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一个孩子，在上学途中遇袭

“还是得看人，一个具体的人。”

文｜原点记者

9月18日，何予一家本打算带着孩子出门玩耍。傍晚时分，她突然收到丈夫的信息，“今天我们不出去了，在家里待着吧。我不想出去玩，有个孩子去世了。”

她上网查询，得知这是一起极端的袭击案件：当天早晨在深圳蛇口，一位10岁的日本籍孩子在上学途中被刺伤，救治后不幸身亡。

事发后的三天里，令何予感到心痛的是，遇害者是再普通不过的孩子。“伤害一位孩子，这是很不公平的！”何予的丈夫在发给她的信息里写道。

在通报里，人是一个身份、一个标签。而在实际的生活中，“人”是父母们的孩子，楼上楼下的伙伴，或偶然路过的点头之交，鲜活而平常。

深圳日本人学校校门口，事发后被遮挡。

事发：“一起极端事件”

何予在网上看到了深圳市公安局发布的警情通报。其中提到，“18日8时许，深圳市南山区招商街道辖区内发生一起持刀伤害路人警情，致使未成年人沈某受伤”，警方“现场抓获嫌疑人钟某，并第一时间协助120将受伤人员送医院”。

而在事发现场附近，人们试图回忆起当天的经过。

遇害孩子就读的深圳日本人学校，坐落在蛇口“招商国际儿童友好街道”，这条路上有两到三所学校和幼儿园，周围被小区环绕。

临街居民张萍的女儿在附近中学读书。9月18日早晨7时，张萍送女儿上学，看见几个日本人学校的孩子在妈妈们的护送下步行在道路一旁，在距离校门口约200米左右的路段时，有人持刀刺伤了正走在道路最外侧的一名男孩。

事情就发生在几分钟之间。在张萍的回忆里，孩子的母亲倒地痛哭，有人帮忙按住遇袭男孩的伤口，救援人员抵达后，男孩被送往医院抢救。大多数路人被震惊得一时没反应过来。

早上8时不到，上了通宵夜班的便利店员工周欣突然听到一阵哭声。她出门张望，看见路边一名女性在哀嚎，身旁是一摊血迹。路边站着几个人，说着她听不懂的日语。

在数位目击者的描述里，案发地与派出所和公安局边检部门距离很近，警方很快就赶到了现场。8时之后，周欣下班再次路过出事地点，现场已经被警方搭起棚子进行了隔离。

周欣工作的便利店距离事发现场很近，周围散布着一些治安亭。

医疗救治组组长、深圳市儿童医院院长麻晓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伤者因伤势过重于19日凌晨1时36分宣告不治。

9月19日晚，中国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外交部发言人林剑答记者问时披露男孩为日本籍，其父母分别为日本公民和中国公民。

截至9月20日晚，深圳日本人学校仍在停课之中，街道重归平静。

另一头，何予和她日本籍的丈夫感到愤怒，心情始终无法平复。“怎么能这样？非常非常伤心。”何予的丈夫说道。

“这是一起极端事件。”何予试图安慰他，自己心里却止不住难受。她也是一位母亲，孩子今年刚满一岁。

孩子：“和我们是一样的“

在蛇口的街道上，带着标签的身份变成了真实的“孩子”。

周欣回忆起曾经来店里光顾过的日本孩子们，“虽然日本孩子中有一些中文说得也不错，但还是能辨别出来。”

“很有礼貌”“站得很精神”“喜欢吃饭团”是周边商店店员们对日本孩子们的普遍印象。

9月20日早上9时，学校五百米外的小花店内，白色的雏菊和黄色的向日葵被放在了最显眼的位置。店主刘霜仍在忙活，19日上午开始，店里接到了近30笔来自全国的订单，地区有南京、北京、上海...，想要给遇害者献花。“许多都是孩子的父亲。”刘霜说。

刚从朋友那儿听说孩子遇害的事时，刘霜并不相信。“瞎扯淡，你这是瞎扯淡！”刘霜骂道，她开了14年花店，从未出过这样的恶性事件。直到第二天早上，她陆陆续续收到订花的信息，才意识到案件在真实地发生。

尽管刘霜和生活在这里的日籍人士很少有过深交，但她印象深刻，每年的日本教师节，日本孩子会来花店里买花，“和我们是一样的。”刘霜加重语气，“都很有礼貌。”这些孩子中文说得特别好，一直点头和她讲“谢谢”。

很早之前刘霜带着自己孩子上学，也会在途中遇见日本人学校的孩子和家长。尽管彼此并不熟识，他们仍会互相点一点头。

“啧...”“哎...”刘霜好几次想说些什么，又开始叹气。“很难受、很难受的。”

而在学校一条街区以外的咖啡店里，咖啡师夏梦时常看到日本孩子刚放了学就跑到附近的披萨店、便利店里，有时也会到自己的小店里买杯饮料。

店里的台子上摆放着海贼王的手办。每次孩子们看见总会喊道“路飞，路飞！”夏梦就在一旁附和道“是呀，我最爱的就是路飞。”

她养了两只橘猫。那些孩子们会小心翼翼地用中文询问她，“可不可以摸？”得到允许后他们兴奋地不行，抚摸着小猫的后背，嘴里直呼“可爱”。

她摇了摇头，“我本来很想在网上说些什么。”但平静下来后她意识到，输出愤怒的情感并没有用，“能改变什么呢？”夏梦想了想，还是打算过去献一束花，希望孩子在另一个世界也能幸福。

