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忆中的两个大表舅

自我记事起，我就一直崇拜我的两个大表舅。一个是洪泽人称“杨独膀”的杨井富杨县长，一个是当时在淮阴县任公安局长的孙美红。这两个大表舅是堂兄弟，他们二人父亲都是我外婆的亲哥哥，后一个大表舅的父亲是到黄集镇倪湖村招婿的。

这两个大表舅都与我父亲在仁和集参加过老淮宝地方干部培训，两个大表舅参加的都是公安培训，他俩培训结业后都被派到地方上做了公安工作，而我父亲去了运东部队。

我崇拜这两位大表舅，并不因为他们是当官的，是因为他们在我家背难时，是他们冒着巨大风险给我们一家人带来了关心和庇护。

一切都得从我父亲说起，我父亲名讳寿延，也算老淮宝县的一个老革命，他与我的两个大表舅既是亲威，又是战友，我父亲是老淮宝黄集区当时人称的“两个大炮”之一。

“两个大炮”一个是我父亲，另一个是后来做了洪泽县粮食局局长的张贤名的父亲。两个大炮都是当时黄集区民间武装中名声很响的头头，他俩性格都特别耿直，当时人称能力强、脾气大。我父亲先后担任过乡民兵中队长、小乡指导员，后来在运东大部队北撤时任新兵连队党代表，该党代表证和其他证件在我父亲1975年夏天平反时，被省专案组一起带走了。

“两个大炮”至死都是铁杆好兄弟，不仅儿女订下了娃娃亲，还为两家大孙子大孙女订下了娃娃亲。当然，后来因为各自家庭变故，随着“两个大炮”的早逝，两桩娃娃亲在走动了十多年后都解除了。

1946年，我父亲没有同意北撤，而是保留个人意见带人回到了黄集区，组建地方武装与还乡团打游击，在替被还乡团杀害的我爷爷（小乡副乡长）报了仇后，就在黄集区降职使用，解放后先后任高级社社长、康王大队书记。六十年代，在大队书记任上，被杀害我爷爷的还乡团头子杨兆堂（被我父亲亲手枪决）的妹婿王某某（时任大队副书记）等人用酒灌醉后，白纸上按手印，陷害成“反革命〞。

我父亲被陷害后，他当时虽然被免了职，也在大队被造反派贯上了“四类分子”帽子，但是在公社领导钱云清叔叔那里一直没被批准。

钱云清叔叔与我父亲共过事，他的妻子严凤英与我母亲杜玉兰都在同时期做过妇救会长，曾是好姐妹。在那个混乱年代里，一切都不按规矩来，我父亲虽然在上面沒被定下罪，只是免职，但是在大队还是时时面临着被批斗的风险。

在这种情况下，每到风吹草动的时候，两个大表舅就会轮流到我家来看望我父亲。杨井富大表舅不便来，通常都是大舅妈过来，大舅妈也是我们同村人，姓王。前几年，我与七表姐见面时，七表姐说大舅妈一直住在市区，一百多岁了，身体还很好，眼睛还能穿针引线。

那时，大舅妈常会到我家来，有时也会把七表姐带来。七表姐与我年龄相仿，我记得那时是我母亲和大舅妈轮流背着来的，她那时扎着两个羊角辫，我是跟在她们身边走，没有背着的待遇。七表姐后来在洪泽自来水厂工作过，接下来去了市水厂，后来随夫去了上海，一别几十年后，才又见面。

除了杨家大表舅夫妇来我家探望，孙家大表舅也经常不定期来。孙家大表舅来时穿着白色公安服，有时骑着三轮摩托车，有时开着绿色吉普车，进村后是拉着警笛上我家门的。大概是因为他在外县工作的原因，再加上根正苗红，他来时从不忌讳，甚至拉响警笛带有向对我父亲不怀好意的人警告和示威的意思。

由于两位大表舅经常来我家探望我父亲，再加上公社和县里一直没有给我父亲定案，因此虽然造反派和大队给我父亲套上“四类分子”帽子，也一直无人真正敢来我家揪斗我父亲。

我父亲被冤十多年，他上访主要是去省里，因他脾气刚一直由我母亲陪着，可能因为他曾经从事的工作有不可公开的秘密，在1975年夏天省委专案组上门给我父亲平反时，他们说洪泽县根本无权过问我父亲的案子。现在想来，两个大表舅在那个动乱年代保护我父亲，保护我们一家人，不只是亲情，可能也带有一定的职责吧。这些在我35万字的淮宝演义长篇小说《爷爷、姥爷与他俩的战友们》中有叙说。这部小说在洪泽论坛上发了几章，因为敏感词更停更。

杨家大表舅去世得早，他去世时洪泽当时派的是政法委书记谢启明带队去吊唁的。前年，孙家大表舅也去世了。在此，我向两位已经仙逝的大表舅表示深深的敬意和谢意！

杨家大表舅珍贵档案

档案中杜九思为我外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