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业永远属于长期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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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略显低迷的图书市场上，《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和《三国前夜：士大夫政治与东汉皇权的崩解》（以下简称《三国前夜》）算得上是为数不多叫好又叫座的两部作品。在刚刚出炉的2024豆瓣年度读书榜单中，这两本书都上榜了，前者更是获得“豆瓣2024·年度图书”的荣誉。奖项和销量的背后，很少有读者知道，发现这些文本并使之最终成稿的版权代理机构——行距。

对行距的创始人黄一琨来说，能做出好稿子，且书能卖得好就够了，至于能显得多有控制力、多风光他现在一点都不在意，“因为做这一行注定是在幕后”。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以下简称《祥瑞》）《三国前夜》的作者张向荣给行距投来的第一篇稿子是一部小说，包括黄一琨在内的几位行距版权经理看过之后，都觉得对方当时还不太适合写小说，建议他尝试历史非虚构写作。于是便有了2021年让行距和作者都一炮而红的作品——《祥瑞》。

除了行距的版权经理，没有人知道，一直以来，张向荣最想写的其实是历史小说，是行距“把他按住了”。更没有人知道，行距的版权经理从前期跟作者讨论写作，帮其制定写作大纲，在写作过程中给作者持续提供帮助、鼓励，甚至要对作者的写作做一些较大改动和详细指导，到书稿完成以后，帮助作者跟出版社谈判，盯合同条款、版税结算，定期提供版税报告等，事无巨细，无一略过。“国外那些版代公司做的，我们其实都努力在做。”
2018年底，黄一琨带着团队从互联网写作社区简书出走，成立了版权代理公司行距。选择做版权代理公司就是选择了hard（艰难的）模式，因为“出版社是靠书的版税来养活，我们是靠作者的版税分一部分来养活，难上加难”，不过，黄一琨很坚定，行距以前没有、现在不会、今后也不可能去做别的。

前几年，行距的运营主要靠黄一琨好友和家人的投入，成立没多久就遇上疫情，直到今年（2024年，如无特别说明，本文中的“今年”均指2024年）行距的投入与产出才算打平。

