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华苓：从玉米田来的人

本文是聂华苓为夫君安格尔回忆录中译本而作，发表于1999年5月28日《文汇报 笔会》。

　　常常有美国朋友好奇地问我:“IOWA这个词，在中文里怎么说?”

　　“爱荷华。”

　　“什么意思?”

　　“爱荷花的光华。”

　　“啊!IOWA有那么美!”新英格兰的人，也许在说那话时似笑非笑，大概想大笑荒谬，但他们是有文化的人，只是淡淡说一声:“真的吗?”洛杉矶的人呢?暴露在阳光里，无所遮掩，脱口而出:“冰天雪地!有荷花?谢天谢地!我不住在那儿!我可活不下去!”

　　本地人听到“爱荷华”那几个字，就很得意。“好听!像唱歌!你再说一遍。”

　　“爱……荷……华……”

　　“爱……喝……话……”

　　我干脆加一句:“那意思就是爱荷花的光华!”

　　他们眼睛一下子亮了，大叫:“美极了!美极了!爱……喝……话……。爱……喝……话……好!好!”老实人突然顿住了，“我们这儿有荷花吗?”望望身边的人，没有回应。也就不了了之。

　　安格尔向人笑着说:“我在美国东部和西部，提到IOWA，有人说:啊，IOWA吗?我只是在飞机上飞过IOWA，平平板板一大片，只看见玉米田。”

　　安格尔朗诵诗或演讲时的开场白:“我是从玉米田来的。”

　　每次我和安格尔旅行回来，从机场开车回我们的鹿园，他都会望着一望无际的原野说:“华苓，你瞧，黑土地!多好的土!”

　　爱荷华的好，你得在那黑土地上生活，才能领会到。爱荷华的人，和那黑土地一样，扎扎实实。在一个不可靠的世界中，叫人感到安稳可靠。

　　安格尔就是黑土地上的人。《一个幸运的美国童年》所写的，是他在那黑土地上的幼年生活，以及黑土地上的一些小人物，在泥土上靠勤劳讨生活的人，有一股自然的生命力，和沈从文的水上讨生活的人很相近。书中的篇章是安格尔经历了人世的沧桑，世界的风云变幻，一生的浮沉得失，在他风烛残年写的。是对一个失去的“乐园”深情的回忆，也是对眼前这个道德沦丧、人性歪曲的世纪末无奈的叹息。

　　安格尔是诗人，有诗人灵敏的感性和形象化的语言。他也有小说家描绘人物的细腻。《一个幸运的美国童年》是文中有诗，诗中有人物。他很会讲故事。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他谈起某件事、某个人，也是像讲故事一样，声如洪钟，夸张的戏剧性的动作，幽默机智的话语，简直像说相声。我和他一起生活27年了，听了很多故事。从他的故事中，我更了解他:为什么对人充满了爱心，为什么走遍世界，他要在爱荷华立脚，实现他世界性的文学理想。

　　安格尔的父母只读了中学，父亲为人养马、教马，收入属于贫穷阶层，不必交收入税，勉强维持他夫妇俩和四个子女的温饱生活。安格尔在爱荷华州的雪松川(Cedar Rapids)读小学时就打工，一直到大学，都没停止。我离开中国30年后，1978年，和安格尔、两个女儿一起回到中国。那时中美还没建交，他第一次到中国，不知中国人对他这个“美帝”如何反应。但是，他这个美国佬比我这个湖北人还受欢迎。他们看到他一大把年纪，将装满礼物的大箱子呼地一下从火车上拎下来，啧啧称赞，叫他“劳动模范”，说他粗糙的手是“劳动人民的手”。

　　小安格尔的第一份工作，是为一家犹太人点火。犹太人的安息日是礼拜六。犹太教徒不能在那天点火。小安格尔每个礼拜六早上，到犹太人家里，拧开煤气炉，用火柴点燃炉子。然后，到地下室，那儿有个火炉。他先清理炉灰，在炉子里摆一堆玉米棒子、柴火和煤，最后点燃。一毛五分钱就到手了。

