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世纪以来，他是唯一没有被中断阅读的作家

本文摘自《张炜散文》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6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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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一个世纪以来鲁迅是唯一没有被中断阅读的作家。

而这期间，许多作家的著作都从书架上消失过，他们的名字在长达三四十年的时间里对于大多数中国读者都是陌生的。鲁迅的著作却一直被阅读着强调着，直到现在仍然如此。在中国大陆，大概连通俗小说家统计在内，仅就印刷量而言，也没有一个作家超过鲁迅。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没有一个作家像鲁迅一样在教科书中占有如此重要的位置。即便在万马齐喑的“文革”时期，鲁迅的书也是影响力最大、印刷量最大的之一，超过他的大概只有“红宝书”了。而当时对于人的行为约束力最大的，除了“红宝书”之外，也就是鲁迅的书了。人们当年要背诵许多“红宝书”的篇章，对其中许多文字耳熟能详，并在行文中大量引用。对于鲁迅的书，许多中国人也能张口说出一些句子，也常常在行文中加以引用。“文革”时期能够印刷作品的作家虽然少而又少，但总还存在；特别是后期，总有十几种或更多一些的当代文学作品出现在书架上。不同的是，这些作品除了极个别的偶尔还会出现在记忆里之外，随着新时期的到来，改革开放的浪潮很快就将其淹没了。而在“文革”期间或后来的更长一段时间内，如果有人指责鲁迅的著作，肯定会被当成荒唐或疯狂的举动，因为这在政治上或通常的意义上都是不被允许的。由此可见，鲁迅的书在当时所具有的无可比拟的地位。

鲁迅所描绘的看客形象，1981年长春电影制片厂《药》剧照

时至今日，没有任何一个中国作家在海内外的各类文学评选中获得如此一致的崇高评价。无论是海峡两岸还是其他华语地区，在世纪末的文学大盘点中，鲁迅的书都是作为最出色的创作得到了首先肯定。仅就五四时期的作家来说，经历了新时期的拨乱反正之后，许多因为政治禁锢而与读者久违的作家，包括各种风格流派的作家在内，都一度得到了出土文物般的待遇。他们的作品在大陆风靡一时，影响空前。但所有这些作家和作品几乎都经历了一个从热烈到安静的阶段，慢慢退回到一个适当的位置上。与鲁迅和其作品相比，这些作家和作品没有确立一种超拔的地位，没有取得这样的不朽。毋庸讳言，鲁迅及其作品直到今天，仍然具有难以超越的意味。

电视剧《觉醒年代》中的鲁迅形象

鲁迅作为精神和艺术的双重象征，已经越来越不可动摇，尽管近百年来不断有人做出多方尝试，试图加以质疑和责难，甚至泼出了污水，结果最后总是无损于鲁迅。

鲁迅的作品没有长篇巨著，这曾经使许多人引以为憾。但是后来人们还是发现，这并未影响一个伟大作家的声名。人们意识到作为一个真正的文学家，越来越多的读者最后还是将其作为一个整体去理解和感受，一般意义上的量化分析已经没有了意义。也就是说，作为一个精神和艺术的巨人，他是高大和永远矗立的。

