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读一点鲁迅：《鲁迅杂文集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下）

（四）文学的阶级性之辩

梁实秋认为，无产阶级文学的错误是“把阶级的束缚加在文学上面”，资本家和无产者“他们的人性并没有两样”，而“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鲁迅则反驳：“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这段话我深以为然。我们上学的时候也都学过：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人的社会。社会性是人的基础属性之一，每个人的一言一行都必然打下了他所属阶级的烙印，这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

接下来的一句话堪称经典，我们很多人想必都听过：“‘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检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门不当户不对，的确是很多爱情悲剧的起因。

梁实秋认为作者的阶级与作品无关，他举了托尔斯泰出身贵族而同情贫民的例子。但鲁迅指出恰恰因为托尔斯泰出身贵族，他“旧性荡涤不尽，所以只同情于贫民而不主张阶级斗争”。托尔斯泰确实同情贫民，这在他的著作《复活》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贵族聂赫留朵夫为了赎罪，甘愿和女囚犯玛斯洛娃结婚，他甚至想要将自己的土地无偿分给农民。但这毕竟是极端个例，农民想要获得解放、获得土地，不能等着贵族老爷发善心，这无异于守株待兔、缘木求鱼。正是由于托尔斯泰出身贵族，所以他的小说始终没法给出一条真正走得通的道路。《复活》的结尾，玛斯洛娃不肯跟聂赫留朵夫结婚但原谅了他，聂赫留朵夫从相信上帝那里获得了内心的宁静。“别人打你的左脸，就把右脸也伸过去给他打。”这算什么解决问题的方法！

梁实秋认为文学家应该不受阶级影响地自由创作，鲁迅则一针见血地指出“文学有阶级性，在阶级社会中，文学家虽自以为‘自由’，自以为超了阶级，而无意识底地，也终受本阶级的阶级意识所支配”。人是不能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的，就像是电影《笑傲江湖》里说的那样：“有人的地方就有恩怨，有恩怨就会有江湖，你怎么退出江湖？”——在阶级社会中，人一出生就隶属于某个阶级，必然或多或少地受阶级的影响，写的作品怎么可能完全没有阶级性？

梁实秋认为呼喊口号类的宣传文字不属于文学，鲁迅也承认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学尚处于萌芽状态，但他对其发展是乐观的。“无产者文学是为了以自己们之力，来解放本阶级并及一切阶级而斗争的一翼，所要的是全般，不是一角的地位。”

在二人观点的碰撞中，我们可以看出，梁实秋是完全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发表言论的。他的文章，恰恰证明了文学是有阶级性的。

（五）鲁迅“硬译”的目的和原因

文章的第五章节又说回到“硬译”的话题。鲁迅也清楚他的译文的晦涩难懂，他的目标受众是谁呢？是“为了我自己，和几个以无产文学批评家自居的人，和一部分不图‘爽快’，不怕艰难，多少要明白一些这理论的读者。”

1928年开始，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新月社众人展开了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然而，在论争中，他却发现革命文学家们的马克思理论素养非常之差，很多人只是粗浅地了解了几个新鲜的外来词汇，就一边高喊着“革命”、“打倒”，一边攻击鲁迅“醉眼陶然”地躲在小楼里。这种行为被鲁迅嘲讽为：“解剖刀既不中腠理，子弹所击之处，也不是致命伤”。鲁迅翻译苏俄的文艺理论，就是为了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不枉费了身躯：出发点全是个人主义，并且还夹杂着小市民性的奢华，以及慢慢地摸出解剖刀来，反而刺进解剖者的心脏里去的‘报复’。”鲁迅将自己比作了盗火的普罗米修斯，盛意拳拳，他拿着解剖刀不但在解剖论敌，也在解剖自己。

“但我自信并无故意的曲译，打着我所不佩服的批评家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一笑，打着我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忍疼，却决不肯有所增减，这也是始终‘硬译’的一个原因。自然，世间总会有较好的翻译者，能够译成既不曲，也不‘硬’或‘死’的文章的，那时我的译本当然就被淘汰，我就只要来填这从‘无有’到‘较好’的空间罢了。”鲁迅这话说的既实在又谦逊，他知道自己的译文有些生硬，但起码并没有歪曲原著的意思。当时，愿意翻译外国文学理论的人很少，许多人说到别人的缺点、错处时夸夸其谈，却又不愿意自己去做这件事。不管鲁迅的译文生硬与否，起码他在做。“所以暂时之间，恐怕还只好任人笑骂，仍从日文来重译，或者取一本原文，比照了日译本来直译罢。我还想这样做，并且希望更多有这样做的人，来填一填彻底的高谈中的空虚”。

坐而谈，何如起而行。

（六）新月社做不到“以眼还眼”

新月社，1923年成立于北京，该社取名于泰戈尔的诗集《新月集》，是以探索新诗理论与新诗创作为主的文学社团，主要成员有胡适、陈源、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1927年春迁往上海，在上海创办新月书店，1928年3月出版综合性的《新月》月刊。

新月社作为现代文学史上影响较大的资产阶级文学社团，早期的成员陈西滢、徐志摩曾与鲁迅在北京论战不断，迁往上海后，梁实秋接过了与鲁迅论战的大旗。这一次，批驳了梁实秋的两篇文章后，如果不捎带脚地讽刺几句新月社，那就不是鲁迅了。

1930年1月，《新月》杂志因为曾经先后刊登胡适、梁实秋等人批评国民党训政的文章被查封。鲁迅不肯放过这个打击论敌的机会，按照新月社与鲁迅之间互不相让的论战方式，新月社应该对国民党政府有更激烈的反对方式，然而却只是发表了一篇《告压迫言论自由者》，所以嘲讽其不过是“替对方设想的警告”。

“新月社的‘严正态度’，‘以眼还眼’法，归根结蒂，是专施之力量相类，或力量较小的人的，倘给有力者打肿了眼，就要破例，只举手掩住自己的脸，叫一声‘小心你自己的眼睛！’”鲁迅的讽刺还是那么辛辣。

其实双方半斤八两。1927年10月，《语丝》在北京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查禁，1930年，《语丝》出至第5卷第52期后停刊，《语丝》的结局和《新月》差不多。但无论鲁迅还是胡适、梁实秋，他们都不会采用激烈、决绝的方式反对国民党政府，他们都不是闻一多那样慷慨赴义的勇士。

我们在中学的时候都学过。1946年7月15日，在云南大学举行的李公朴追悼大会上，闻一多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讲》，痛斥国民党特务， “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精神，我们随时准备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李公朴，著名社会教育家，1946年7月11日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当天，闻一多在返家途中，突遭国民党特务伏击，身中十余弹，不幸遇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