　　后来每天为当地的《雪松川报》送报。安格尔最喜欢讲的，是他八岁时如何在街头叫卖《雪松川报》的号外。第一次世界大战中，1916年7月1日，法国东北部一场战役，在日出和日落之间，六万英国自愿军牺牲了。《雪松川报》发出号外。小安格尔在街头挥着报纸大叫:“法境最大血战!英军死亡六万!快买快看!两分钱!”小安格尔一分钱买进，两分钱卖出。1933年，安格尔走上牛津大学墨藤学院的螺旋楼梯，去会他的导师——诗人卜仑登(Edmund Blunden)。卜仑登就是那场血战的幸存者。街头卖报可真热闹，男男女女，孩子呀，狗呀，马呀，汽车呀，熙熙攘攘，兜里铜板叮叮当当，整个世界的大事都在小安格尔手中。大人和他谈话，他可以侃侃而谈，他会神气活现地说:“你知道吗?比利时的外普尔斯又打仗啦，第三次战役呀!”

　　他也喜欢骑着自行车挨家送报的工作。送报比较有人情味。他在小小的年纪，就接触了形形色色的人——寄居廉价旅馆卖身的“贵妇”，送他全套朗费罗诗集的退休教师，对小安格尔朗诵艾略特的诗人:“走吧，你和我，当黄昏在弯苍展开，宛如手术台上麻醉的病人……”

　　安格尔上中学时，在一家卖药物、饮料等物品的小店打工。每天放学后就到店里去，一直工作到晚上打烊。没有生意的时候，他就在帐单背面写诗。小小一个店，反映了人性各种姿态。有妇之夫买了一打避孕套，要他开帐单时写牙膏。老头儿喝女人的补药，只为药里有酒精。(那正是美国禁酒的年代。)诅咒烟酒是罪恶的牧师，一毛钱买一支雪茄，偷偷走到店铺后面的小房，坐在椅子里吞云吐雾起来。每个月初，老太太来买一百颗阿司匹灵，必坐下来絮絮叨明说一会儿话。“男人呀，像小狗，摸摸，哄哄，他就乖了。”

　　我和安格尔第一次在台湾相见合照的相，他转头望着我，仿佛是一见钟情。后来我发现他照相，必照侧面。原来他的鼻子，正面看是歪的。小时踢足球，一球踢歪了鼻子。他的侧影的确好看，线条分明，细致而刚劲。他那个歪鼻子喜欢强烈的气味。他喜欢闻父亲马房的马粪，上了油的马鞍，仓房里干草混和稻草发酵的霉味，土地犁过的泥土香，母亲烤的刚出炉的面包，她为丈夫孩子熨过的衬衫的浆香，她在后园种的玫瑰香，德文《圣经》陈旧皮面的霉味，那《圣经》是祖先从德国黑森林带来的。

　　安格尔在杂货店打工的时候，歪鼻子可是有福了，可以享受雪茄的烟草香，(难怪他后来抽雪茄!)还有各种各样奇妙的香水。Odeur Fatale，Parfum d'Amour，Essence de la Nuit。多么挑逗的异国情调!有个女人常来“逛”香水柜台，一瓶又一瓶闻一下，挑她喜欢的香水，在衣领上抹一点，对安格尔说:“试试看，看它能保留多久。”她每次来穿一件不同的衣服，抹香了她所有的服装。安格尔有个中学同班女孩，深沉棕色的眼睛，常来店里，似乎是买杂志、饮料，总会走过来，挨着他说说话。如果店里没有其他顾客，他就打开一瓶香水，抹在她一头长长的黑发上。安格尔兴奋得心跳。那是他生平第一件艳事。

　　店里还卖报纸杂志。他已开始写诗。老板很得意有个写诗的年轻伙计，额外订了几份杂志，明知不好销，但安格尔贪婪地读了每一页。他在巴黎出版的《转化》杂志上，第一次读到乔艾思，在美国《诗刊》上，读到艾略特、桑德堡、庞德。老板给他一间小房，放了一张小桌和一张旧椅子。那就是他写诗的地方。他在那儿写的诗，许多收集在他第一本诗集中。