9月20日中午，学校的北门已经聚集着不少前来献花的市民。

一位市民拎着袋子，里面装着两束鲜花。她的朋友曾在日本留学，特地委托她过来献一支花束。“是这儿，去吧。”聚集的人们说，没关系，大大方方献就好。“孩子太无辜了，无论在哪里都不该这样。”

住在附近的赵雅是三个孩子的妈妈，她一早就带着鲜花前来。对于发生这样的事件，她感到痛心无比。作为一个母亲，赵雅很难接受这样的事情，“我居住在这里很多年，一直治安良好，很难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赵雅哽咽道。

误解：“日本人学校到底是干什么的”

让何予更为难受的是，情绪是一时的，误解却在不断出现。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最早的窗口之一，蛇口一直是深圳外国人的聚集地，这里也密集开设着诸多国际学校。

事件发生后，她在网络上看到了熟悉的疑问，“日本人学校到底是干什么的？”“我住了这么久都不知道日本人学校。”

深圳日本人学校位于马路边的巷口，颇为低调。

何予说，这些疑惑由来以久。她第一次了解日本人学校，是由于她的丈夫曾在日本人学校里担任了四年教师。她常常跟着丈夫参加同事聚会，由此得知了这类学校是寻常的存在。

何予解释，在上海、广东等日资企业较多的地区，常常会有企业管理层人员，从日本被外派到中国，一般待上三年左右。他们普遍不愿把妻子孩子留在日本，会带着一家人来中国居住。

于是，日本人学校为这些“随迁儿童”提供了过渡。“三年后孩子就要回到家乡，考日本的高中和大学，他们就只能就读和日本教育系统相似的小学、初中。”何予说，这些学校基本属于公益性质，比起一些国际学校，学费要低得多。在日本的横滨等地，同样建有华人学校。

根据中国教育部门的规定，中方的孩子不能就读日本人学校。何予说，日本人学校除了少数中文课、中文老师，其他的教职人员基本是日本外派过来的日籍人士，全程用日语教学。学校管理和安保措施比较严格，哪怕是日籍家长要给孩子送东西，未经报备、许可也不能随意进入。“几乎都很封闭。”

而在蛇口街头，居民说起了另一段历史：这些日本学校其实和当地的发展有着紧密联系。

“蛇口也叫招商蛇口。”一位本地居民说，“有了三洋也就有了蛇口。”早在上世纪80年代，日本电机企业三洋在蛇口建了厂房，为很多当地人、外来的打工者提供了就业。2000年后，随着日资企业不断进驻。蛇口逐渐成了深圳新的经济重地。

宏观的全球化发展之下，日本人学校成了其中微观的产物。深圳日本人学校的官网上标注，2008年学校在深圳日本工商会下设立，目前有小学部和中学部共9个年级，273名儿童就读。

而学校的校歌歌词里写着，“驶向蛇口的船只，追梦的人聚集在光辉下，怀揣升腾的心，航向世界。”

招商街道境外人员管理服务中心门口。

偏见：“还是得看人，一个具体的人”

事件发生后，何予的丈夫也和她说起自己的担忧：这件事伤害的不仅是孩子的生命，也会影响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她在网上见过许多声音，担心人们之间的偏见越来越深。

在外交部的发布会上，林剑称，18日发生的袭击是一起个案，中方始终欢迎包括日本在内各国人士来华旅游、学习、经商和生活，将继续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在华外国公民的安全。

其实比起这些，何予更加在意的是，这是一个和自己相似的家庭，妈妈来自中国，爸爸来自日本，家中的孩子仍然年幼。和每一对父母一样，他们也牵挂着孩子每天的安全，未来的人生轨迹。“还是得看人，一个具体的人。”何予说，而不是一些抽象、宏大的概念。

2017年，何予在一位法国朋友的派对上结识了如今的丈夫。和多数内向的日本人有所不同，他的丈夫乐于结识新的朋友。当时，她的丈夫刚刚爱上中国的美食、文化，两人由此有了许多共同的话题。

三年后，两人步入了婚姻。每次何予去丈夫的家里吃饭会在餐桌上看到很多熟的火炙寿司。她很惊讶，丈夫曾说过，他们非常非常讨厌吃熟寿司，新鲜度很低，他们更爱吃鲜甜的生鱼片。

后来她才知道，婆婆了解到熟食是中国的传统和文化，很想顾及她的感受，想让她有被种照顾的感觉。

虽然孩子刚满1岁，何予已经像大多数中国妈妈一样，开始为孩子将来的择校做起了规划。

“我们正考虑读国际学校。”何予说。和她一样的家庭通常有几种选择，可以选择中国公立学校、日本人学校和国际学校。相较于教学气氛宽松的日本人学校，国际学校虽然学费昂贵，但更符合何予对孩子的期待。

何予叹息，一位外派的日籍人士在服务期满后，按照惯例必须回到日本工作。很多人和她的丈夫一样选择留下来，组建自己家庭。他们都是这座城市里的普通人，相信在这里能有更好的未来，有爱的人陪伴在身边。她不愿见到这些信任、希望在未来消逝。

（文中所有人皆为化名，所有图片均为原点记者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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