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从哲人角度来聊一聊德国人的自由是什么吧

今天从哲人角度来聊一聊德国人的自由是什么吧

黑格尔有一个很好的理论:世界的存在是为了实现自由。

同时，他告诉我们，在东方专制主义国家，只有一个人是自由的。

在古代共和制城邦中，则只有少数人，即贵族，能获得自由。

到了现在我们所处的时代，自由终于普及到所有民众了。

然而然而，人人自由的情形却不是出现在我们想当然认为的自由而随意的美国，而是在普鲁士君主制的完美组织之下。

因为，德国哲学家们所说的自由有着极为特殊的含义。

它指的既非选择的可能性，亦非个人的自主性。

它更应该如此理解，即当我们无论如何都必须做某事时，我们快活地做着，并做得很好，这时我们将感觉到自由，就好比当我们穿过一间封闭的屋子来到户外时，我们感叹道:终于可以自由呼吸了。

德国人的自由类似于九天之上天使们的自由，他们能见上帝的面，但不能有半点过失。

这种自由取决于你对别无选择的现实存在的深切热爱和理解，对已成定局的现实的全盘接收和感恩戴德，觉得那是你自己的思想通过天意得以表达。

你设身处地地为你的工作、你的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着想，你也因此得到不断的充实扩展，直到你不再意识到自己与造物主、与国家之间有丝毫区别。

这时,你的强制性服役就成了臻于完美的自由。

德国哲学家们极为蔑视自由主义的自由和个人主义。

他们说，一个人不是别的，而是他与其他事物的关系之总和，如果他 ——抛弃这些构成他的纽带，就会发现，他残留下来的自我只是一个数学上的点，一个光秃秃的符号，根本谈不上什么愿望或选择。

他们接着说，一个有责任心的人会觉得他所接受并与之合作的世界就是他自己的作品，这种想法是有道理的。

因为，照他们的形而上学认为，世界只是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形象造出的一个理念，甚至于你是什么样，你想像你居住在其中的世界就是什么样。

因此，只有愚昧顽抗之人，因为意识不到他身外的世界就是他自己的灵魂亲手造就的，才会与它作对，从而放弃了他的天赋自由。

因为这样他会发现处处是矛盾，处处是死路，到处都是令人恼恨的必然，他的自我也因此四分五裂，自我削弱,自我否定。因此——看上去像是悖论——只有当你顺从时，你才是自由的，当你反叛、挣脱时，你就成了奴隶。

就算政府把你关进了监狱，你的精神奴役也只是表面上的。

在德国，这种自由通过德国人称之为Kultur【德文、意为“文化”。】的东西体现。

Kultur一词在别的国家都没有得到很好的理解。

因为，每个国家都有独具特色的风俗，从古至今都有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和代言人，有一定形式的艺术和工业，一定类型的政策和道德激励方式。

凡此种种就是一个民族的Kultur，它的民族传统和装备。

通过教育，个人得以领略所有这一切，汲取其精神，成为其生活中的一分子，并且能够忠实地薪火相传。

这时，Kultur就已经化入了他的人格中。

Kultur通过有系统的教育传播。

它和文化一样，指的不是微不足道的个人造诣和精雅品位，而是要参与到一个民族性的目标中去，参与到整个民族为实现这个目标而采取的种种行动中去。

只有熟谙这一Kultur，个人才能如鱼得水地生活在他的国度里，掌握其秘密的激励机制，珍视其追求，并在那些他协助取得的成功中找到自己的幸福。

Kultur是一种世俗的宗教，它将教会宗教置于卵翼之下，并为其指定合适的位置。

日耳曼Kultur类似于古代城邦和基督教会的组织体制，它制定了一套明确的、权威的、诚实的纪律，并进行实用的、而且被认为是刻不容缓的、意义重大的训练。

它是一个须大力宣传和强制执行的体系。

它将所有人都尽收麾下，并且要求每个人的绝对效忠。

同时，它还有一个较之古典体系优越得多的特点，那就是，它容忍变化。

因而，在斯巴达，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以及在天主教教会中，社会的目标和结构都被认为是万古不变的。而德国人的理想模式却恰恰相反，不仅容忍演变，而且还坚持演变。

