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东坡先生与笑笑先生其画其人

《东坡先生与笑笑先生其画其人》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是人尽皆知的东坡居士苏子瞻的名句。似关西大汉，抱铜琵琶，执铁绰板，唱‘大江东去’！是苏轼门客对他的赞誉，更是苏轼心情与词情乃至画情的一种体现。

北宋是一个可以让无数溢美之词霎那间暗淡无光的时代，是一个诗人、画家、书法家等等以艺术为载体歌咏描绘书写生命的人集聚的渊薮。文同与苏轼正是这个璀璨浪漫与柔和质朴并存的时代孕育出的那可以馨香万古的花丛中的两朵。

苏轼，字子瞻，自号东坡居士，他年少成名，才华横溢，史书记载他，豪健之姿与口吐莲花之能并具，其高明大节，照映古今。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以文学成就最高，而他在书画上的成就亦为突出。当代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对苏轼艺术风格评价道：“李白以后，古代大约没有人赶得上苏轼这种豪放。”而苏轼的书画也流露着他的这种豪放。《跋蒲传正燕公山水》中评价苏轼的绘画：“离画工之度数，而得诗人之清丽。”由此我们至少可见出他对文人画的推崇与研习探究。

苏轼最喜爱的山水画家是唐朝的王维，他在《书摩诘蓝田烟雨图》中评价道：“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诗中藏画，画中含诗，多么美的意境啊，苏轼自己也在诗与画中的创作中追求着这种绝美的境界。

他提出了重神似论，他在《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其一》中写道：“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他画枯木，奇端虬屈，如抒胸中盘郁。《枯木怪石图》正是他重神似论的一种体现。好似滚动的山石与盘曲伸展的枯木，构成了朝两个方向运动的平衡状态，用笔看似草草，不着重追求形似，却十分符合“重神似论”的特点要求，从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出他行笔的轻重缓急，盘根错节，顿挫有力，枯木横斜，依石起伏，别具一番野趣。

苏轼平生嗜好创作枯木怪石，这其中的原因与他的仕途蹭蹬是分不开的。苏轼早年在朝廷新旧党争中多次受到排挤打压。起初他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认为新法步伐进行的太快，容易产生一些社会问题，因而被新党不容，甚至在“乌台诗案”中险些丧命，王安石罢相后，司马光起用了包括苏轼在内的旧党人士，可苏轼又认为全盘否定新党的举措是不合理的，所以自然又受到了旧党的猜忌。政治上的坎坷不平，使贬谪成了苏轼人生中一个频繁出现的词语。他在给自画像题诗的时候却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其豪放洒脱的旷达性格可见一斑。北宋文学家、书法家黄庭坚评价苏轼：“折冲儒墨阵堂堂，书人颜扬鸿雁行。胸中原自有丘壑，故作老木蟠风霜。”以诗词寄情，以书画言志，使苏轼的创作走向一个又一个高峰。

文同，字与可，自号笑笑先生，北宋仁宗时期著名的画家，是苏轼的表兄。两人虽然相差十九岁，却性情相投，堪称莫逆之交。王辟之《渑水燕谈录》中说：“子瞻虽才行高世，而遇人甚厚。有片善可取者，辄与之倾尽城府，论辩酬唱，间以谈谑，以是尤为士大夫所爱。”苏轼好交友且待人诚挚不拘泥于小节，但其好言政治，喜夸夸其谈，这也是他屡遭贬黜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文同则不然，其不好妄言，洁身自好，独善其身。文彦博称赞他：“襟韵洒落，如晴云秋月，尘埃不到。”苏轼也曾说道：“与可之文，其德之糟粕；与可之诗，其文之毫末。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皆诗之余。”文同高远潇洒，其画亦然。

文同特别擅长画竹子，而苏轼的竹画技艺也是从这位表兄处学来的。为了画好竹子，文同在自家屋前屋后种了各种各样的竹子，这样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写生，竹之韵与形都了然于胸。手上兔起鹘落，笔下风韵楚楚，其身形几与万竹同化。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墨竹图》正是他的一幅代表作品。画面的主体是倒垂的竹枝，分枝与竹叶自画面左上方垂下，枝叶颇具横空之势，着叶不多，但疏密有致，生趣盎然。在宋代文人士大夫眼中，竹可言志，更可寄情，可见文湖州亦是以这幅画抒发心中情志。

文同在家居东偏的空岩前，建造了一栋宽敞漂亮的房屋，作为画室兼书房，命名为“墨君堂”。他称竹为墨君，并作堂以居君，还曾在一个月光澄澈的秋夜写下了一首也命名为《墨君堂》的赞美诗：“嗜竹种复画，浑如王掾居。高堂倚空岩，素壁交扶疏。山影覆秋静，月色澄夜虚。萧爽只自适，谁能爱吾庐？”

苏轼与文同的交谊深刻持久，但两人相见之日却屈指可数。虽然如此，两人通过诗词唱和，书信往来一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两人的诗书画格调之高，神逸之妙，都成为了嵌入那个历史时代的深刻印记。

苏轼在《黄州再寄文与可》中回忆：“我官于岐，实始识君。甚口秀眉，忠信而文。志气方刚，谈词如云。”自那时起两人一见如故，从此开始了相知相契的深厚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