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景仰的唐朝（郭艾晨）

打心底，我很景仰唐朝，尤其是盛唐，是诗人最多的朝代，也是将艺术与神话结合得最好的朝代，最接近“神圣诗歌”和“文化狂欢”的朝代。比如游仙文学起源于庄子和屈原，盛行于六朝，深化于唐朝，尤其是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佛王维、诗魔白居易、诗鬼李贺，将人性与神性结合起来，突出了神的人化和人的神化，尤其是神仙的个性化、人格化、哲理化，成为文化极致生存的各种隐喻。比如李白的游仙诗，散发着一种浪漫、天真、纯粹、傲俗的艺术气概，是一般的“游仙诗人”所难以比拟的。我学李白，写李白，恰似谪仙复活，无需多加研读揣摩，活灵活现，庶几吾亦谪仙也。唐代的传奇小说、花间词派，也体现出人性与神性结合的特点。宋代以后，文化趋于世俗化，那种“罗曼蒂克”和“波西米亚”的艺术气概，几乎再也没有了。在世俗文化和程朱理学的双重笼罩下，文学中的“人”越来越“小”，“小人遍地”，仿佛被剥夺了“仙籍”，被剔除了“神性”。《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均存在部分的神化，看起来却更像是表达的策略与阴谋，存在社会矛盾、真实人性、双重标准的强烈投射。“四大名著”如果“倒着看”，它们的主题可能完全变味了。

李白的诗歌还带着中国式的自然主义色彩，率性而为，自由舒展，认为人的自然本性是一种“宇宙真理”，因而自然之子是一种“天地人”，“大写的人”。因此，他看见“黄河之水天上来”，主张“天子呼来不上船”。正因为此种磅礴气度，李白的诗与裴旻的剑术、张旭的草书合称“唐代三绝”，代表了盛唐气象。大约正因如此，曹雪芹借林黛玉教导香菱之口，声称很喜欢盛唐李白、杜甫、王维的诗歌，很喜欢六朝“陶渊明、应玚，谢、阮、庾、鲍等人”的诗歌，不喜欢扭捏作态的李商隐，不喜欢自我压抑的陆游。林黛玉的原话，是嫌弃陆游的诗歌“浅近”，“格局”小，而我的理解，是认为路放翁放不开，自我压抑，作诗是“挤牙膏”，缺乏人的灵性和神性。陆游信奉儒家，兼爱史学，自然没有自由舒展的艺术气质，诗歌的格局不大。李白将男人捧上天，也将女人捧上天，其《清平调》云：“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一枝秾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温庭筠《菩萨蛮》亦云：“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  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诸多的唐代男诗人纷纷赞美女人，将女性描述得像是花朵、花神、女神，以提高女性们的文化地位，因为那个时代的女性都是盛开的牡丹花、菊花、海棠花。他们的笔下极少有“魔女”“毒妇”的刻板化形象，而这一点被后来曹雪芹的《红楼梦》继承了。即便是“一代女皇”武则天，也写有极具女儿态、女儿情的《如意娘》：“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

当然，唐代的女诗人们、女艺人们、女道士们心领神会，投桃报李，对男性文人们尽情“敞开怀抱”，“被翻红浪”，“快意江湖”，“相得益彰”，而且自由开放的社会舆论，对之持以较为宽容的态度，视为“文坛佳话”。我甚至要说，这是一个“渣男”与“渣女”共生的时代，没有谁对不起谁，男女之间“相互玩弄”而已。不像是宋代的李清照，改嫁他人，还被朝野耻笑，遑论纵情声色。设若李清照生于盛唐，遇见李白，两个嗜酒如命、本性豪放的男女，定会将长江水搅翻了。唐代的女诗人们毫不忌讳说想念男人，男诗人们毫不忌讳说想念女人，甚至毫不忌讳说自己携妓出游，视为文人风流。李白的诗歌表露出一种“双飞情结”，尽情享受生命的美好。其《送侄良携二妓赴会稽，戏有此赠》云：“携妓东山去，春光半道催。遥看若桃李，双入镜中开。”其《秋猎孟诸夜归置酒单父东楼观妓》云：“出舞两美人，飘摇若云仙。留欢不知疲，清晓方来旋。”其《江上吟》云：“木兰之楫沙棠舟，玉箫金管坐两头。美酒樽中置千斛，载妓随波任去留。”其《双燕离》云：“双燕复双燕，双飞令人羡”，“双飞难再得，伤我寸心中”。此处的诗意便显得有几分暧昧了。我总觉得李谪仙原本属于“天上人”，不属于人间，在命运里和诗歌里，皆无“双飞燕”的理想爱情，其生命中的每个女人都抓不住他的心，只因为他以天下为家，是“大写的人”。相比之下，极度推行“道德净化令”的时代，无疑是文化创生力急剧萎缩的时代。如果唐朝推行“道德净化令”，那么不仅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众多著名诗人都要被问罪，而且唐朝整个21位皇帝恐怕要被统统枪毙，只剩下一群蝇营狗苟、碌碌无为之辈。这便是所谓的“平庸之恶”，好比是给孩子洗澡，将孩子和脏水一块泼掉，方才显得自己干净，天下干净，殊不知通往天堂的路，亦是通往地狱的路。