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说，不可忽视的是鲁迅开创的杂文传统，因为在他以前中国多是闲适的小品文传统，与他同时期的作家也在沿袭这个传统。正因为有了鲁迅，从此杂文作为匕首和投枪才得到了肯定，并且延续下来，以至于成为新的传统。这个传统即便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即便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也得到了很好的继承。中国的杂文开始有了自己独有的讽刺和批判性，尖锐而富于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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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对鲁迅没有深入的领悟，只是片面强调其“战斗性”，则容易发生相当单调和生硬的理解。鲁迅精神不是今天一部分人所领会的那么简单和片面，更不是一般的“愤青”精神。当代文学中发生的一些对鲁迅失于粗率的批判、一些偏激的要求，大多与望文生义地理解鲁迅有关。对鲁迅，各个时期总是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误读。鲁迅在中国不可避免地被简单化和抽象化，无论是推崇还是贬损，常常只是将其当作一个符号来使用。正由于“文革”时期对鲁迅的极度推崇和利用，才引发了后来部分研究者的反弹。有人甚至将鲁迅等同于一种文化专制的象征来加以斥责。其实他们忽略掉的一个尖锐事实就是，鲁迅本身也是那种文化专制主义的牺牲品。正是由于当年不适当地、实用性和政治功利性地使用和引用鲁迅，才使围绕鲁迅先生的一场真正的文学阅读遭到了致命的破坏。这正与当年鲁迅先生在世时的情形一样，右翼和左翼的两端都在攻击他。从几十年前的种种争执来看，误读不仅如此普遍，仇恨也渐渐有些莫名。一个深入和执着于真实的人，必然要遭受各种精神的折磨，这是从来如此的。在当代，中国读书界对鲁迅的确有一个再认识的过程。人们经过了漫长的阶段，终于开始把鲁迅著作从意识形态的符号中解脱出来，开始有了从文学以及人性的基础之上加以理解和诠释的愿望和可能。

鲁迅笔下的祥林嫂，1956年北京电影制片厂《祝福》剧照

然而鲁迅的民间形象一直是相当清晰和朴素的，虽然也太简略：倔强、反抗、辛辣，甚至是“骂人”，这就是鲁迅。于是学界和知识分子在深入探讨领会鲁迅的世界的同时，还有一个艰巨的任务，即向民众传播真正的鲁迅：丰富和真实的鲁迅。这个过程将是长期的、充满争执的，也是一个在讨论中不断深化和不断发现的过程，更是一个使鲁迅永远鲜活的过程。今天仍然像过去一样，对鲁迅的争论起码来自两个方面：善意的未解和恶意的攻击。善意的未解，包含了所有因为学养和阅历的浅近、因为其他种种原因而没有能力走进鲁迅这个博大世界中的人群；恶意的攻击，即是指那些因为心灵的性质而与鲁迅发生天然对立的一部分人。后者远离鲁迅、对鲁迅愤愤然，都是非常自然的，这也是一个不会消失的过程。鲁迅在生前就说过，他之生，也是为了让一部分人的生之不悦。这就是鲁迅伟大的斗争性。所以这种种争论将是永久的，没有消失的一天，因而鲁迅也是永恒的。奇怪的是，当年的鲁迅并非为了永恒而写，他只是执着于当时，只是为了爱与恨而写，只是被迫为一些没完没了的前前后后的纠缠、一些似乎永远也无法澄清的是非曲直而写。但他没有一个私敌。他甚至希望自己的文字“速朽”，这就是他选择的道路。看来只有执着于当时，也才能获得未来和永恒。相反，那些只愿奔向高阔的永恒，却会更快地被人遗忘。

1928年3月16日，鲁迅在上海景云寓所

放眼五四时期以来的文学家，似乎没有一个像鲁迅一样，产生了这么多的歧义。个中原因当然特别复杂，但首先还是因为鲁迅本身所具有的丰富性：在同时期的作家中，没有谁的作品呈现出这样多侧面多角度的形态，如此温婉仁慈而又如此执着仇视。他是幽默的，更是辛辣的；他是嘲讽的，更是率直的。他似乎还有重重叠叠的矛盾存在着：一生致力于反传统，对传统深恶痛绝，将中国传统文化喻为吃人的文化，甚至厌恶中医和京戏；但却没有一个文化人像他一样延续和实践了儒学传统，其入世精神、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都罕有其匹。在后来，他甚至怀疑起文学家的意义和道路，并且舍弃了虚构作品的写作；可正是那些与现实纠缠不休的杂文和言论，将一个作家的纯粹和广博推向了一个极致。他在长达五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被各种政治力量所利用：出于不同目的的、不间断的诠释和解释，对作品的割裂和断取；与此种状况所并行的，却是时间和历史给予的顽强匡正，是无边无际的阅读中发生的热烈追求和固执的指认。鲁迅是一个极其独特的灵魂，这个灵魂对于平凡的大众而言，太切近又太遥远；人们阅读鲁迅，总是要不断地发现和不断地惊讶，总是要在新的时代感受中不断地“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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