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东西：写给“一个人”的情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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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老喻的

“在艺术中，灰烬将会变成火焰。”

里尔克

一并非神话评论一个创作者，不该用她没有选择时的选择，而是应该用她拥有了选择权之后的选择。

对于那些感叹《好东西》不如《爱情神话》的观众而言，他们忘记了邵艺辉主动放弃《爱情神话2》的拍摄，或许是一个更不容易的决定。

被认为“好得不像现在的电影”的《爱情神话》，于2021年的12月上映。那时我刚随朋友们去西岸艺术展凑了热闹，当时各地还在紧张的抗疫中，上海的自信与有序令人感慨。次年1月，一位朋友在黄浦江边的一家漂亮餐厅宴请，他说，不知道你们为什么移居海外，上海是全世界最好的城市。饭后我和李诞在衡山路附近的小酒馆，他居然没喝酒，我们聊“人活着的终极意义是什么”。当时脱口秀火遍全国，谁曾想到这样一门冒犯的艺术，会在温吞的上海被点燃？还有特斯拉上海工厂的成功，以及，令人惊艳的、角色们讲上海话的《爱情神话》的火爆。

以上诸多元素聚集在一起，仿佛宣示着一座城市的复兴。可邵艺辉只是碰巧参与其中。她并不如典型的沪上文艺工作者们那样沉迷这座城市。在这样一个对正经的编剧并不友好的短视频年代，这位傻到试图在朋友圈卖电子烟谋生的女青年，只是需要一个表达的机会。物理意义的城市自己默不作声，精神意义的城市是人们的集体幻觉。我曾经在上海的街头连续经过一栋老洋房、一个还有计划经济时代痕迹的活动中心和一处时尚的创意新空间。这个城市如此不着痕迹地将不同时代的痕迹叠加在一起，如同穿行在时间里的孤舟。邵艺辉在大上海这座神秘的花园里随手摘上几朵花儿，续上些许一百年前的余韵，掺点儿张爱玲，再对当下庸常的男男女女稍加讨好，就足以令人们惊讶了。因为她聪明，灵动，沉静，并且准确。这些天赋在世俗的泥潭中毫无用处，可一旦飞跃而出，则轻盈而犀利，如柳叶刀般划开惨淡的夜空。

《爱情神话》是她没有选择时的选择，而以《爱情神话2》为巨大机会成本的《好东西》，是她拥有选择权时的选择。在这一勇敢而坦然的行动之后，邵艺辉的更值得称道之处，在《好东西》里呈现了出来。

二回归体面

法兰克福大学的古人类学家弗里德曼·施伦克(Friedemann Schrenk)解释说：“在寻找伴侣时，雌性更看重吸引力，而不是攻击性。”邵艺辉试图在《好东西》里重新定义的人际关系，远非三位女性之间的温情。中文世界里上一次类似于“小马”和“前夫”之间的著名对手戏，发生于《围城》里的方鸿渐和赵辛楣。因为“共同追求同一个女人”而误会的两个读书人，相逢一笑，互称“同情兄”。

钱钟书用辛辣的笔触，刻画了形形色色的人等，三教九流，军官、妓女、小贩、骗子......但人和人之间依然是体面的。小马和前夫撕完之后，手牵手般去扔垃圾，小马给开滴滴的前夫勾了所有好评......喜剧式调侃的细腻之间，我从中看到了体面与温和。

《情书》里有一段，渡边博子收到女藤井树的回信，对未婚夫男藤井树的天堂幻想破灭，她喃喃低语：“不知道（女藤井树）感冒好了没？寄给她的感冒药，不知道有没有吃呢？”有些怅然的秋叶（他正在追求和守护离世好友的未婚妻），开始追忆三人最初相逢的情景。女藤井树是渡边博子未婚夫的初暗恋情人，秋叶与男藤井树是真正的“同情兄”。在B站的弹幕里，年轻人们在怀疑会不会是秋叶为了得到渡边博子而在雪山上谋杀了男藤井树，渡边博子则是个和自己的未婚夫的兄弟厮混的婊子。而中山美穗分饰的两个女主角之间的微妙情感，则干脆无人问津。在这样的传统之上来构建不一样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充满了挑战。温和的反义词是暴力。

