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王朱瞻墡在明仁宗驾崩后短暂监国，朱高煦之乱时又留京居守

宣德七年（1432年）十二月初十日，明宣宗朱瞻基收到了一道来自于长沙襄王府的奏表，内容是请求来京朝觐。三年之前，郑王、襄王、荆王、淮王、梁王五位亲王分别前往各自封国就藩，现在诸王纷纷上奏请求来京朝觐。

对于明初亲王在就藩之后，到底时隔几年才能回京朝觐，史书中并没有给出明确记载。按照《皇明祖训》的说法，似乎亲王每年都可以回京，只不过要遵从长幼嫡庶的顺序依次朝觐而已。

但是自宣德元年（1426年）汉王之乱后，宣宗就以各种借口阻止在外藩王回京朝觐。而在襄王朱瞻墡上表之前，郑、荆、淮、梁四王已经请求朝觐，也都已经被宣宗拒绝。然而宣宗毕竟和襄王同出一母，都是先帝仁宗昭皇帝的嫡子，亲厚程度与其余诸王有所差别。所以朱瞻基特意给朱瞻墡写了一封回信，希望他能够理解自己的苦衷。“乙未，襄王瞻墡奏请来朝，复书曰：‘得奏具见恭爱之意。兄欲见弟，亦同此心。但近者诸弟奏请来朝，已皆止之。若贤弟独来，则诸弟之心谓何？可姑缓也。’”

说实话，在宣宗继位之初，襄王作为亲弟弟，为兄长能够稳定朝局还是立了不少功劳。

从监国到居守

朱瞻墡生于永乐四年（1406年）三月十六日，时任皇太子朱高炽第五子，生母是皇太子妃张氏，伦序为嫡第三子。永乐十四年（1416年）十一月行冠礼。太子登基之后，朱瞻墡于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十月被册封为襄王。在京之时的岁禄按每年三千石支取，另外还有一百二头牛、五百头羊和六十匹马的赏赐。

如果没有什么意外，此时已经19岁的襄王就应该准备前往自己封国就藩。然而意外还是不出意外发生了。洪熙元年（1425年）五月初十日，仁宗朱高炽被行在翰林院侍读李时勉的一番奏疏气了个半死。次日仁宗病情急转直下，最终在五月十二日龙驭上宾，享年48岁。

朱瞻基

对于尚在震惊之中的皇后、亲王以及在京文武大臣来说，还有一件棘手的事情：皇太子朱瞻基不在京中，而在留都南京。从北京到南京，一来一回至少需要二十天时间。而在南京和北京之间，还有汉王朱高煦的封国山东乐安州。汉王殿下早就把造反两个字写在了脑门上，这样绝好的机会摆在他面前，他会不会称兵构乱？太子还能不能平安赶到北京继位？

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向了当朝皇后，大行皇帝一直以来的贤内助张氏身上，而她确实也很果断，一面让中官海寿赶赴南京报丧，一面又让先帝次子郑王朱瞻埈和襄王朱瞻墡监国。襄王为人“庄警有令誉”，而且又是皇后嫡子，确实是监国的好人选。

六月初三日，太子躲过汉王一路的截杀，平安抵达良乡。而朱瞻基在卢沟桥听完遗诏之后，当即改易素服赶赴宫中大行皇帝梓宫前披发尽哀。不过对于襄王来说，虽然卸下了监国重任，但还有一项重要工作等着他：护丧。“丁酉朔，仁宗昭皇帝梓宫发引。上恭率亲王陈启奠祭告。其祖奠至安厝，一遵奉葬太宗皇帝礼仪。命襄王瞻墡护丧行礼。”

献陵

当年太宗皇帝梓宫发引之时，是由时任皇太子朱瞻基与其三叔赵王朱高燧一起护丧。现在仁宗皇帝梓宫发引之时，已没有皇叔在京，但是让襄王出面而非先帝嫡次子越王，也是颇可玩味。

到了宣德元年（1426年）八月，汉王朱高煦在封国起兵叛乱。吸取了当年建文帝削藩失败的教训，宣宗决定御驾亲征。而襄王朱瞻墡和二哥郑王一起，再一次镇守北京，不过这一次他们不是监国，而是居守。永乐八年（1410年）太宗朱棣第一次北伐之时，曾经让当时的皇长孙朱瞻基于北京居守。相比较而言，居守的权力要远远地弱于监国，这当然也体现了宣宗对两个弟弟的提防之意。

