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诚的华容道

         就在李先生的长和集团将43个港口的租赁权转卖给贝莱德财团后，香港大公报连发三篇针对此事的评论文章，分别为：《莫天真，勿糊涂》，《伟大的企业家都是铮铮爱国者》以及《饮水思源有担当》剑指李嘉诚为小利而忘大义，将国家利益抛诸脑后，在大是大非面前没有担当，这三篇文章随即被国务院港澳办转载，表明官方对交易性质的明确否定，强调“爱国者治港”原则下企业家应承担的责任。

        然而，在我看来，李先生的出售港口租赁权更象是一场不得已的华容道突围，表面看来是商业逻辑的胜利，实则暗藏地缘政治的绞杀和资本生存的无奈。

        回顾李先生在大陆的投资建设及慈善义举，可以说李先生之外，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即使在当下，李先生在国内的投资也还有上千亿，而李先生在国内的慈善支出前后达到近300亿，如果说这样的商人没有爱国情怀，至少我是不信的。

      事实上，巴拿马运河作为全球6%海运贸易的“咽喉”，本是李先生商业帝国的“黄金资产”，却在中美博弈中沦为“烫手山芋”。特朗普政府以“国家安全”为名，多次威胁收回运河控制权，甚至施压巴拿马政府终止中国企业的特许经营权。面对美国的“长臂管辖”与巴拿马的“违宪审查”，李先生若拖延出售，可能面临资产被强制征收、制裁甚至军事干预的灭顶之灾。正如《大公报》所言：“不卖，可能颗粒无收；卖了，却沦为美国战略棋盘上的棋子。”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李先生上演了一场完美的资本运作：巴拿马港口仅贡献长和集团1%的利润，却能通过出售套现190亿美元，将负债率从23.6%降至18%，并为新能源、科技等新领域腾挪资金。经济学家郎咸平更将其称为“最漂亮的资产置换”。然而，这一“理性”背后，却折射出资本与国家利益的深刻矛盾。中国官方通过第三方媒体“敲打”李先生，强调“拼经济不能忽视国家安全”，而《大公报》直接质问：“张謇实业救国、霍英东抗美援朝，李嘉诚为何在民族大义前退缩？”

        李先生的“撤退”绝非孤例。从抛售英国电讯业务到清仓北美基建，其商业逻辑始终围绕“规避政治风险”展开。但这一次，美国将贝莱德的收购纳入“战略包围中国”的棋局，而中国加速布局希腊比雷埃夫斯港、东非吉布提港等替代枢纽，试图对冲巴拿马运河的失守。这种“你退我进”的拉锯，暴露了资本在大国博弈中的脆弱性：没有国家庇护的财富，终将成为“霸权餐桌上的肉羹”。

        李先生的困境，本质是全球化时代资本与国家关系的缩影。李先生遵循“商人不与权力对抗”的信条，却在中美博弈的宏大叙事中沦为“争议符号”。华为在5G封杀中硬扛千亿美元损失，TikTok以法律抗争捍卫数据主权，与李先生的“避险”形成鲜明对比。历史证明，资本的逐利性若脱离国家支撑，终将陷入“华容道”的死局；而国家若无法为企业家提供战略护航，亦将失去全球竞争的筹码。

        李先生的港口交易，本质上是一场资本与权力的精密计算，更是一面映照大国博弈的镜子。在民族复兴与全球化退潮的双重浪潮中，如何平衡商业理性与国家利益，或许是每个时代留给企业家的永恒命题。正如三国华容道的悲壮抉择，历史终将给出答案——但答案，或许不在棋盘之上，而在棋手的良知与国运的天平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