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可风：我和父亲柳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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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青传》作者、柳青长女刘可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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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可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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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青的大女儿刘可风走了的消息从一个朋友圈传来……很安静的，她本也是个安安静静的人。前年，可风就患了阿尔茨海默症，从西安去了上海女儿家。女儿涵涵通话说，妈妈已经记不得写了《柳青传》，她还记得有个女编辑，记不起女编辑的名字了。涵涵哭了，说她妈妈承受的压力太多了，一直都被压着，甚至被家人误解，但她已经完全忘记这一切。
我说，你妈妈很伟大，她一直在记录柳青，记录了柳青不凡的文学成就和堪称传奇的一生，也记录了柳青的思考和痛苦，因为她有十多年陪伴父亲过着异常艰难的日子，她记了十年，《柳青传》写了二十年。《柳青传》有着历史记忆的沉重，只有共度磨难的可风能写得出来。

《柳青传》是李建军推荐给我的，他说柳青的女儿刘可风写了《柳青传》，一家出版社要她修改，这一改改了三四年，已经面目全非，刘可风完全丧失了信心。他看了前几章，写得很好。我和可风电话联系上了，我说，我不需要修改稿，要原稿。

我一口气读完没有修改过的原稿，文字里透露出的纯直和真实令人震撼，这部书的沉重感很长时间挥之不去。我电话打给刘可风，说要出版《柳青传》，只是在编辑上作些调整。刘可风在电话里竟哭出了声。我后来去西安见到了刘可风，我们聊天到深夜，对书中内容有过深入的交流。因为我们曾是那个时代执着地深入生活的作家的女儿。她年长一些，承受的痛苦就更多一些。《柳青传》里你能读懂这一切。《柳青传》被拍成了电影，获了许多奖，但要看作家高大形象所背负的苦痛，还得读这本书。       
可风，你内心浩荡，外表平静，一如你春风里的父亲。”‍

2024年12月9日早晨，作家、柳青长女刘可风在上海逝世，享年80岁。

为表达缅怀之情，今天我们特别推出刘可风老师所著《柳青传》中“我和父亲”一节，再次回顾那些记忆中的点点滴滴，历史终会以另一种方式呈现，逝去的亲人们也终会在另一个世界相逢。

我和父亲

刘可风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的那年岁末，我出生在陕北的窑洞里。那时，父亲已经离开陕北，去了东北。我第一次见他，也是以后多年对父亲极感陌生的开始，因为，那以前，我不知道“爸爸”为何物。1948年，他回到陕北，在延安匆匆结束了不满意的婚姻，我就是这次不幸婚姻的产物。那年我三岁，记忆中总留下一幕，母亲拉着我的手，站在延河桥头，看着父亲把哥哥抱上卡车。车开了，去了北京。那一瞬，发动机轰鸣，车很快就消失在飞扬的尘土中，剩下母亲和我孤零零地站着，冰冷的河水从脚下流过。懂事以后，机器的轰鸣声，飞扬的尘土，越来越清晰地萦绕在脑中。许多年，孤母，缺少父亲呵护的家庭，是永远笼罩着我心上的阴影，我越来越怨恨他。
刚上小学，父亲偶然接我们到他身边。他不苟言笑的表情和看人时锐利的目光，我不仅恨他，更怕他，一点不喜欢他。
一些年，我们几乎不来往。

柳青和女儿刘可风及长子刘长风

1961年，我初中毕业，正是我国三年经济困难最严重的一年，父亲写信叫我们到西安来。信上标明来时路线，哪里坐车，哪里步行，细微周详。他担心我们不了解农村，一再叮咛注意安全。字里行间浸透着为父之情。我当时觉得那是因为哥哥的原因，反正，我在他心目中是没有地位的。
虽然如此，这次来陕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深刻的。我们的继母马葳，我们叫她姨姨。那个年代，流行的说法，继母都是毒蝎心肠，我也深受其染。没见马葳时，真希望永远也不要见到她。相处以后，感觉满不是那么回事。这种感觉不是发生在这次，而是在七岁那年。那时父亲和马葳刚刚结婚，寒假接我们到长安县。姨姨耐心地照顾我们的饮食起居，早晨给我穿衣服，夜里让我睡在她身边。开始，我们不在一个被窝，以后，不知怎么，一睁眼，我都在她被窝里。到后来，我迷迷糊糊，总是把手放在她乳房上才睡得安稳。她咯咯地笑，我倒有点难为情。

雪天，我和哥哥玩雪，手冻僵了，她就用自己的手暖我的手。有一天，哥哥在院子里耍棍子疯玩，正巧她过来，无意戳到她腹部，痛得她眼泪都要流出来，她没有一点厌恶感，仍然亲切地领着我们。大一点了想到她是我们的继母，疑虑难消，但一想到真实的人，又反感不起来。

柳青和夫人马葳
这次来陕，姨姨对我们也很照顾，全家人吃的大锅饭，天天是杂粮馍，经常烩一锅菜粥或汤面，有时也炒一盘白菜、萝卜或土豆，和农民的饭菜没有多大差别。姨姨自己也在大锅里吃饭。全家只有父亲单独吃。我们来后，姨姨让我们和父亲一起吃。困难时期，肉很少，家养的鸡下的蛋，全让“小灶”吃了。给父亲做饭的是马葳的母亲，我们叫姥姥。姥姥做的饭，就是调点土豆丝、洋葱或青椒，都很香，父亲一拿起筷子就说：“这么香的饭呀！我就爱吃姥姥做的饭。”他的饭量很小，也很简单，爱吃陕北风味的面食。说句实话，父亲的饭做得很精细，他常喝一小杯西凤酒，抽的是中华烟，他的生活水平比农民高多了。吃饭的时候，他说：“我工作忙，很少和你们交谈，只能利用吃饭的时间说几句。”

