。他对我讲他怎么在监狱里挣积分减刑的故事，讲述他坐满十五年牢释放后突然面对这个变化巨大的世界的恐慌。现在他在一个工地老老实实地打工。吃饭的时候，他总说起我给他寄的一张贺年卡，他说他直到现在都记得卡片上的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符号。我们在铁道桥下合影，呼啸的火车在头顶滚滚向前。 

我见到了弟弟妹妹们，当年他们都是孩子，现在他们也有了自己的孩子。聚餐的时候，女人和小孩一桌，喝酒的男人坐在一桌。每逢这样的时刻，我都有些恍惚，这一年一度的相聚，等待得太久，在一起说话聊天的时间又太短，短到我很想偷偷架一台摄像机，把这一幕幕都录下来，等到深夜没人的时候，自己看。很奇怪，以前没有这种想法，总觉得生命漫长，有的是时间见面，可今年的情绪变了，觉得时间太短，恨不能把这时间拍扁了、拉长了，再按一下暂停键。 

我见到了家人、亲人、同学、朋友，见到了县城里的官员、社会上的小混混，见到了出租车司机、饭馆老板、卖煎饼的、卖水果的，见到了城管车、摆摊小贩……不管认识不认识，不管见面亲热不亲热，我都是一个外来人，是待几天后要走的。他们的话里透着客气，吃饭买单的时候，我永远没有机会，因为总是有人说：“你是客，远来的都是客。”有段时间，我也一度这么认为，可今年心里就悬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我怎么就是客了呢？我怎么就是客了呢？ 

这个县城过往的故事满满地塞在我的记忆里，有的写了出来，有的不舍得写。它现在又发生的故事，又一点点地塞进了我的脑海里。我在琢磨，怎么才能把它记录下来，用对得住它的形式，用能让它永恒的内容。中国最好的故事在县城，县城故事才是最符合当下中国气质的。这些故事生猛、真实，带着土腥气，讲述时不需要矫饰；这些故事有世俗功利的一面，但牵扯到骨与血的时候，却一点儿也不掺假。 

得益于网络和手机互联网，大城市看到的网络电视，以及流行的手机App，在县城一样普及；对商品房和私家车的追求与热爱，同样不理性；各种娱乐八卦、小道消息，传播速度和内容高度一致；小城人的见识和理解，一点也不比大城市少。而一线城市里没有的，这里却有，比如相对洁净的空气，大片的土地，开车五分钟就能见到的田野风情。 

每年的回乡之旅，都有不同的感受。今年发现了县城的故事性，发现了这座古老小城，其实小城仍然年轻，而我对它有了依恋和了解的愿望，是因为我开始变老了。
 

《近乡情更怯》

你在别的城市，已经变成另外一个人，你想要拔脚出走，过上一种简单的生活，结果却发现有形的脚可以离开，无形的根却仍然在原地，每试图拔一次，就会生疼一次。 

每年进入十二月，就隐约有了准备过年的感觉，再加上眼前、耳边都是和“回家过年”有关的信息，更是多了点紧迫感。 

这一年没有完成的事，年初时想要实现的愿望，到这个时候都要暂停一下了，“过了春节再说”，这是传统文化中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在外漂了近二十年，早些年回家过年，不像现在这样，犹豫、焦虑，心里总是带着点若有若无的压力。可能和那时候年轻有关，也可能和“故土难离”的乡土文化有关。离过年还有两三个月的时间，就急着想要买车票；临近出发前，更是期待与惶然交织，整个人都不在状态。拖家带口到了火车站，没有票就是扒火车门也要先上车再说。那个时候，不让回家过年，整个人都不好受，感觉接下来的一整年，心里都会疙疙瘩瘩。 
 

可是，回家过年，太辛苦了。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回家前的一周或半个月，牙龈就会因为上火而隐隐作痛。过完年回来上班，嘴角准会起一个火泡，逢过年必上火，似乎成了一个惯例，也成为恐惧过年的一个理由。终于懂了为什么小孩子过年欢天喜地，大人却唉声叹气。 

近些年，却也有一些不想回家过年的理由，首先是难以适应环境，老家处在南北方接壤处，冬天没有暖气。习惯了北京有暖气的冬天，回去之后冷得无处躲藏，见了谁家有生着火的炉子，就守在旁边不愿意走。 

早晨离开冷被窝，还要用冷水刷牙洗脸。可少年的时候，也没觉得这样的生活条件有多艰苦啊。可见，人是不能过上舒服日子的，从苦日子到舒服日子容易，再回去就难了。 

老家有个习俗，出远门的人回来了，无论混得好不好，都要上亲戚家看看。既然到亲戚家串门，空着手必然不好看，万一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有一家亲戚没能去成，那就会落下不是，会在背后被念叨，从此，坏了多年攒下来的好名声。 

亲戚们一年不见，是有必要看望的，可是因为春节假期就那么几天，一二十家亲戚走下来，除却购买礼物和跑在路上的时间，余下的时间只能是放下东西寒暄几句就得走。这样的寒暄，十几年持续下来，已成套路。 

还有就是疲于应付饭局。我们老家因为有好客传统，一直到现在，还保留着好菜好酒留给客人享用的习惯。不管你饿或者不饿，这个饭局都要从头守到尾，直到主人觉得劝不动酒也劝不动饭菜了，才算圆满结束。 

有时候真想过年的时候到街上先逛逛，无所事事，像少年时那样买串糖葫芦、套个圈，可这也成为奢侈的愿望。年年回家前都希望给自己多留一点时间，可是真回到家之后，才发觉那时间不是你的了。 

因为这种种的不乐意，心里也曾有过漫长的斗争与冲突。 
 

故乡塑造的人格，以及城市文明养成的习惯，每每在快到春节的时候便撕扯自己。往往会将这种撕扯产生的原因归罪于自己，觉得自己变了，懒惰了，自私了，世故了，仿佛这样给自己找些罪名出来会好受些。 

可这样的自我加压多了，也会替自己开解：你是一个人，一个普通的人，一个劳累的中年人，再也没有力气去做每个人口中都说的老好人，何必为了面子辛苦自己？ 

开解归开解，但最终的结果，仍然是服从于以前的套路，该做什么，还得做什么。 

这种境遇，大概是许多漂泊者都面临的考验。你在别的城市，已经变成另外一个人，你想要拔脚出走，过上一种简单的生活，结果却发现有形的脚可以离开，无形的根却仍然在原地，每试图拔一次，就会生疼一次。 

你想，干脆回去，让那双脚再长进自己的根所在的地方，却发现，哪怕多停留几天，都会如坐针毡，想要离开。你在内心嘀咕：怎么办，这该怎么办？可没人给你提供解决方案。 

以前错以为，宋之问写“近乡情更怯”，是因为离故乡近了开心而觉得激动、紧张，或者家乡有什么亲爱的人在等待着。后来才知道我是想多了，诗的原意，是许久得不到家乡的书信，在归乡途中担心家里会有什么变故，都是灰色的情绪，没有一点儿旖旎的成分。 

原来宋之问在一千三百多年前，就用四句小诗，写尽了当下“漂一代”的所有愁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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