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陶渊明到梵高

小时候，家附近的儿童公园会在每年秋天举办菊展，各色各式的菊花将游乐场会变成鲜花的海洋，极美。长大后泡菊花茶，据说能清肝明目、解毒消炎，极妙。

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在《菊与刀》这本书中，用菊花象征日本国民性中柔软的一面。不过这位美国文化人类学家不会想到，在菊花原产地的中国，民间对菊花所赋予的文化内涵可能远超日本，其功劳应归结于陶渊明。

这位东晋诗人家的房前屋后、篱笆旁边皆种有菊花。赏菊、采菊、食菊、咏菊是他生活的重要仪式。一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几乎成为华夏人对于隐逸诗人的想象。菊花已不仅是一种观赏和饮用的花卉，更是一种人格化符号，集高洁、坚贞、淡泊的品质于一身。陶渊明推崇菊花安贫乐道的君子之风，以菊花隐喻自己的人生。

母亲彩铅作品《菊花》

一千多年后，在世界另一个角落，也出现了一位用鲜花寄托情感的有趣灵魂——文森特·梵高(Vincent van Gogh)。陶渊明用诗句赞美菊花，梵高则用画笔描绘向日葵。

陶渊明出生在官宦世家，在中国古代社会背景下，为官做宰几乎是可以预见的人生轨迹。起初，他亦有一展宏图的志向，然而在几度出仕、辞官的摇摆之后，最终厌倦了，看透了政治的黑暗，彻底归隐田园，将自己安邦治国的理想，投入到对自然的亲近中，成为他传世文学作品的灵感源泉。他的晚辈梵高，在欧洲商业文明繁荣时，同样是偏离原生家庭轨道的叛逆者。小文森特生于画商之家，但他对从商没有丝毫兴趣，也无法适应正统的教育，成为家族期望的体面的牧师(Clergyman)。作为虔诚的基督徒，他更愿意做传道者(Evangelist)，亲自将福音带给困苦的人。可在几度被教会排斥之后，他转而投向了艺术。他并不是放弃了信仰，只是看破了腐败虚伪的教会，转而将对神的崇敬寄托于绘画之中。

菊花对于陶渊明，有一种遗世独立、不同流俗的姿态，他诗句中的菊花，在秋季百花凋零之时独自盛开，让人产生避俗之情: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饮酒其七》

这份“断舍离”情愫，是那个盛行老庄的乱世的写照。远在地球另一端的荷兰人梵高，当然不会知道庄子，但却也异曲同工地选择了远离是非利益的商场和欧洲北部寒冷的天空，背着画具来到法国南部金灿灿的农庄，像向日葵一样，追寻着太阳的轨迹。因为相信神爱世人，他笔下的向日葵仿佛自发光体，赤诚地绽放着金黄色生命的力量，让人沐浴爱的温暖。

摄于梵高展 《花瓶中的十二朵向日葵》局部

菊花耐寒，向日葵喜阳。陶渊明的才华在当时是被认可的，但他多次放弃被召入仕，宁愿收敛锋芒，因而他毛笔下的菊花是清新淡雅的。梵高则没那么幸运，他饱受世人嘲讽和鄙夷，却一直渴望被倾听被欣赏，所以他油画棒下的向日葵是炽热浓烈的。

冷眼看待世俗和热情拥抱生命，这两个看似相悖的人生哲学，就像事物的阴阳两面。《菊与刀》的矛盾融合，绝非只存在于日本的民族性格。你会说那个“不为五斗米折腰”，拒绝侍奉权贵，善用菊花泡酒，呼朋引伴、不醉不休的陶渊明，不是刚毅豪放的吗？你能说那个为了挽回与保罗·高更(Paul Gauguin)的友谊，委曲求全让步自己的绘画理念，怜悯、接济赤贫旷工，悉心照料妓女的孩子的梵高，不是温情收敛的吗？

他们都是至情至性的纯粹的人，坦坦荡荡的君子和赤子之心的天使。

不幸的是，两人都无法摆脱贫病交加的命运。陶渊明殁于日渐虚弱的病体，一生清亮典雅而持久。而梵高身患精神疾病、英年早逝，自我了断于田埂上的一发子弹(一说他杀，出于善良，不肯追究凶手，坚称自杀)，生命短暂而绚烂。幸好在生前，身边还有无私爱着他们的人。陶渊明有过三次婚姻、四个孩子，妻子翟氏至死陪伴。梵高一生渴求爱情而不得，却有唯一的知音——弟弟西奥·梵高(Theo van Gogh)，给予他精神和经济上莫大的鼓励和支持。

他们走得都很安详。就像梵高临终时，对弟弟说的那样:

“I wish I could die now.Theo.”

In a few minutes he closed his eyes.

(“西奥，我希望现在就死去。”

几分钟后，他合上了双眼。)

——Lust for Life (《渴望生命》)

死亡对于他们，只是肉体的消亡，两个孤独高尚的灵魂终将去往他们该去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