行距团队

黄一琨说，成立6年来，行距每年有每年的难，不挣钱是一种难，更让他倍感艰难的是合作出版社的不职业：不认真看稿、不及时回复邮件、不花心思营销等。而现在，黄一琨已然将处理这些问题当成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但也有些东西在变得容易。一方面是行距作品的质量在随着版权经理能力的提升逐步提高，“我们自己的经验不一样了，不管是我们对市场的判断，对作者的写作指导，都在变成熟；作者也在不断成长，会给我们提供更高质量的作品”，黄一琨说。另一方面，像《祥瑞》这样的作品推向市场并获得一定声量后，本土版代的模式在行业中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同，黄一琨无需费力再去跟出版社解释他们的工作了。
6年时间，在行距，有很多东西依然坚若磐石，也有一些改变悄然发生，以下是黄一琨的自述：
我们“吭哧”了这么几年现在才算稍许自如
我们吭哧了这么多年，现在才算稍许自如了一点。
前几年特别难，后来又遇到了疫情。疫情放开以后，一开始大家都以为会触底反弹，结果没想到2023年行业会那么差。这里面其实存在误解：一方面书业有结构性的问题，大家都不正视做新书，这个问题非但没有解决还在恶化。我在出版社的时候，新书无效品种率是28%，不到30%，这几年是不是已经超过30%了？哪个行业会这么低效、这么没有竞争力？另一方面，外部环境也不好。
出版业得把问题分清楚。外部环境的问题是必须要忍耐的，未来不可能再有过去那种高增长，而结构性的问题不是放开就能解决的，要解决的是做新书的问题。没想到大家都“躺平”了，做新书更加没有动力，选题会经常好长时间才开一次，好多出版社的营销几乎是瘫痪的，对我们的影响比较大。
我们2023年比2022年还是要好一点，但是非常有限，远远低于预期。我的同事们比较悲观，2023年底我让大家预测我们2024年的纸书版税收入，大家说了一个数，我说如果是那样，咱们公司别做了，这说明我们的模式错了。今年国庆节之后，全行业的新闻好像都在说出版业不“灵”了，我们自己的一些书，没有加印，我的同事们压力比较大。但是到了年底，我们发现有好些书都在加印，说明市场是需要这些书的。我们今年最终的纸书版税收入比之前预计的要高得多。
这五六年，每年都有每年的难，但我们一直还在良性运转。一个公司可能还在赔钱，还没有打平，但它如果是靠当初设想的经营方向来获得主要收入，我们依然可以说它是良性的。我们的收入一直是靠纸书的版税，在这方面始终有明显增长，我就会想办法再投入，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是对的，只不过盈利时间比我想象的要更长一点。如果哪一天我们的纸书版税不增长了，就说明出问题了。
老有人劝我们，你们跟出版社打交道这么难，不如自己做，一种可能是做书商，一种可能是在影视领域拓展一下，我从来没有考虑这两个可能，我始终只看纸书的版税收入。我对2025年的预期也是基于我们现在已经看得见的纸书版税。
行距每年大概新签品种近20种，版权签约20种，出版20种。今年已经基本打平了，明年我觉得至少不比今年差。出版是很慢的行业，我们更慢，所以明年我们的情况怎么样都能算得出来。明年要出的一些书，我们的期待是3万册、5万册的销量，如果营销给力的话，可以到10万册。
我从没想过行距要做多大，只是想尽可能在五六年内活下来。当然了，我们是小公司，从规模上来讲，不值一提，但我们的模式比任何一个品牌都难得多，我们不可能做公版，又没有积累下来的版权资源，我们完全没有底子，都能活，这些品牌为什么不能活？这是没有道理的事情。
之所以不能活，是你的编辑不行、你的作品不行。现在这些出版社，有多少编室、多少品牌是没有竞争力的？两年前我就在讲这个，现在看得更清楚了。
希望行距能挣钱
我为什么希望行距能打平、能挣钱？对我来说，我个人没有欠债，生活上也没什么特别的想法，但我特别看重打平、挣钱。第一是想让我们的同事更有成就感和信心，第二是让作者觉得自己靠严肃的写作也可以生存，这对大家都有好处。

对有些作者来说，如果他们的负担没那么重，写作就能够让他安稳地生活。比如谌旭彬，他上次见我就表达了对我们的感谢，在这样一个时候，给了他一个很安稳的事情做。

行距作者谌旭彬已出版作品

我们的作者，张向荣、谌旭彬、张秋子、周琳这些，跟我们签的是经纪约，当我们帮他们的作品获得了很好的市场表现，他们非常感谢我们，更信任我们，想要跟我们有更深入的合作。还有一些作者，虽然没有签经纪约，但他们始终会跟我们交流，会被激发去写作，下一部书稿还是愿意跟我们合作。也有一些作者，版权到期以后，不想跟我们合作了，这样也可以，强扭的瓜不甜。
有很多出版机构会绕过版代跟作者直接联系，行距也会面临这样的风险，其实也谈不上风险，还是要拼本事。我们对书稿的专业能力，对市场的理解，对作者的诚实态度，如果还不能打动他，那他爱去哪儿去哪儿。我有一天发朋友圈说一个出版人从来不回复我们的书讯，看到我们有几本书不错就围着我们的作者打转，等我们知道的时候，他已经签了我们一个作者的小说。从商业上看这没什么问题，但是这样的作者我不稀罕，这样的出版人我也无所谓。

出版是一个长期的事情，同事们会有点担心作者被“撬”，他们会说要不我们跟一些作者签更长的约，签经纪约，而不是作品代理约。我说我们不要想如何防止别人搞事情，而是要想自己有没有能力服务好作者，新作品交给我们是不是能做得好，如果做不好，最终就是强扭的瓜，不会甜。但我觉得我们逐步开始有这个能力了。

