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给了校长末位淘汰的权力？

        春节刚过，浙江温州百里路小学六年级班主任因校长推行末尾淘汰的管理制度，选择在学校内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年仅四十，这一消息的传出，令全校哗然，也令社会上其他学校的老师们沮丧，引起了广泛的社会思考。

        有知情人士透露，该校长此前就多次对班主任不满，原因是这个班的成绩一直不理想，而作为班主任的语文老师，不但面临着扣绩效，扣奖金的实际状况，更为严重的是，将面临失去教书的资格，而这种被淘汰下来的教师，在社会上根本就无法再就业（指重新应聘新学校当老师的可能性）。我想，这位从事教育工作多年的语文老师做出自杀的选择是多么的绝望，不知道她有没有家庭，也不知道她的亲人将如何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变故？

        很多年前，我还在深圳上班时，同事太太从事教学工作，她每天放学回来，吃完晚饭就是赶着去教室，早上六点起来，匆忙洗漱后也是赶去教室，问其原因，说学校有各种考核指标，比如出勤率，在教室时间，甚至包括听同事讲课的时间等，学校俨然成了工厂，教师变成了工人，我不知道这样的教育模式是可喜还是可悲？当教学与教师的工资挂扣起来，教育的流水线便也水到渠成。这样的教育，是当今的学生们真正需要的吗？

        Philips H. Dybvig 曾在2010年至2021年间担任中国西南财经大学金融研究院院长，由于其未能通过学校的续聘考核，因此被离开了西南财经大学，随后，在2022年，他因对银行与金融危机的研究贡献，与本·伯南克（Ben Bernanke）以及道格拉斯·戴蒙德（Douglas W. Diamond）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我不知道出现如此讽刺的局面究竟是我们的教育体制出了问题，还是我们从来就没有想过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教育？

        当园丁们背上了末位淘汰的指标，是否意味着也会有末位淘汰的学生？当我们的把优胜劣汰这套自然选择的法则运用到人类自身时，我们本身所具有的人性却已经开始远离。

        如果说教育的本质是传道授业解惑，那么当教育与金钱挂钩之后，教育本来的意义就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只有学生成绩一项，以学生成绩评价老师水平的高低，这本身就是个笑话，何况，作为教育工作者居然会因学生成绩排在末位而担心要失去工作，这在哪里说理去?

        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如果要找到绩效考核的根源，我认为在于GDP这三个英文字母，具体的逻辑认证在此就免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分析。打工多年，杠过不少指标，也深知末位淘汰的残酷，但因为末位淘汰而选择结束生命的老师，这还是第一个，但我敢肯定的是，这不会是最后一个。

        有人会说，学校不是慈善机构，家长也不是冤大头，家长把小孩送到学校里来接受教育，就是想要有一个好的成绩，可以说学生的前途基本上由老师决定，老师不努力，学生就没有出路。我不知道这样的逻辑从哪里蹦出来的，因为纵使每个学生都优秀到无与伦比，也还是会产生末位，何况作为末位的学生，只是成绩不好，又不是万恶不赦。何况，人生的路又不止一条，只要给到学生正确的三观理念，学生日后必有所为，成不了科学家还能当作家，成不了医生还能当小生，拿不了手续刀总可以去巅勺，生命的精彩不只是写在纸上，而是沉浸人生的每一次历练里。学校真正要做的事就是以品正人，以道育人，而如今绝大多数的学校舍本逐末，甚至缘木求鱼。想来，真是悲哀。

        就教育来说，末位淘汰本身就是个伪命题，因为生源的差别，环境的差别，甚至学生喜好的差别，都将导致学生成绩的偏差，然而，以单一指标来衡量老师教学水平的高低，恐怕连校长自己也不会相信。在教育内卷的当下，在国家连补课都不允许的当下，居然还有校长搞出一套套末位淘汰制，这样的校长理应受到问责。

        逝者已矣，生者何哀？但愿天堂不会再有末位淘汰制度，愿学校是一处真正的象牙之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