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中华史.魏晋风度》（3）

读书笔记：

英雄是有可能创造历史的，尽管历史未必都由英雄来创造，以英雄自许的却往往以此为己任。在他们看来，成就大业原本前缘命定，夺取天下则不过囊中取物。因此英雄们大多豪气干云，充满自信，不惮于把自己的本色甚至野心展露出来，此之谓"英雄气"。

名士却多半只有派头。因为名士并不能创造历史，只能书写或点评，还未必能够由着他们来。于是名士的骄傲和自信，就只能表现为个人风采和人生态度。比方说，风流倜傥，超凡脱俗，恃才傲物，卓尔不群。

也许这就是区别：英雄气，名士派；英雄本色，名士风流。当然，英雄也好，名士也罢，都得是真的。

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

风流更多的是指一种风度和标格，因此一定要表现为派头。

仰天长啸，则是派头之一种。

毫无疑问，风流既然是风度，那就一定是风尚，也就一定会变化。大体上说，汉末重气节，魏时喜放荡，东晋尚超脱。魏晋之际的名士，不但要啸，要饮酒，有的还要服药。这种药叫五石散，吃了以后皮肤发热容易擦伤，所以只能穿宽松的旧衣服，身上也会长虱子。

于是，一边抓着虱子，一边高谈阔论，就成为名士的一种派头，叫"扪虱而谈"。而这样一种满不在乎，表现出来的则正是狂傲的态度，以及不羁的人格。

不过东晋以后，名士的狂傲便渐渐收敛了，他们更崇尚的是玄远的清谈。

何况清谈之所重，是高深的义理、敏捷的才思、优雅的姿态、动听的谈吐，讲究的是喜怒不形于色，而且绝不涉及时政，也不会触犯权贵。在这种场合，大约是听不到啸声，也不会有人发酒疯的。

事实上，相对英雄，名士只能算作弱势群体。他们没有公权力，也没有枪杆子，只有满腹经纶再加上一肚子的牢骚，以及自命不凡的唇枪舌剑。

现在看来，嵇康的打铁，就像诸葛亮耕田，刘备编织工艺品，未必是为了谋生，更多的是一种生活情趣或政治态度。他的院子里有一棵大树，嵇康便在树下打铁。拉风箱的，则是为《庄子》作注的著名哲学家向秀。

儒家美学认为，音乐是情感的表现。通过音乐，可以看出人心的向背，也可以陶冶性情敦风化俗。因此，音乐可以也应该为现实政治服务，统治阶级则无妨利用音乐来实施治理，是为"乐教"。

乐教和礼教相辅相成，共同组成礼乐文明。嵇康主张音乐只是一种纯粹的艺术形式，嵇康归隐山林，与之神交的，是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据说，他们七个人曾作"竹林之游"，世人称之为"竹林七贤"。

陶渊明的躬耕不是为了谋生，而是为了谋心，陶渊明的内心深处，有着一般人不易觉察的高傲和高贵。

辞去彭泽县今职务的第二年重阳节，已无酒喝的陶渊明坐在宅边菊花丛中，满手把菊，写下了这一千古名句：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也许，这就是陶渊明的真实形象。在这里，"见"是不能错为"望"的。望，就刻意了，也不悠然。只有不经意间看见了南山，平淡之中才蕴含着绚烂至极。

也只有如此，才是魏晋风度。

而死后被尊为太宗的东晋皇帝司马昱，比陶渊明更像隐士，也更像名士，他真正是“大隐隐于朝”。

司马昱有器量，这恰恰是魏晋人最为看重的。这样一种人格力量，嵇康有，王戎有，王导有，庾亮和谢安也有，司马昱则更兼以华美。

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力量：美的力量。而且，这种力量也是无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