在家里，在学校，我们打小生活在隐藏在爱后面的暴力之中。“为你好”和“为了将来好”可以成为一切亲情暴力的理由，一个标准的好孩子自小便在这一系统中被训练成另外一个对下一代人说“为你好”的人，一个标准的成功人士愿意为没有尽头的“将来”牺牲当下的一切。“为你好”可以不必在乎形式，并且有权为你做主。在各种晚会中，我们被安排好开心，被安排好感动。幽默、正义、善良、甚至鼓掌，都是被push的，恨不得按着你来。那些令人尴尬的相声和小品，就差直接把手伸进观众的胳肢窝。被安排了“好”的人如果不领情，是“不会做人”，是大逆不道。《好东西》消解了这种由来已久的暴力，当小叶满怀温情地问茉莉是否可以当她一天妈妈，传统叙事此刻应该响起音乐，冒出感动，而小孩茉莉则是毫不懂规矩地反问：要当多久？我还要写作业呢。

规矩、礼术的背后，是权力的关系。

在常见的饭桌排位上，这种以礼为名的权力得以精确量化，而当主人安排漂亮女下属坐在贵宾的两侧，则是暴力的日常合法化。不管是《爱情神话》还是《好东西》，饭桌皆为邵艺辉炫技的主战场，人们只是觉得好看，但从未想过为什么好看。除了妙语连珠，还因为这种非亲情（包括同学）的饭局，消除了权力和礼术，构建了一种生活中罕见的陌生感。如同《老友记》和《生活大爆炸》里的聚餐，散漫，自由，不计利害，更无是非。邵艺辉所构建的乌托邦，远不止是让三位女主角住进老旧而精致的洋楼里。精明的质疑者们马上用他们原本该用在新闻节目里的求真精神，算出了类似房子在上海的昂贵价格。导演选择洋楼，也许只是因为故事容易展开，以及仅仅是为了美。的确，电影充满了美感，不管是场景，还是角色，哪怕是配角。

《好东西》的乌托邦在于人，和人与人之间的秩序的重新定义。由来已久的“礼术”被消除了，铁梅的老下属成为自己的新老板，两人之间没有任何角色切换的解释与废话；“两人见面互相打量决定你跪我还是我跪你”的权力计算也不见了，片中最大的权力交换可能是小叶和门卫之间的彼此讨好；商业时代“他对我有啥用”的关系价值也因为本片角色天生没用而不再是负累。邵艺辉让角色们摆脱了“面子、权谋、有用”的世俗束缚，让观众们意识到某种轻盈关系的可能性。铁梅的老板总在央求下属，漂亮女老师没有一点儿威严劲儿，大人们守在衣橱外哄茉莉上台，甚至连渣男医生都是温婉的。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强求另外一个人去做什么，不管他多么正义，有多么正当的理由和美好的愿望，又哪怕他是个感情骗子。一切回归到人，简单的、真实的、活生生的一个人。哪怕是对一个陌生人，也是可以微笑和彼此关爱的，哪怕每个人都处在深深的孤独之中。王铁梅累得在地铁上睡到在一位男性肩头，她身旁的女士轻轻把她拉向自己。

中国人愿意为亲人做任何事情，对朋友的热情程度（反之也对应辜负程度）往往让人叹为观止。然而，陌生人之间的冷漠，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仿佛人与人之间被一层无形的屏障隔开。这种冷漠并非出于恶意，而更多是一种自我保护与文化惯性。这可能源于传统文化中的“圈层观念”——将精力集中在“自家人”身上，而对圈外人保持警惕和距离。在最近的一次飞行中，我被前排乘客猛得放下的座椅狠狠砸中膝盖，痛出叫出声来，前面那个大腹便便的人则无动于衷。旁边一位航空公司金卡用户，因为觉得被怠慢而生气，空姐连续三次过来蹲跪在过道上道歉求情，他只是摆摆手，面无表情。当感动总是被人为设计，一个人可能会失去感动的能力。前段时间看视频，两三个人被撞倒在路上，或一动不动，或痛苦不堪，可一辆又一辆汽车居然继续冷酷地从这几人旁边绕行而过，无人停下。暴力的善良，最终落在暴力而非善良。

