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庙堂碑

    “垂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虞世南的这首五言绝句《蝉》，可能是因受到唐太宗的知遇之恩而作，不仅赞美了蝉的高洁，也表达了自己对高洁品格的追求和自信，与骆宾王的《在狱咏蝉》、李商隐的《蝉》并称为“咏蝉三绝”。

      虞世南（558--638），字伯施，越州余姚（今浙江余姚）人，出身名门望族。自幼身体文弱，博闻强记。少年时与兄虞世基一起拜顾野王为师，十余年勤学不倦。尤喜书法，与王羲之七世孙智永和尚友善，“永兴书出于智永，故不外耀锋芒而内涵筋骨” ，同欧阳询、褚遂良、薛稷被称“初唐四大家”，亦同欧阳询、褚遂良被日本文学界尊作“初唐三大家”。虞世南一生经历了南朝的陈、隋和初唐三个时代。陈文帝知其博学，召为法曹参军。陈朝灭亡，又与兄世基同入长安，做了隋朝秘书郎，后迁起居舍人。隋灭后，李世民闻虞世南之名，引为秦府参军，又授弘文馆学士，与房玄龄同掌文翰，后来又担任著作郎，成为李世民最重要的智囊之一。虞世南创立的 “虞体” ，刚柔并济，方圆互用，“得右军之美韵，而失其俊迈”，唐太宗李世民非常喜爱虞世南的字，并经常临写。有一天，唐太宗书“戬”字，但戈字还没有写好，正好虞世南进见，即提笔补写了一个“戈”字。唐太宗将两人合写的“戬”字给魏征看，说：“朕学世南，尚近似否? ”，魏征看后说：“天笔所临，万象不能逃其形，今仰观圣迹，惟戬字‘戈’法逼真。”唐太宗听后，叹服不已。一次，唐太宗想在屏风上书写《列女传》，没有临本，虞世南在朝堂上一口气默写出来，不错一字，赢得朝中文士的钦佩。

      虞世南虽然容貌怯懦，弱不胜衣，但性情刚烈，直言敢谏。贞观八年(634年)，陇右山崩，唐太宗问“天变”，虞世南以历次山崩为例，说：“臣闻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若德义不修，虽获麟凤终是无补；但政事无阙，虽有灾星何损于时。然愿隆下勿以功高古人以自矜伐，勿以太平渐久而自骄怠，慎终如始。”唐太宗晚年喜好田猎，他又劝谏“时息猎车”，以免扰民。《旧唐书》载：“太宗尝谓侍士曰：‘朕固暇日与虞世南商略古今，有一言之失，未尝不怅恨，其恳诚若此，朕用嘉焉，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忧不理’”。唐太宗称赞其有“五绝”：“一曰博学，二曰德行，三曰书翰，四曰词藻，五曰忠直。有一于此，足谓名臣，而世南兼之”，实“当代名臣，人伦准的”。虞世南晚年屡次上表求退，唐太宗不许，并封其为永兴县子，后称“虞永兴”。贞观十二年(638年），虞世南卒于长安，享年八十岁。唐太宗“哭之甚恸”，叹：“世南没后，无人可与论书矣！”命陪葬昭陵，并赠礼部尚书，谥号文懿。贞观十七年，唐太宗绘其像位列二十四功臣悬挂于凌烟阁。

    《虞秘监集》收录了虞世南的诗文《出塞》、《怨歌行》等作品，他编撰的《北堂书钞》一百六十卷是目前中国最早的类书。另与魏征、褚遂良、萧德言等人受唐太宗之命，合编了《群书治要》五十卷。虞世南在书法理论方面著有《书旨述》、《虞永兴笔髓》等，他的楷书碑刻有《孔子庙堂碑》、《破邪论》，行世墨迹有《汝南公主墓志铭》、《左脚帖》、《东观帖》、《醒带帖》、《积时帖》等。

    虞世南遗世碑刻甚少，其撰写并书丹的《孔子庙堂碑》是最著名的代表作，被尊为书法巨迹。碑文记载了唐高祖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诏以隋朝故绍圣侯孔嗣哲之子德伦为褒圣侯及修缮孔庙之事，笔法圆劲秀润，平实端庄，一派平和中正气象，是初唐碑刻中的杰作，也是历代金石学家和书法家公认的虞书妙品。《孔子庙堂碑》初立，即“车马添集碑下，毡拓无虚日”，未几火烬毁。武周长安三年（703年），武则天命相王李旦重刻又毁，故唐刻拓本至今罕见。北宋建隆二年至乾德二年间（961--964年），永兴军节度、中书令、京兆尹王彦超再次重刻《孔子庙堂碑》，此即至今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西庙堂”。北宋黄庭坚有诗云：“孔庙虞书贞观刻，千两黄金那购得”，可见唐拓本在当时极其珍贵。元末明初，虞堪《定陶河出孔子庙堂碑序》说：“贞观间刻，始成，仅拓数十本赐近臣，庙遂火而石毁，则自贞观间石已毁废，武后再刻，至宋王彦超则三刻矣。”

    上世纪初，日本三井财团的三井高坚，好艺事，嗜鉴藏，委其好友、著名篆刻家河井荃庐前往中国，大肆搜罗中国金石碑刻，获取珍贵罕见的中国古代善本碑拓百余种，其中唐字孤本十数，宋拓则愈半百，皆秘藏于其听冰阁中，其中就包括唐拓本虞世南《孔子庙堂碑》。直至近年，才移入东京的三井文库定期公开展示，人们方得稍窥一斑。

      现存此碑的两种重刻本：一在陕西省西安碑林博物馆，宋初王彦超刻，世称“陕本”或“西庙堂本”，碑身高191厘米，宽108厘米，正文楷书34行，每行64字。碑额篆书阴文“孔子庙堂之碑”六字。正文末有重刻题记：“推诚奉义翊戴功臣永兴军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等使特进检教太师兼中书令京兆尹上柱国琅琊郡开国公食邑四千五百户食实封一千三百户王彦超再建，安祚刻字。”明嘉靖三十四年（1556年）冬的关中大地震是陕西有记载的最大自然灾害，“官吏、军民压死八十三万有奇”，宋代已入藏西安碑林的《孔子庙堂碑》在这场地震中断为三大块。明代陕西周至人赵崡，在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撰有碑刻著作《石墨镌华》，书中记载：“碑已断泐，在西安府学。余尝至其处，见碑旁一片石，取视之，则碑之破裂者，如此恐后人不复得见此书，可胜慨哉。”1952年，《孔子庙堂碑》移至西安碑林第三碑石陈列室，在重新安装中进行了准确复位，竖行从此对齐。另一在山东省城武，元代刻，称“城武本”或“东庙堂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