封号襄王，封国却在长沙

宣德二年（1427年）十月，宣宗命太师、英国公张辅，行在礼部尚书胡濙为正、副使，持节册东城兵马指挥靖安之女靖氏为襄王妃。宣德四年（1429年）二月，朱瞻基选定浙江衢州府为襄王的封国，并且让行在工部派遣官员前去当地修建王府。

朱权

不过理论上说，当时大明王朝的京师还是南京，而衢州虽然属于浙西，也算是京畿之地。当年朱棣拒绝将杭州给宁王朱权，找的就是“天子畿内不以封诸侯”的借口。故而三个月后宣宗回过神来，紧急叫停了衢州王府的修建工程，将襄王的封国改为长沙府。“戊午，命行在工部及湖广三司，遣官于长沙修治谷庶人旧居宫室，以俟襄王之国。罢衢州府修理。”

长沙最初是太祖第八子潭王朱梓的封国，但他在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自焚后，因无嗣而被除国。此后太祖第十九子谷王朱橞在靖难之后，从原来的封国宣府改迁长沙。但他在永乐十五年（1417年）因为谋逆而被废为庶人，同时除国。因此在闹了一个乌龙之后，紧急修理一下原有的谷王府，是宣宗所能想到用来安置弟弟的最好方法。但是无论是衢州府也好，长沙府也罢，和朱瞻墡的封号襄王似乎都扯不上任何关系。

之国长沙

当年八月初三日，朱瞻墡和王妃靖氏一起登上黄船，从北京启程前往长沙。这是永乐六年（1408年）沈、安、唐、郢、伊、鲁六王之国以后，大明王朝最大规模的一次亲王集体就藩。而且永乐年间诸王由南京出发，交通还比较便利。这次诸王从北京出发，旅途十分漫长，朝廷也为此提前制定了众多合行事宜。

其一、缘途应祀神祇：由行人司遣行人先期赶赴各地，令当地有司准备祭物，等襄王船队抵达之后再进行祭祀。

其二、襄王封国内的社稷山川等神，由长沙府先行祭祀。

其三、经过南京之时应祭祀太祖孝陵。祭文由翰林院撰写，香帛于内府关支，牲醴品物由太常寺供备。

其四、襄王府内的祭祀乐舞，由北京神乐观选乐舞生五人负责教授。所需乐舞生则由长沙府本地道士或道童充当。烧香道士亦从本处有度牒道士中选用。其余医士、乐工、礼生、斋郎、厨役人等，均由本处及附近有司提供。

朱瞻墡

其五、之国途中所需厨料，依永乐年间定例，再加羊、猪各二十只，酒一百瓶。

其六、襄王就藩之后的岁禄，按《皇明祖训》所载亲王岁禄万石支给。

宣德七年（1432年）的时候，宣宗给王府长史罗昭写了一道敕书，里面对于襄府官员提出了严厉批评。“丁未，敕襄府长史、纪善曰：‘朕弟襄王，聪明贤达。比者左右小人不守礼法，干犯宪章，以玷王之令名，而王实不知。尔等职专辅导，皆当言之，庶几尽尔之职，今姑略尔前过。自后但王左右敢有慢王，擅作非法，具实奏来。如隐不奏，事觉同罪。’”

对于宣宗来说，襄王有没有犯错误，他并不在乎。但是王府官员如果隐瞒不报，那就绝不可容忍。襄府左长史罗昭，右春坊右司谏出身，本是朱瞻基做皇太子之时的东宫属官，之所以派他跟着襄王之国，就是希望保持和王府之间的信息通畅。

朱瞻基

朱瞻基让弟弟去长沙，主要目的应该是监视封国武昌的楚王家族。但他又让罗昭做襄府长史，自然是用来监视弟弟。皇帝是一个孤家寡人，哪怕是亲弟弟，也不能信任。

总体来说，长沙襄王府只是一个过渡性质的地方，因为它里面甚至连最基本的社稷山川坛都没有，以至于要使用潭王府的旧坛行事。“癸卯，襄府长史司奏：‘本府未建社稷、山川坛场，请于潭府旧坛行事。’上曰：‘坛场虽旧，苟致其洁清而将之以诚，神必享之。’命礼部如其请。”

襄王在宣德年间的故事虽然已经说得上是跌宕起伏，但和他在日后宣宗驾崩以及夺门之变时遭遇的危机来说，又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