唐代也是女性自我意识最强、潜力开发最多的朝代。唐代的后妃们、公主们是历代最彪悍的，诞生了唯一登基的女帝，而且先后涌现出207位女诗人，是历代中最多的。唐代女性的众生相大致如下：长孙皇后的贤德，武则天的阴谋，上官婉儿的淫荡，太平公主的霸气，高阳公主的玉枕，安乐公主的毒药，玉真公主的沙龙，杨玉环的沐浴（白居易《长恨歌》），谢阿蛮的舞蹈（擅长《凌波舞》），关盼盼的胡旋舞，公孙大娘的剑舞，红拂女、聂隐娘的剑术（杜光庭《虬髯客传》、裴铏《聂隐娘》），刘采春的戏曲（擅长参军戏、歌舞戏），张红红、杜秋娘的歌喉（张红红擅长《西河长命女》，被唐代宗封为昭仪；杜秋娘擅长《金缕衣》，被杜牧写进《杜秋娘诗》），裴兴奴的琵琶（白居易《琵琶行》），薛涛的古琴，李凭的箜篌（李贺《李凭箜篌引》），伍卿的古筝，鱼玄机的诗歌，薛媛的绘画，曹文姬、吴彩鸾的书法（曹文姬被誉为“书仙”），李冶的茶道（茶圣陆羽的女弟子），崔莺莺的多情（元稹《莺莺传》），张倩娘的痴情（陈玄佑《离魂记》），霍小玉的清醒（蒋防《霍小玉传》），李娃的奉献（白行简《李娃传》），谢小娥的侠义（李公佐《谢小娥传》），狐狸精的正气（沈既济《任氏传》），张婴妻的复杂（沈亚之《冯燕传》），颜令宾、章台柳、商玲珑、谢好好、张好好、灼灼、萧娘的歌舞声色，还有“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唐代题材的小说《西游记》《镜花缘》中，都构建了“女儿国”，让唐僧师徒等羞愧难当，逃之夭夭。《红楼梦》中的“大观园”，最后被贾府“当权派”和“颠覆派”给抄检了，生离死别，人去楼空。现代以来，胡兰成《今生今世》、顾城《英儿》、葛红兵《沙床》，力图构建新的“女儿国”，都崩塌了，被骂作“伪君子”。

凭我的宏观感觉，在自由、开放、多元的唐代，女人们兼具人性与神性的特点，通达乐观，积极向上，而且身心和谐，经脉畅通，极少有乳腺癌、阴道癌、气血不足之类的妇科重症，极少有备受压抑、精神分裂、抑郁致死的案例。这些“妇女病”大多是被气出来的，被压抑出来的。元稹离开了崔莺莺、薛涛，两个女人都没有被气死，而是选择过自己的日子，坦然面对人生的常与变。不像南宋陆游、戴复古，被迫离开心爱的女人，两个女人痛苦不堪，天塌地陷，一个抑郁而死，一个投水而死。“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种无边无际的孤独感、压抑感，似乎是南宋以降中国知识女性的普遍情绪。明代的冯小青，清代的贺双卿，都是死于极度压抑，而且都是英年早逝的天才女诗人。汤显祖《牡丹亭》李的杜丽娘，也是这么英年早逝的，而昆山读者俞二娘、临安伶人商小玲、扬州诗人冯小青，纷纷因此剧而断肠亡故，应该说是“共情而亡”。可以说，这些都是被程朱理学给“坑杀”的，患得患失，不堪一击。《红楼梦》中的黛玉之死，应该具有抑郁致死的重要成分。按照潘光旦的精神分析路数，她们都患有因得不到认同而产生的自恋症。2010年版的电视剧《红楼梦》，将黛玉之死处理为“质本洁来还洁去”的裸死，遭到多数观众嘲讽，而我觉得裸死具有自由奔放的天然美，这种格调不属于明清时期的林黛玉，而属于唐代的鱼玄机。

最近，我读了么振华、吕璐瑶《离形去智无累乎物——遗言中的隋唐女性世界》，证实了自己的这一感觉。该书得出的观点是：“不少唐代女性将生死视作必然之事，从而心态坦然，没有忧惧之心。”宰相张弘靖外孙、太常寺协律郎郑当之妻王缓年仅27岁病逝，临终告诉丈夫：“寿夭阴定，非人能易，勿药俟命，鼓盆当师。”她还平静得抚摸着其五岁儿子说：“愿以此故，无远吾门。”此前张弘靖担任幽州节度使，其幕府韦雍之妻萧氏死于内部朱克融叛乱。朱克融统军务，囚其帅张弘靖，亦劫韦雍。其妻萧氏闻难，与丈夫皆出。韦雍临刃，萧氏呼曰：“我苟生无益，愿今日死君前。”刑者断其臂，乃杀韦雍。萧氏断臂忍痛，是夕亦死。研究发现，这些女性大多是“佛、道二教的信仰者”，将宗教的神性与世俗的人性相统一，从而具有“大女人”的品质。因此，我们可以理解武则天去世时，为何要求将陵墓修成类似巨大的裸女形状的建筑，而且墓碑是无字碑。她只想证明女人也能当皇帝，也能治理天下。武则天运用裸女的形式安葬自己，恰恰符合中国式的自然主义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