　　安格尔在雪松川的华盛顿中学读书的时候，有位英文女老师蔻克小姐。她头脑非常聪明，知人论事，明智果断，在芝加哥大学读完硕士，便回雪松川的中学教书。她常常把诗写在黑板上，逐字逐句和学生们讨论。她的数学也好。她很喜欢安格尔，认为他是班上最好的学生。放学后，她也许看看他写的诗，也许和他一起做算术题。

　　蔻克老师身材修长，一头好看的抹了点儿银灰的头发。她有两个嗜好:一个是收集莎士比亚的戏剧，另一个是做银手饰。她有时候邀安格尔到她家去，给他看她收藏的书，看她做银手饰:银手镯、银戒指、银项链。她也评论莎士比亚。她的莎士比亚全集装帧非常精美。她家窗台上永远摆满了小小的盆景。

　　安格尔后来上了大学，也常常去看老师。他已经写诗了。有一天，他兴冲冲跑到蔻克老师的家，急急按了铃。老师一打开门，他就递给她一封信和一首诗，大叫:“老师，你看!好多稿费啊!”安格尔的一首诗在当时美国最有名的《礼拜六文学周报》发表了，稿费十块钱。

　　安格尔在雪松川的一个文理学院读书，没上外地的大学，只因为家在那儿，可以省膳宿费，也可以继续在他家附近的杂货店打工。但是，学费呢?怎么办?父亲付不起。他打算读一阵子书，工作一阵子，钱攒够了再读。安格尔上学的第一天，学费还没着落，学校教务处的人叫他去一下。原来他得到了四年的奖学金!那笔钱是私人捐赠的。谁捐的呢?捐钱的人不肯公开姓名。安格尔满心感激地接受了奖学金，但又不知道感激谁。

　　他不断地写诗，也办学校的诗刊。(我现在还保留着他当年手写的一本本的诗稿。)他写了诗，就给蔻克老师看，有时等不及了，就在电话里念给老师听。四年大学快结束了。1931年，有一天，蔻克老师上街，过街时给一辆汽车撞倒了，当时就死了。安格尔痛哭失声。第二天，教务处的人又叫他去，告诉他:安格尔的大学四年奖学金，就是蔻克老师捐赠的。她给汽车撞死在地上时，手提包里的信封套，装着一张张十块钱的钞票，一张张从她微薄的中学教师薪水中存储下来的，那就是她要送到安格尔学校去给他的奖学金。

　　在她的葬礼上，安格尔朗诵他献给恩师的诗，其中一首:

仿佛有一只孤零零的鸟　　

整日在遥远的林中啼叫　　

月光银丝缠缠绕绕　　

缠得它断了气　　

仿佛一阵风在黑暗的小巷　　

打下一只脆弱的飞蛾　　

吹落柳条罩着它两翼

　　任雨打它闭上了眼

　　1991年3月22日，我和安格尔上路去欧洲，打算先到德国波恩，和女儿晓薇一家欢聚，去黑森林寻找安格尔祖先的遗迹，去芬兰和一些作家会合，一同乘船去波罗的海诸国，再去波兰接受波兰文化部给我俩的国际文学奖，最后去捷克会见他们的新总统哈费尔，我们对他的戏剧以及反抗独裁的峥嵘风骨早就景仰。1968年，我们邀请了捷克的剧作家哈费尔和台湾的小说家陈映真。他们都没到爱荷华。苏联坦克驱进捷克，哈费尔流亡地下。陈映真被捕入狱。

　　我和安格尔从爱荷华飞芝加哥，再转机去德国。但是，安格尔在芝加哥机场转上了一条不归路。我一人捧着他微温的苏格兰呢上装和爱尔兰鸭嘴帽，深夜转回爱荷华。我“死”了好几年。当我再在他为我手造的柠檬黄书桌前坐下，我又和他在一起了——我埋首整理他未完成的回忆录。我又看到他讲故事飞扬的神情，又听到他响彻水上小红楼的笑声。

　　《一个幸运的美国童年》就这样完成了。英文版于1996年在美出版。上海东方出版中心的张爱民先生，请孙予教授译成中文出版。我衷心感谢。安格尔在我的故乡说过:“我要踩着华苓的脚走过的每一寸土地。”现在，他的书在我走过的土地上，译成我的母语出版，正是安格尔的心愿。

　　这也是两个文化结成的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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