他问我们：“你们说什么人最聪明？”我们茫然，他说：“最聪明的人，是在少年时就深感自己无知，有着强烈求知欲望的人，明白这一点越早越聪明。”他要求我们回北京后，利用业余时间自学心理学、逻辑学、解剖学，他说：“这要作为常识学。”父亲说：“你们常给我写写信，父亲盼望听到你们的消息。”我却很少给他写信，不过两三次。他说：“你的信也太简练了，像‘电报’稿，我想象不来你的生活。”他看着我说：“没有东西写吗？多看看书。”书架上有不少世界名著。他抽出一本苏联著作《阿尔泰到山里去》让我看。看过之后，他问我：“有什么想法？”我又是茫然，他说：“打开视野，了解不同的生活。这个作品的文字很柔和，你应该学一学。”父亲的话我理解不深，只是在多年以后的学习和写作中，才有所领悟，努力去做，总不尽如人意。

在阳光明媚的日子，孩子们都到村里寻找各自的玩伴去了。我和哥哥有时也到外面游玩。这里的风光十分迷人。门前有一条清澈的滈河，妇女们在这里濯洗，孩子们在这里游戏。像水晶一样闪烁的河面，一群赤条条的男娃在嬉戏，活泼得像飘忽不定的小鱼，把水溅得到处都是，不时有妇女吼叫，震慑一下过分调皮的孩子。只要有一个大一点的孩子知趣地上了岸，石缝里的螃蟹就要遭殃，孩子们全在岸上的石缝里翻找，一会儿，脸盆里就有不少俘获物。上午的大好时光，父亲是无暇享受这人间美景的。他的小院门，姨姨早饭后就锁了，这是他看书看报、看文件、思考问题或小睡一觉的时间。除非有乡上或县上的干部来，家里人或村里人不会去打扰他。午饭后，小院门又锁了，这是他写作时间。只在偶然有事的下午，他会出来，路过河边，看搅水的孩子们游戏，父亲眯着眼睛乐不可支。如果父亲过河去，后边常跟着一群小娃。他对我一副严肃面孔，面对他身边的孩子，村里的娃娃，经常说笑逗弄，轻松愉快的气氛吸引着他们。有一次，他用脸盆捞了一条小鱼，又被我不小心放掉了。他说：“你还是个慈善家。”

他走路很快，一会儿就把我们带到果园，问过果园的经营，顺便还剪了几个枝条，准备嫁接在自己院里的果树上。回来的路上一边走，一边讲他和果农学会的嫁接技术。同他一起外出的机会不多，走到目的地的次数就更少。我对他始终敬而远之。他对我总是寡言少语。黄昏后，常有农民或邻居嘴里擎着旱烟锅坐在小板凳或蹲在院里和他聊天。没人来的时候，他也和家人坐在大门外的石桌四周拉家常。看着南山的夜景，沉思默想是他的常态。姨姨和他说话，他偶然搭一两句。只有在我们要回北京，即将离开的那一天，他才中断手头的工作，暂时离开了他的思考，他嘱咐我们好好学习，生活要简朴……“该说的话在饭桌上都说过了。”现在的叮咛也是泛泛之言，这会儿，他格外明亮的眼睛，透着亲情，但仍然板着严肃、很少笑容的面孔。

1978年春节前后，柳青在西安西京医院住院，刘可风在床前照顾父亲

高中三年级，临近寒假，他又来信让我到皇甫。再过几个月就要高考，不言而喻，我是为此而行。三年高中，我学习不刻苦，用功一阵，好一些，放松一段，差一点。最后一年，老实说，我有些拼命，太想上大学了。这个寒假，父亲一直在劝我：“不要把上大学看得太重，考上当然好，考不上也没关系，人生的路多种多样，不一定非上大学才有出息。”他还举了许多名人的例子，说明他们都是在社会实践中刻苦自学取得成就。说他自己考榆林六中，两次才被录取。他也为上大学历经周折，终未如愿。“不上大学一样能为社会做出贡献。”对父亲的话，我并不在意，仍是埋头复习，势在必争的样子。大年初二，他进了我和姨姨住的房间，见我在看书，哈哈大笑：“不必这样紧张吧，连年也不过了。”他让我和大家玩玩，放松些。接着父亲讲了个笑话给我听：“解放前有一道大学入学试题是《论项羽、拿破仑》，一个学生写：‘项羽，力拔山兮气盖势，携泰山以抄北海，岂止拿一破轮乎？’”“你可甭给咱写出这种文章。”父亲希望我能考上大学，无可怀疑，但他对我能否考上肯定没有信心。分别的时候，他一再说：“不要紧张，考上考不上都没有关系，放松可能比紧张的效果更好些。”

2019年11月9日晚，刘可风老师与长安作家王渊平在皇甫村，查看早年《柳青传》手稿（刘峰供图）

一颗悬着的心在一天早晨落了地。母亲从未这样高兴过，从大门口走来，好像脚不沾地似的，她给我看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当天下午，我打电报给父亲。肯定出乎他的意料，因为他一直担心我们受母亲智力较差的影响。马葳姨姨告诉我，那一夜，父亲在院子里转过来转过去，几乎到天明。他第一次这样注意我，我也第一次被父亲的关心触动心灵。可惜，我的大学梦只有两年光景。“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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