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欧洲的情况很糟糕，而且只会变得更糟

观点：欧洲的情况很糟糕，而且只会变得更糟 / 纽约时报

作者：安东・耶格

今年年初，法国中右翼的共和党人决意乔迁新居。在经历了长达十年的黯淡败绩后，该党将总部迁至距法国国民议会更近之处，期盼此举能扭转运势。

然而事与愿违。6 月，欧洲议会选举结果一塌糊涂，而且在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提前召集的选举中，形势也不容乐观。作为应对之举，共和党主席埃里克·西奥蒂转而投靠了势头正盛的国民联盟，即玛丽娜·勒庞领导的极右翼政党。但他在行事时并未与党内其他领导人商议，而这一联盟在他们眼中依旧是难以接受的。当他们试图将他撤职时，他竟直接解雇员工并锁上了大门。

西奥蒂的这一“关门之举”，堪称过去一年欧洲所经历的政治混乱时期的一个缩影。如今，这种政治上的崩塌与逆转已屡见不鲜。法国政府在大选后费尽周折组建起来，却在执政三个月内便分崩离析；德国政府也很快步其后尘。临近 2024 年末，欧盟的两大创始国在政治上都陷入了漂泊无依的境地。

与此同时，欧洲日益壮大的极右翼势力却在不断巩固自身地位。今年夏天的欧洲选举中，整个欧盟的强硬右翼势力取得突破性进展，在国家层面也收获颇丰。在荷兰，吉尔特·威尔德斯的自由党成功组建政府联盟；意大利的后法西斯主义总理乔治亚·梅洛尼的民众支持率持续攀升；极右翼政党德国另类选择党一跃成为德国第二大最受欢迎的政党。

欧洲极右翼势力已然越过正常化的界限，如今已成为政府中的常见力量，甚至近乎平常化。就欧洲而言，这一变化为一年的动荡局势画上了句号。鉴于欧洲大陆糟糕的经济形势以及普遍存在的社会乱象，未来情况恐怕只会愈发严峻。

十年前，欧洲呈现给世界的是全然不同的景象。在希腊，激进左翼政党“激进左翼联盟”（Syriza）在抵制欧盟委员会、欧洲央行和欧元集团“三驾马车”所推行的紧缩政策后，即将崭露头角。在法国，中左翼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正遭受党内左翼反叛人士的冲击。而在英国，一位名叫杰里米·科尔宾的社会主义后座议员迅速揽过工党的领导大权。

但如今看来，这些过往都已成为历史陈迹。“激进左翼联盟”最终还是实施了其在竞选时所反对的紧缩政策，该党于 2019 年丧失执政地位，并且在一位前高盛交易员当选为领导人后走向分裂。科尔宾已被逐出他曾经领导的政党，法国左翼也因马克龙倾向与右翼进行政治交易而被边缘化。左翼党过去曾是绿党和社会民主党在德国左翼阵营领导地位的有力挑战者，然而在即将到来的德国大选中，它却有可能被排除在议会之外。

这种政治势力的衰落并非自然政治规律作用的结果。实际上，欧洲当前的政治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 2010 年代在欧洲大陆掌权的一群政治家和官员。在安格拉·默克尔长达 16 年的德国总理任期内，正是他们奠定了欧洲政治的基础条件，而这些条件如今又反过来困扰着政策制定者。例如，他们应对欧元危机（2008 年经济崩溃后看似无休无止的金融困境）的方式，是道德主义与技术官僚主义的有害结合。

默克尔的副手、欧元区财长非正式小组负责人杰罗恩·迪塞尔布洛姆大力推行惩罚性紧缩举措，声称负债累累的南欧国家政府把资金挥霍在了“杜松子酒和女人”上。时任欧盟委员会主席让 - 克洛德·容克还告诫希腊人，“没必要因为害怕死亡而自杀”。在默克尔的主导下，欧洲的政客们一味迎合金融市场并遵循欧洲的政治传统，全然不顾后果。

时至今日，这种对变革极端排斥的恶果已然昭然若揭。过去十五年间，欧洲大陆的经济增长指标从裹足不前演变为令人忧心忡忡的局面。在近期对欧洲经济的深度剖析中，欧洲央行前主席、意大利前总理马里奥·德拉吉终于对欧洲经济衰退的严峻态势发出了预警：创新匮乏、生产力滞后以及整体经济表现欠佳。欧洲大陆的经济前景黯淡无光，令人难以置信。

其实，这场危机的隐患早已潜伏许久。柏林的决策层忙于对欧洲边缘国家进行管束惩戒，却错失了对德国经济模式进行反思与调整的时机。德国评论家沃尔夫冈·明肖在今年出版的著作中，用简洁的语言概括了这种拖延所导致的后果：“玩儿完”。他所列举的经济衰退缘由并不陌生：新冠疫情的冲击、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二者共同引发了全球物价飞涨，并切断了德国工厂赖以生存的常规能源供应，而美国发起的贸易战更是加剧了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对于一个本就脆弱的经济体而言，这些冲击带来的影响远不止是破坏稳定这么简单。

德国一向引以为傲的出口行业，尤其深受这种盲目自满情绪的拖累。多年来，有关电动汽车生产领域即将掀起绿色革命的消息一直被忽视。如今，工业领域危机四伏：德国汽车制造商发现，他们的产品在中国这个重要市场中逐渐失去价格优势，而中国本土生产商则稳稳占据着国内市场份额。正如 10 月份发布的令人沮丧的增长预期所揭示的那样，大众汽车宣布将关闭其在德国本土拥有 87 年历史的工厂，这一举措对周边的比利时、波兰和荷兰等国的经济产生了严重的连锁负面效应。

从经济层面来看，默克尔时代所达成的共识为经济停滞埋下了伏笔。从政治维度而言，它最终瓦解了左翼的异见力量，却助长了右翼的不满情绪。随着通货膨胀致使生活成本急剧攀升，而实际工资却停滞不前，欧洲选民愈发感到政策的操控权正从自己手中渐渐流失。将矛头指向移民问题——长期以来这都是西方世界众多民众愤怒情绪的宣泄口——并卷入美式文化战争，至少能让民众获得一种情绪宣泄的途径和掌控局面的错觉。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极右翼势力顺势崛起，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时而被政治中间派所容忍接纳，时而被其收编利用。在欧盟的 27 个成员国中，从芬兰到意大利，有 7 个国家的极右翼势力如今已直接参与到政府事务当中。在乌尔苏拉·冯德莱恩领导的新一届欧盟委员会里，梅洛尼的重要盟友还担任着关键的副主席职务。如今的欧盟，与其说是在抵御极右翼势力，倒不如说呈现出一种极右翼势力渗透其中的态势，主流政治阶层在向极端势力靠拢。

在一些局外人眼中，这或许会给人一种欧洲仍具影响力的错觉。然而，无论是在外交政策、军事事务还是能源独立方面，欧洲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中愈发显得茫然失措、无所适从。对于一个曾经自诩为介于美国毫无节制的市场资本主义和东方各类威权主义之间的中间道路探索者的大陆而言，如今却似乎在走向对二者的拙劣模仿，这实在是一种苦涩的讽刺。随着唐纳德·特朗普的再次登场，艰难时世或许才刚刚拉开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