行距作者张秋子已出版作品

对行距来说，为作者策划的第一本书做得不错，然后为他策划下一本书，进而帮他找到一个好的定位，这样的话作者何必折腾去别处呢？我们现在只有几个作者是经纪约，我对这件事情是比较谨慎的，说句不好听的，经纪约是占人家更大便宜，当然要付出更多了。包括参与和设计作者整体的、未来的写作计划，这些我们内部还在讨论，后面会有更多的服务。
找到一个像张向荣这样的作者其实很不容易。前段时间我的一个朋友给我看老师给他孩子的作文指导意见，里面有一个评语叫“多描写少叙述”，估计孩子也糊涂，什么叫描写？什么叫叙述？我一看就知道，老师说的描写，就是把好词语、好句子堆上去，这导致我们孩子的叙述能力从源头上就被破坏了。一直到今天，我们的作者很多都是这样——可能有个好故事，但他没有叙述能力。像我们负责《祥瑞》《三国前夜》的武新华老师，还有负责《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的毛晓秋老师，他们现在手里都有五六个稿子在改，很痛苦，手把手改都很难，这是第一个难。

行距作者张向荣已出版作品

历史领域我们还有几个作者，如果他们的东西真的能出来不会比张向荣的差，但是这些高校老师天天被弄去开会、评职称，有可能他自己都觉得实在是写不了就放弃了，这是第二个难。
作为一个传统出版业的作者，其实也挺不容易。很多时候他听到的都是负面信息——出版业是不是不行了、没落了，他写作还能有很强的动力吗？有些时候他也会受到这些影响，所以就会写得慢。
因为这些因素，我们能发现一个张向荣是极其不容易的。
只有进入青少年市场，才能真正没有生存的压力
行距过去几年主要做了三条线——历史、非虚构和小说。最近我好几次跟同事们说我们是不是可以不做小说了？
我这个人从来不会往后退，突然有一天我说我们是不是不做小说了，同事们都觉得接受不了。

我相信小说一定有市场，而且经济不好的时候是有口红效应的，正应该有好的小说出来，但是现在没有多少像样的小说编辑。我们有一本小说，出版社负责这本书的编辑换了六七个，一开始是我们说服作者去写一部小说的，他辛辛苦苦写出来，结果遇到这种问题，我特别难过，也很内疚。

我深深怀疑现在还有编辑在好好做本土小说吗？行业里可能有一批优秀的小说编辑，但是他们过去做的是外版书，外版小说现在都在下滑，希望一些编辑能转向做本土小说。不然没有好编辑怎么做小说？
原有的这些方向我们还在做，另外我们希望做一些青少年通识类的东西。我对青少年通识类充满希望，首先肯定是因为我们的小说没有做出来，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现在童书“完蛋了”。我们以前就想过做这方面的产品，问题是这些出版社都活得太好了，他们没有这方面的想法，也根本不考虑读者到底需不需要。
只要是做童书的，基本就是大量囤积绘本，质量良莠不齐，市场供需之间出现了严重问题，最后当然会反映在价格上。这是一个常识，出版业里那么多高学历的人，有没有人懂一点基本的经济学常识？同行现在很痛苦，我不能说这句话，但是我很高兴这个市场终于发生改变了。

举个例子，读绘本的孩子长大一点，到了八九岁，中国历史有什么值得他读的书，你想得出来吗？想不出来。有一天，我一个朋友的孩子去听音乐会，回来问这些音符合成的音调，为什么会使人产生共情？我们《芯片简史》的作者汪波讲十二平均律，讲巴赫，就是在解释这个问题。所以从读者角度看，需求是在的。

