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文】刘大櫆地位刍论（一稿）

刘大櫆地位刍论（一稿）

世论桐城派，多以方、姚并称，盖因刘大櫆位列三祖，褒贬不一。方宗诚誉之“如太华三峰，矗立云表”，而邵懿辰讥之曰“刘居其间，如蜂腰鹤膝”，窃谓方是而邵非也！

桐城派之号，滥觞于姚鼐《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一文，借歙县程晋芳、历城周永年之口，“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委婉以桐城名派，又暗示文脉之相承。刘大櫆上承方苞义法之筋骨，下启姚鼐气象之羽翼，贯连天地，其功至伟焉，故后世皆谓方苞为开山鼻祖，刘大櫆乃开拓者，姚鼐则为定鼎之人。

《国史文苑传》载：“始年二十余入京师，时方苞负海内重望，后生以文谒者不轻许与，独奇赏大櫆。”据《国朝先正事略》载“当康熙末，方侍郎苞名大重于京师，见先生文，大奇之。语人曰：‘如苞何足言！同里刘大櫆乃今世韩、欧才也’自是天下皆闻刘海峰。”姚鼐学文于刘先生，在《刘海峰先生传》谓其师“文与诗并极其力，能包括古人之异体，镕以成其体，雄豪奥秘，麾斥出之，岂非其才之绝出今古者哉！”方苞之奖掖，姚鼐之尊崇，足见刘大櫆才学之非常也。

《清史稿·刘大櫆传》云：“大櫆虽游方苞之门，所为文造诣各殊。苞盖择取义理于经，所得文者义法；大櫆并古人神气音节得之，兼集《庄》、《骚》、《左》、《史》、韩、柳、欧、苏之长，其气肆，其才雄，其波澜壮阔。”可见刘大櫆之文风，别具面目，有异于桐城派之纯正雅洁也。近世学者刘师培先生在其《论文杂记》中说，桐城古文家“惟海峰稍有思想”，盖因刘大櫆拓其堂庑也。或以是而有訾焉。方苞之再传弟子邵懿辰即“宗望溪，不喜海峰”（方宗诚语），拘泥于“为文章者有所法而后能”，而不容“有所变而后大”。正因刘大櫆以“波澜意度为文及诗”，扫枯瘦之病，发金石之声，具雄豪之气，若无此嶙峋气韵，桐城文章安能破馆阁暮气？

刘大櫆突破方苞“义法说”之板重，提出“神气音节说”，内外兼修，姚鼐从其学，立“义理、考据、辞章”之说。后世但知惜抱先生集大成，实不知火种已蕴于刘先生之砚底也。彼倾毕生心血，沃育参天巨木，奠定桐城派百年之基业。

刘大櫆之殊功，尤以《论文偶记》为著。其文中言：“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也；字句者，文之最粗处也。然论文而至于字句，则文之能事尽矣。盖音节者，神气之迹也；字句者，音节之矩也。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此乃作古文之精妙法则也。又云：“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学者求神气而得之于音节，求音节而得之于字句，则思过半矣。”此为学古文之良法也。后学张裕钊约之曰“因声求气”，奉为桐城派之家传秘方，习古之不二法门也。

郭绍虞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对此评价颇高，谓之后世文人以古文相号召，欲取法古作，学其字句嫌太似，学其法度恐太拘，欲学其精神，奈苦无下手之处。桐城文人从音节字句入手，体会古人之神气，则学古有途径可循；再以音节字句为准则，检验己作之是否合古，于是作文亦有法可言。

刘先生进而诲曰：“读古人文字时，便设以此身代古人说话，一吞一吐，皆由彼而不由我。烂熟后，我之神气即古人之神气，古人之音节都在我喉吻间，合我喉吻者，便是与古人神气音节相似处，久之自然铿锵发金石声。”其后姚鼐倡以声音证入，曰：“大抵学古文者，必要放声疾读，又缓读，急读以求其体势，缓读以求其神味，得彼之长，悟己之短，久之有进也。但能默看，即终身作外行也。”文载刘公年逾八十，尚日取古文纵声诵之，姚先生患气羸，然亦不废吟哦，常低徊讽诵。后，梅曾亮、曾国藩、张裕钊等诸位先生，详之，衍之，遂成桐城诵读之法。再后，唐文治先生得吴汝纶之传，潜心研习，创为唐调，嘤嘤成韵，鸣于里巷，绝学得续，功在千秋焉。

由是观之，义法者，为文之道也，高不易攀；因声求气者，为文之术也，微而可求。刘先生化幽为显，参出秘诀，泽被后学多矣，其谁讥其跻身“桐城巨子”之列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