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中对读书人的描写并不重要，但也从侧面抨击科举弊端

《水浒传》经数百年累积成书，且主要构成部分取自现实生活，故具有社会风俗史意义。科举作为隋唐以来最为重要的选官制度，不仅在封建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逐步影响到广大社会阶层的观念意识和情绪心理。《水浒传》中就已经侧面反映了科举文化背景下的等级意识观念、进阶之难、文人品行低下等弊端。

科举制作为一种与士子生活密切相关的政治制度，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发展成为社会文化形态，成为器物、制度、观念上的集合体。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科举带来的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在《水浒传》中已经有所体现。

《水浒传》以英雄好汉为主要描写对象，由此展开了充足、丰富的社会生活描写。其涉及各个社会阶层，不仅注重情节的勾连，也注重对于社会阶层的观念意识及情绪心理的刻画。《水浒传》揭示了由科举带来的等级观念的差异，最主要体现在何清和兄长何涛二人的关系上。

《水浒传》第十五回，记智取生辰纲。何清为缉捕使臣，奉命调查生辰纲之事，受到来自官场上下的压力。正如金圣叹所批：“酒肉兄弟未去，同胞合母未来，读况也咏叹，烝也无戒二语，真有泪如泉涌之痛”。在此种情景下，何涛与何清相见。首先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何涛对何清的冷漠和疏离。他称何清为“你”，而不是“兄弟”，与武大郎与武松相见时的场景相比，则亲疏立见。何清与何涛妻的对话，展现了二人虽为亲兄弟但感情疏离的原因。

何清向何涛妻抱怨道：“哥哥忒杀欺负人！我不中，也是你一个亲兄弟！你便奢遮杀，到底是我亲哥哥，便叫我一处吃盏酒，有什么辱没了你！”在何清看来，他遭到哥哥如此对待正是由于自己不中科举。兄弟二人，一人为官，一人为平民，身份上的差异正是哥哥冷落弟弟的重要缘由。

通过参加科举考试，读书人可以获得功名富贵是很现实的。他们一旦考中，身份和地位便会随之发生重大变化，拥有荣华富贵，实现社会阶层的转变，由此也产生了中与不中的等级观念。因此，金圣叹评水浒时才会谈道：“越是读书人，越同姓痛恶；越是同姓越为读书人痛恶耳。”读书痛恨同宗，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科举使读书人获得了较高于同宗的社会地位，产生隔阂。

由科举而产生的等级意识是明清小说中十分常见的一个现象，以着重抨击科举为主要内容的《儒林外史》便多有展现。胡屠户是小生产者的代表，范进未中举前，胡屠户奚落他道：“这些中老爷的都是天上的文曲星！你不看见城里张府上那些老爷，都有万贯家私，一个个方面大耳？像你这尖嘴猴腮，也该撒泡尿自己照照”。在胡屠户眼中，中举甚至和星宿、相术相联系，中举具有条件，并非人人皆可中举。至范进中举后，胡屠户并不敢与老爷相与的情节，这说明在胡屠户看来，中举与功名富贵紧密联系，中举即高人一等。

在科举文化背景下，读书、科考、中举、为官为多数士子的必经之路。科举艰辛，中试为官之人却多有品行低下之辈，在《水浒传》中以刘高和黄文炳为代表。

第三十三回，记花荣大闹清风寨。在刘高未正式出场前，作者借花荣之口对刘高进行了评述。“这厮又是文官，又不识字，自从到任，只把些少上户诈骗，朝廷法度，无所不坏。”花荣这些话，或出于武将对文官的鄙夷，不识字说明花荣对刘高品行的否定。文官中举，此处不识字必不是针对文化素质而言，而是指其不通礼数，不仁不义。此处，作者写花荣待宋江极为周到尽礼，金圣叹也在数处大赞“真好花荣”，“花荣武官，何其文也”。刘高与花荣一文一武同为清风寨知寨，此处极尽笔墨写花荣之文，正是与刘高之不识字形成对比，形成张力。

最能展现刘高品行低下的是刘高抓获宋江，花荣写书这一情节。

花荣这封信写得极其文雅、合礼，然而刘高见书则大怒。他大骂道：“花荣这厮无礼，你是朝廷命官，如何却与强贼通同，也来瞒我。这贼已招是郓城县张三，你却如何写济州刘丈？俺须不是你侮弄的！你写他姓刘，是和我同姓，恁的我便放了他”。如此文雅之信却使得刘高大怒，他虽明白花荣写刘丈之意，依旧不为所动。