从作者这边来看，我也觉得能够写出来这样的作品。现在我们手里有一些作者在他所在的领域是很强的。我们也在说服他们。为什么要说服？因为市场很低迷，我们跟作者说了半天，然后作者一看童书市场都快完了。这个时候你要鼓励他们尝试这个方向，还是需要付出一些沟通成本的。还有一点基于现实的考量，对于作者来说，只有进入青少年的市场，才能真正没有生存的压力。给青少年写书，版税收入的量级是不一样的。
坦白讲，中国成年人读书这个事情就这样了，大家普遍不读书。我觉得市场上严肃的、靠谱的畅销书销量就是在10万册到30万册。比如《祥瑞》10万册，《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也刚刚突破10万册，我们国家好好读书的人就是这个体量。你要算这个能给作者带来多少版税，能让他觉得这是个值得做的事儿。甚至对有些作者来说，如果想让他全力以赴投入，不考虑别的，就一定要做青少类图书。
像《故宫里的大怪兽》，作者常怡是我以前在报社的同事，这本书的销售量级是《祥瑞》和《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没有办法比的。但是童书市场的结构太糟糕了，现在干脆推倒重来，挺好的。
我们的作者明年上半年可能就会拿出一本给青少年的书，那个题目我们跟他谈了好久，因为各种原因一直拖着，前段时间因为作者的女儿需要，终于促使他下定决心明年写出来。青少类应该是这样的。现在我们做的好多东西自己的孩子会看吗？
日常要面对出版业的不职业
说服作者的难度比我们想象的要小，很多真正有理想、有公众表达欲的作者，我们沟通起来没有任何难度。我们感觉真正难的是跟出版社的合作，难在他们的懒惰、傲慢还有不职业。
前一阵遇到一个事情，我头一次对同行感到愤怒。他们签了我们一个作品，没有好好判断就签了，等真拿到作品又觉得销量不乐观，就找了一个很牵强的理由退稿。当时那个作品的版权是有几家机构竞争的，我们给了其中一家，其他两家也很不错，但没给人家，如果这个时候又说我们改变主意了，可以给你，就太没皮没脸了。我们还要安抚作者，这对作者是一个很大的伤害。书稿的一些问题，我们也要做一些处理，再重新去推。
我很生气，气的是为什么他们什么好事都想占，书还没出来，因为作者是个新人，就对作者充满了傲慢和偏见，改稿子的时候也不好好改，最后退稿了之。但这就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日常要面对出版业的不职业。
有的出版社要一个月才开一次选题会，这是在搞什么？这种策划会我们是一周三次。对那些已经签约的，或者我们拿不准的——如果编辑对这个作品感兴趣，基本上你就可以确定签，我不会一票否决，尊重大家，我们会在选题会上充分讨论，基于这个作品的写作、大纲、定位、市场上的同类书等，讨论得非常充分、详细。
这个稿子是什么样子，曾经有一些什么样的作品，他们是怎什么样的，包括它的销量、作者、结构、写作风格等，这些东西要看得足够多，对它了如指掌，这个时候你才能对这本书长成什么样有一个想象，这是真正的编辑力，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作者愿意跟我们合作。
现在很多出版机构对书的判断停留在这是本社科书，或者这是一本关于宋史的书，曾经有哪些作者……这种工作AI弄得比你细得多。昨天我同事庆余跟我说有人推荐了一个出版业的AI，因为张向荣第三本书涉及魏晋时期玄学，我就用 AI做了一个关于魏晋玄学的数据报告，有十几页。如果只是做那个层面上的数据分析，确实是不用人了，但是对我没有任何价值，我完全没有办法指导张向荣这本书要讲什么。
很多时候对一个产品的定位，出版机构从责编、营销、主管到领导，给的就是这种水平的报告。甚至我们大部分编辑的能力还不如AI，把所有信息都搜罗进来，你连这个工作都没做，当然应该被取代了。这件事给我冲击还是挺大的，我觉得AI可以取代大部分人，但像我们这样的人，是永远不可能被取代的。