三最小社区

《美德的起源：人类本能与协作的进化》一书，以克鲁泡特金王子的传奇越狱开场，提及了那本“‍‍‍‍‍奠定他一生名山事业的著作”--《互助：进化论中的一个因素》。克鲁泡特金不赞成赫胥黎“自然界是个竞技场、自私自利的生物相互之间展开残酷斗争”的观点，他认为“自然界中最成功的动物似乎都是最善于合作的动物”，“人类和其他动物一样天生具备这一品质”。赫胥黎的观点放在今天，似乎更容易成为抖音爆款，例如：‍‍‍‍‍‍‍人性本是自私自利的；‍生命是一场“每个人对所有人的战斗”。

前日刷到投资人林园的视频，他说自己从来不和人打交道，因为没必要，更因为人性不值得。我看后大为震撼，并为自己要在50岁以后才能听懂这句话而自责。‍克鲁泡特金则强调“相互帮助在人类这一种族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他说，“从乡村的一块公共草地到中世纪的同业公会，人们越是相互协助，集体就越能兴旺发达。”

邵艺辉在《好东西》里并不仅是为女性们的互助群居生活打一个样，而是在探索一种符合克鲁泡特金美德的最小化社区。这种社区既不以传统的宗族为纽带，亦不依赖于商业驱动，而仅仅是人们碰巧住在一起，有了物理意义上的亲密。‍‍‍‍这种纯粹的、无工具化的连接，让“社区”这一概念回归到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互助与归属感。社区，一直被我认为是未来数十年最有生命力的概念之一。

在加国生活十余年，这个大农村似的地方，日常的一切几乎都围绕社区展开。各个族裔的社区如马赛克般拼在一起，春节时“各级领导”穿梭于华人社区和大小餐厅，只为拉拢社区。不管是官员，还是跨国公司，甚至是中小学生，最高大上的话语就是“为社区做贡献”，仿佛社区就是宏大叙事的天花板。‍‍‍‍‍‍‍‍‍‍‍‍‍‍‍‍‍‍‍‍我小时候在厂区长大。随后数十年城市沧海变桑田，开发商的楼盘替代了祠堂和单位，但又没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区”。这是一场大规模的“无家可归”，尤其是漂泊他乡的人。

《好东西》的角色们几乎都是外乡人，而上海则一直对外乡人既拒还迎，那些被接纳的外乡人会变成新上海人，形成对外乡人的新推力。‍‍‍‍‍‍‍‍‍‍‍‍‍‍‍‍‍传统的宗族、单位或地缘纽带正在消解，基于兴趣、价值观或偶然性形成的社区有待考验，而虚拟世界的颠覆式关系却在AI的加持下席卷而来。但随之而来的，是碳基生物的冷血化。

这不禁让人思考，一种现实世界的、数字游牧时代的、有温度的最小化社区究竟该是什么样子？它或许可以不依赖于血缘，也不受制于经济利益，而是基于一种共享的归属感与互助精神——在这个彼此依赖的网络中，孤独可以被缓解，人性中的善意得以彰显。克鲁泡特金所倡导的“互助”，本质上是人类对安全感的集体追求，而这种安全感并不是由规模和财富决定的，而是由许多个“一个人”彼此之间的善意、关怀以及共享的价值观塑造的。或许，正如邵艺辉的角色们在城市边缘的拼贴生活，最小化社区并不是一个抽象的理想，而是一种我们正在学习重新构建的现实。

四 积极躺平

《好东西》在故事的讲述中放弃了对命运和时间，像是只在浮尘里拍了些快照。

在电影的推进里，没有任何人发生了命运层面的转变，铁梅依然在为生活拼搏，小孩没有成为鼓手，导演没有用自己的上帝之手恣意干预角色的命运。邵艺辉想过：究竟是去呈现一个真实但她不喜欢的、她认为不文明也不高级的世界，还是去呈现一个理想中的、没那么真实的世界？后来，她发现自己只能做到后者。这个理想的世界里，默认了平凡的人也可以充满诗意地活着。‍‍

观众们也许没有发现，《好东西》的角色们过着一种与成功无关的积极生活，却又不虚假，还不令人生厌。这种选择，本身就是对现代社会功利主义叙事的一种反抗。在一个强调“效用最大化”的时代，人们似乎被迫相信一切都要有意义、有用、有回报。谋生成为人生的唯一目标，而谋生之外的生活被逐渐压缩甚至消解。