金采

花荣救出宋江，他道：“小弟寻思，只想他是读书人，须念同姓之亲。”花荣之语，展现的是武将对于读书人的看法。读书人熟读经史，受到礼义文化的熏陶，应当更加识礼。花荣写此书时，对刘高为官的恶迹已知晓，却依旧以为读书人应会念及同亲。刘高的表现正如金圣叹所评：“花知寨差矣，越是读书人，越同姓痛恶；越是同姓越为读书人痛恶耳。读至此处，我将听普天下慨叹之声。”

黄文炳也是文人无行的代表，他出现在《水浒传》第三十九回，出场时作者就用全知视角交代了黄文炳的品性。“这人虽读经书，却是阿谀奉承之徒，心地匾狭，只是嫉贤妒能，胜如己者害之，不如己者弄之，专在乡里害人。”

将读经书与其品性对比，可见经书对部分文人而言，并没有起到重品性、讲仁义的作用。黄文炳告发宋江浔阳楼题反诗、识破宋江诈疯、识破家书秘密，虽见其奸诈，也见其智谋。文人在诵读经史的过程中，掌握了权谋，却品行低下，这在刘高和黄文炳身上均有体现。

另外，科举是文人满足生活需求，实现理想价值的重要途径。这也决定了考试的难度，士子实现中举的理想并非易事。在《水浒传》中，科举进阶之难，在得第士子和落第文人中均有体现。

梁世杰是蔡太师之婿，考试科举的得利者，也是官场的显贵者。其一番自述，流露出的却是科举的艰辛。《水浒传》第十二回，描写端午节时，梁府后堂家宴。娇妻弱婿的一番对白，无意间表现了梁世杰中试为官之难。当蔡夫人问及功名富贵从何而来时，梁世杰坦言，“岂不知泰山之恩，提携之力，感激不尽”，这是进入官场后，位卑者对于位高者的依赖。其言“自幼读书，颇知经史”，则是对于科举考试的准备和努力。想及唐代士子以娶五氏女为奋斗目标，可见，由科举实现阶层的转变，离不开经史的积淀，也离不开官僚队伍间的共生关系和裙带关系。然而每一步都并非易事，故而梁中书才会感叹，人非草木，欲报泰山大恩。

济州府尹也是科举考试的胜利者，生辰纲被盗后，其对何涛的责备将科举之难，为官之难表现得淋漓尽致。他直言：“我自进士出身，历任到这一郡诸侯，非同容易”，因此，在生辰纲丢失后，其对何涛予以重责。在其脸上刺配，呵斥“你若不获贼人，重罪绝不饶恕”，正是科考为官的不易，才使府尹遇到危及自身利益之事时，直言不易与辛酸，甚至有出现失态的举动。

落第文人更是科举进阶之难的重要体现，比如王伦。《水浒传》中极写其虽为头领，气量狭小。林冲称其“落第穷儒，胸中又无文学”，加之嫉贤妒能，而遭火并。王伦固然是文人无行的例证，但其轨迹也展现了落第举子的艰辛。在屡试不中后，必然会涉及到人生道路的再选择。其气量狭小，自是性格特征的体现，但也不乏受因不中举要与山寨其他人为伍的不甘心理的影响。

《水浒传》中，对于读书人的描写，并不重要，也非主旨。但其对科举弊端的揭示在文学研究过程中却具有重大意义。

水浒传

从创作主旨上讲，这部书以梁山好汉为主要描写对象，文人处于附属地位，与对好汉的描写不同，作者对何涛、王伦、黄文炳等文人的描写不夹杂作者主观上鲜明的爱憎意识，更为真实，故而，关于这些文人的描写及其反映的科举之弊是较为客观的，甚至是无意识的，纯文本的。由这些侧面描写切入来探讨科举之弊，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与作品的直接对话。

《水浒传》本身就具有社会风俗史意义，科举描写虽只是一个侧面，却透过只言片语展现了宋元时期科举文化背景下的文人状况。其揭示的科举弊端，诸如文人无行、等级意识观念、进阶之难等与明清小说所映的科举问题已经十分相似。可以说，明清时期显著的科举弊端在宋元时期已有体现。

总之，《水浒传》对于科举弊端的揭示，虽仅为侧面，但对科举弊端的反映对科举文化研究及水浒传思想研究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