今年我们的合作伙伴少了，稳定的、一直对我们有比较大贡献的、合作也比较愉快的就那几家。对我的同事来说，合作的就这几家，会有心理压力。我说其他不合作的，本来也不指望，或者跟他们做一本书真的不够生气的，所以影响也不大。
什么叫合作不好的？比如一本书换了六七个编辑；比如该回款的时候，不是财务有事儿，就是社长出差了；还有一些出版机构说行距能不能以后也给我们推荐《祥瑞》这样的作品……我说书讯都给你们发过，邮件发过，我们公众号也发过，这些你都不看也不回应，等人家成了，然后你找作者说还有没有其他的，这怎么可能做得成事。
安于做这样一个上限是10%的事情，然后享受过程
这个行业是难，很多人是基于现实讲这话，写书挣钱这个事儿跟其他行业就是没办法比。但是这个事情是不是有意义？有意义，所以就是难也得做，然后把它尽量做好。
真觉得不行的，就转行干点别的，这行业从业者太多了，养不活这么多人。而且大部分人，需要对这个行业改变期待：这个行业会让你觉得有意思，让你维持一个正常的生活，但你别想太多。
我务必再强调一点，我们行业的畅销书（销量）应该是10万册到30万册，这才叫真正的畅销书。我们现在的大部分本版（百万）畅销书价值都不大。
市场上那些流量书太水了，真的谈不上有太大价值，我看不上这种书，这是我的偏见，我不掩饰我的偏见。你见过有人把这些书拿出来再版吗？行业里“人艰不拆”，我们所有做过编辑或在这个行业待过的人，对这些书的质量怎么样都有共识，对吧？如果没有这个共识那就没法谈了。
这些书是卖得很好，但你要看代价，因为有些卖得好的是渠道生推（的结果）。当所有的资源，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在这本书的时候，意味着渠道把真正有质量的、销量在5万到10万册的书给挤出去了。从长远看，这值不值？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一个团队如果总是做这些书，这个团队有成长性吗？行业最终看的是你的编辑力，出版业是应该坚持长期主义的。
当年在出版社我亲眼看到一个编辑团队做了好几本百万级畅销书，我说你的团队理论上讲不需要编辑，你的编辑不需要动脑子，傻子都能做，AI也能做，你的团队就买一个AI，肯定比你现在的编辑做得强多了。你看今天那个团队还在吗？听上去很可笑，一个做了好几本百万级畅销书的团队，没有一个有单打独斗能力的编辑。有些出版人不清醒，他做出成绩是因为赶上了市场，跟他的能力没有任何关系，市场稍微有变化，就全玩完。
我当时就说我比大部分从业者更爱出版业，他们给出版业留下什么了？是做百万级畅销书的经验今天可以被我们拿来复制？还是这个团队出去的人能独当一面？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很多出版人身在出版业，很不喜欢出版业，天天羡慕其他行业。就跟我以前在媒体一样，那些人天天羡慕互联网行业，天天羡慕其他行业，以嘴上说一些互联网的术语为荣。
那会儿老罗（罗振宇）的“得到”出来的时候很多人羡慕，我跟他们说，“得到”说到底也属于出版行业，很多人就批评我，说我对新事物缺乏胸怀。我没法跟他们讲，我在传统媒体、在出版业、在互联网公司都工作过，对这些东西还是有一定了解的。
这是一个行业规律，我们安于做这样一个上限是10%的事情，然后享受这个过程就好了。好多出版人并不喜欢这个事情，指着它发财，可以这样想，但是我觉得不要把那些东西过度放大，影响很多年轻人。

这行业没有那么多激动人心的事情，有的只是发现一个又一个的新作品。如果你很喜欢，你会非常享受这个行业。如果你不喜欢，那这个行业你是真的不喜欢。

对行距的这6个人来说，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是我们相对擅长的，我们也喜欢，那就一年年做下去。而且我还是说，要从长期看一本书：新书出来以后能够加印；版权到期后，它还有再版的价值。我是长期主义者，出版业永远属于长期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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