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于艺者，玩物适情也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

以道为志向，以德为根据，以仁为依靠，而游憩于“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之中，人得以全面发展。而通过熟练掌握这些技艺，畅游其中，人如同鱼儿自在游于水中一般，获得自由和愉快。

《礼记·学记》亦云：“不兴其艺，不能乐学。”游于艺，就是寓教于乐。

《论语·阳货》有载：

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 ”意思是人不能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即使玩一玩六博和围棋，也总比什么事也不做要好。

儒家将兴艺乐学视作个体成才进德的具体遵循和逻辑进路，通过日用游艺而体悟道，在日用伦常、熏习六艺中实现日新其德的境界追求。钱穆讲，“游于艺，不仅可以成才，亦所以进德”。

“游于艺”与“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游于艺”不能离开“道”与“德”，要立志向道，据守其德，依倚于仁。一方面，“游于艺”是为了树立道德精神；另一方面，道德精神应当成为技艺的灵魂。

“游于艺”与庄子的逍遥游不同，其所体现的是一种道在日常生活的“及物性”，同时“游于艺”是道、德与仁的具体化和对象化实现，是技进乎道的过程，个体在“艺”的凭借之中，“游”于天地之间，获得生命的丰满和自在的本体论意义。

“游于艺”的教学方法可以说是孔子教育思想最开明、最活泼、最生动的体现。“游”不仅是一种教学方式，更是一种教学内容。教育家梅贻琦《大学一解》中说：“古者学子从师受业，谓之从游……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所以，学校课程建设应该着眼于人的终身需求，着力学生能力的发展和教师能力的发挥，打造出学生需要的课程。学校课程建设也应避免简单的知识传授，而重在做中学、在学中做，既关照学科知识的拓展，也重视生活技能的学习，既重视科学素养的提升，也关注艺术修养的培养，既致力于智力的发展，也积极于身心的健康。

朱熹在《四书集注》中诠释“游于艺”说：“游者，玩物适情之谓。艺，则礼乐之文，射、御、书、数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阙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义理之趣，则应务有余，而心亦无所放矣。”即“游艺”是士人通过对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的学习和实践体悟“至理”，“玩物适情”的形式，目的是提升自我道德修养。“玩物适情”，就具体的人而言，意味着思想信念和情感快意的生动结合。

《庄子·渔父》中有“孔子游乎缁帷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的集体形象的生动描绘。

让我们再度领略《论语·先进第十一》所描述的那一段生动情节：

“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朱熹《集注》解释道：“四子侍坐，以齿为序，则点当次对。以方鼓瑟，故孔子先问求、赤而后及点也。”想象当时的情景：在师生几位各言其志的同时，有一位同学却陶醉于“鼓瑟”，孔子之所以不按序齿顺序而最后才问到他，也正是出于对其“鼓瑟”兴致的内心共鸣，否则，就无法理解他老人家最后“吾与点也”的表态了。“志道据德”“依仁游艺”的君子人格典范，已然从经典原则的抽象规范转化为吟风弄月和讲学习礼高度一体化的诗意生活风尚。

当代美学大家宗白华认为，“孔子这超然的、蔼然的、爱美爱自然的生活态度，我们在晋人王羲之的《兰亭序》和陶渊明的田园诗里见到遥遥嗣响的人”，“他自己也能超然于礼法之表追寻活泼的真实的丰富的人生。他的生活不但‘依于仁’，还要‘游于艺’。”

《兰亭序》所描写的“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的美感自由，包含着“俯仰一世”而有感于“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的生命哲学的感悟。而陶渊明《时运》诗序写道：“时运，游暮春也。春服既成，景物斯和，偶影独游，欣慨交心。”这完全可以看作是《论语》“吾与点也”章的唱和篇。

“游艺”而生成的“游艺之艺”，是中华文化所塑造的审美精神的集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