连孩子从小读书的目标，也被分成“清北、985、211、一本、二本”等界限分明的三六九等，似乎一个人只有两种处境：成功，或者失败。我认识一位教育人士致力于帮助职业院校的学生，她说最大的难处在于，这些孩子们内心确认自己已被抛弃了。--为什么不可以有分数之外更多维度的分类？为什么不能有超越二元成败的更多包容？

《好东西》远离了“成败”，尽管角色们大多失意。铁梅是不得不去干自媒体的调查记者，小叶是非正经工作的乐队女主唱（和修音师），前夫在开滴滴，小马是要靠给孩子上培训班养活自己的鼓手，只有“爱我便是”的胡医生在职业上不算传统意义的Loser。

导演通过一种“无条件投降”的聪明姿态，让角色们集体躺平，以逃脱阿伦特之“劳动社会中人类被降格为劳作的动物”的审判。从功绩主义中被解放出来的电影角色，能够在日常的场景中，如哲学家般去思考“什么让我们值得快乐”，而不是去想“如何让我们快乐”。且允许我在讲述反功利主义的时候，来一段功利主义的分析，《好东西》从产品的角度，为用户提供了一种“原来还可以这样活”的可能性。作为创作者，邵艺辉知道赢得游戏的最好办法是“我不要再玩他们的游戏”。可能很难找到比我们更加“积极进取”的物种了。

人们永无休止地劳作着，不知道赚多少才安全，才够用。在温哥华我给自己的家人盖房子，有朋友善意地对某处设计提出建议：“你这样做将来不好卖”。我惊讶地望着这位财富可能连下一代都用不完的朋友，中国人要什么时候才配为自己和家人建造一个真正喜欢的家？为何房子的“转售价值”反而成为判断它意义的标准？这要有多悲观才会想着自己的Dreamhouse的第一设计原则是将来卖出去能够多赚一点儿钱？《好东西》对日常的神性的歌颂，在那段几乎被所有人赞叹的声音交响乐里达至巅峰，被忽视的“当下”如同镶上金边的浮云。

可是，有多少人想过，你究竟为何而感动？那些瞬间对于功利主义者而言毫无用处，但却奇妙地令人感知到“意义”。功利主义哲学的最大困境在于：当一切都变成了手段，目的便永远无法抵达。喧嚣的成功学与绩效逻辑，正是这一困境的典型体现。我们被告知要通过工作实现财富，通过财富实现自由，通过自由实现幸福，但幸福永远在链条的另一端——似乎我们只能永不停歇地奔跑，像仓鼠一样追逐着永远无法触及的目标。阿伦特认为“无意义性是所有严格功利主义哲学的内在困境”，她说：“摆脱这一困境的唯一出路是，放弃使用物的客观世界，转而依赖使用本身的主观性。只有在一个严格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里，使用者，即人自己变成了终极目的，才能终止手段和目的的无穷链条，效用本身才能获得意义的尊严。”而我们由来已久的传承也是那个无穷链条的一部分，只有少数幸运的“茉莉”们，包括年少时幸运导演，能以“我”为独立的个体，能逃离无休止的教育军备竞赛，成为康德所言之“目的”：没有人应当成为一个手段，每个人都是目的。

无条件投降，是一种令对手无法还击的反攻，是一种创造性的突围。“躺平”和“积极生活”可以兼容，甚至因为更广的宽容度而变得更加生机盎然。也许这种松弛的态度，反而可以诞生伟大的创作者、天才球员、甚至诺奖得主。导演不正是一个例子吗？她的“反功利主义、反成功学、反绩效主义”天生如此，令人信服。我格外喜欢电影倒数第二段的“反好莱坞”结尾，小孩登上舞台成为鼓手，是导演纵情释放的时刻，多少经典片子都籍此类高潮完美收场，可是小孩选择了诚实地面对自己，就像邵艺辉诚实地放弃了《爱情神话2》。只有从小被无条件滋养的孩子，才有这种勇气与从容，和不被情绪与感动支配的独立思考。

五 好坏东西

一个巨大的悬念是：什么是好东西？关于Her Story，关于女权，电影里已经有许多直白且坦率的表述，无需我在本文转述，已经震聋发聩。达利欧说：特朗普和马斯克掀起的效率主义，极有可能让世界再次陷入弱肉强食。“她思维”，甚至是“母系氏族”的某些逻辑，对当今世界是不是一种更温和、更有善意的解决方案？

这种逻辑强调情感、关系和互助，它试图打破效率至上和工具化思维对人类的束缚，让世界重新回到以每个“一个人”为本的轨道。奥古斯丁曾经提出他的著名命题：1、善即存在；2、恶即善的匮乏。当人类的社会大脑演化远远落后于科技突进（也就是自我毁灭的力量），也许该探索另外一些柔软的逻辑。多年前，窦唯唱过：到底怎样好才不算坏？

好，首先是不作恶。然后，是嫉恶如仇。《好东西》里，我们看不到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大恶”，甚至连明显的“反派”都不存在。“举报”的小男孩看上去是无害的，一推就倒；校园老大的“暴力”行为就是扔错别人的橡皮，颇有周星驰之风；最恶的，可能是从未露面的网民。有足够多的善，便不会因为善的匮乏而产生恶。而在这个“不问是非，只计利害”的世界里，《好东西》的女主角们总是挺身而出，老师抗击“举报”，铁梅惩罚跟踪狂，怒斥随地大小便的酒鬼，大快人心。至于在诸多细节里的趣味和勇气，不必多言。山西人邵艺辉有贾樟柯“平民史诗”般的叙事，有京味儿的豁达，和海派的精致。她有一种辛波斯卡似的精确，就像林青霞版的东方不败，明明手里拿着柔软的红线，却如手术刀般犀利而利落。我想列出詹姆斯.伍德的一段话，不是作为类比的评价，而是作为某种期许：苏珊·桑塔格说得很对，契诃夫的写作是一个自由之梦——“一种绝对的自由”，契诃夫写道，“彻底摆脱暴力和谎言”。在他的作品中，自由不仅仅是政治的、人身的，而且是一种中性的填充，就像空气或光。他多么频繁地描写村庄，接着，在村子的边缘——“一片开阔的田野”。

最后

2022年的1月的那个夜晚，在上海衡山路附近的某个小酒馆里，李诞问我：你认为人生的终极意义是什么？他当时没有喝酒，但沉浸在脱口秀崛起的喜悦中。我俩各自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说是为了“追求美”，我说是为了“探索真”。两年后，我刷到他在直播中带货，依然满脸喜悦，即使没喝酒也仿佛微醺。他在卖什么“好东西”呢？

前几天，看到朋友圈的视频，他躺在估计是草地之类的某处，拍着夜晚的天空，旁边有人喊他，他呵呵答：我再躺一会儿，这里太美了！--镜头里黑乎乎的，根本看不见星星。他真幸运，仍然忠实于自己的答案。而我则处于“真”的迷惑中，难到是因为“美”容易在“丑”中显露出来，而“真”则难以逃离“假”的驱逐？并且“真”，又分为科学的“真”，和人与人之间的“真”。

对于后者，过去两年我可谓饱受历练，疑惑重重，某些时刻甚至觉得心如死灰。--何止是我呢？《好东西》像是灰烬之上的一株植物，是写给每个“一个人”的情书。在《人的境况》的“世界的恒久性及艺术品”这一章节，阿伦特写道：“在艺术品的情形中，对象化不仅仅是转化，而且是变形，一种真正的形貌改变，仿佛我们期待着火焰烧为灰烬的自然过程逆转过来，直至从灰烬中燃烧出火焰。”

阿伦特说自己参考了里尔克论艺术的一首诗《“魔法》：从无法描述的变形中来那些图画——：感觉！相信！我们经常受苦：火焰烧成灰烬，但是，在艺术中：灰烬将会变成火焰。这里有魔力。在魔法的领域似乎这个邪恶的词升级了……却同鸽子的呼唤一样真实，他呼唤那不可见的鸽子。当小孩说：“我正直勇敢有阅读量，我有什么好可怜的！”，我释然而羞愧。我也是一个植物爱好者，草木灰真的是非常好的肥料。时光并不令人失望，她留下的并非生命被摧毁之后的灰烬，而是令种子发芽的乳汁，并终将再次点燃火焰。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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