它如同音乐，本质上是一种流动的形式。

然而这些哲学家们说，这种流动的形式却被作曲家无懈可击的天才固定死了，甚至连变化的路径都被预先规定。

就这样，演变给这一理想模式带来了生命，却不能容忍任何含糊。

因此，在此意义上，德国人的进步法则同古典模式一样，也是不容变更的。

日耳曼Kultur的一些更通情达理的理论家们还提出了另一个限定条件，即日耳曼Kultur不得逾越界限，进入其他民族。

这个限定条件如若被认可的话，就是最最重要的一条了。

还有人特别强调罗马帝国、拿破仑帝国和天主教教会的世界野心同日耳曼精神的抱负之间的比较。

他们认为，日耳曼精神的抱负对内是无限扩展的，凭借流淌着条顿血液的人而得以不断增长和修正，然而它对外或在空间上却相当拘束，因为它是不能与外族道的。

因此，非条顿人不能指望获得日耳曼精神，相反，他们只会污染它。

他们要做的最好是靠边站，当然得毕恭毕敬、心存景仰，然后乖乖走开，既不希望也不害怕被同化。

饶是如此，就像教会也能够承认，在异教徒中也会有自己没有意识到而实质上是基督徒的人存在，这些人会破例获得拯救;同理，条顿天才也会星散在别处不可预知的角落里，大放异彩。

犹如，莎士比亚、但丁和基督实质上就应该是德国人，尽管他们自己没有意识到。

当然，还有一种没那么宽容的日耳曼主义，其权威是费希特和黑格尔。

这是一种泛日耳曼主义者的热情和对无限统治权的贪求。

在那些狂热地且成功地投身于其中的人身上，自然而然地就会滋生勃勃野心和战争。

根据这一更为严格的观点，只有日耳曼民族继承了伊甸园未被污染的语言和宗教，因此它将征服和纯化整个世界，统治那些残余的杂色人种，野蛮人的、也许最初是猴子或魔鬼的后代，给他们分派力所能及的工作。

且，主人们天性慷慨善良，允许奴隶们在工作完成后享受一点可鄙的快乐，既然快乐是奴隶们赖以生存的全部。

但他们的骄傲的统帅却是一群坚毅、正直、郁郁寡欢、有英雄气概的日耳曼专家，他们碧蓝的双眼所瞩目的是永恒的理想。

承认日耳曼Kultur仅限于本民族，乍一看似乎用意良善，有利于和平，如此一来，就成了要求绝对统治的狼虎之心。

古人和教会都曾认为，所有人，尽管天分有高低，德行有优劣，但本质是一样的。

同样的情感、同样的艺术以及同样的拯救可以适用于任何人。

仆人在帮助主人实现其目的时，他也是在服务于自己的灵魂暗中倾心的目标，而且他能把这个目标当成自己的目标。

在他对主人的臣服中有着宗教意味和爱。

作为回报，主人也可以对仆人表示尊重，产生感情，因为他们受他的监护，是他的子民。

古典生活中最美好的事物——宗教、诗歌、同志情谊、道德智慧——都曾为最卑微最底层的民众所共享，表达的是他们的精神本质。

寺庙、教堂、集市、剧院、苏格拉底和圣人们，都属于民众。

与此相反，日耳曼Kultur却自诩是卓越超群、众志成城的自由意志的产物，而非普遍人性的表达。

因此，它不可言传，不能效仿。

任何一个外人都会觉得他要实现的理想匪夷所思、毫无道理、强人所难、居心叵测。

每个民族都倾心于自己的习性癖好,在反思之前，都会认为自己的一应官能天分，就像它的语言一样，都比别的民族要自然得多。

可是日耳曼主义的先知们却将这种无可非议的对家园的热爱及其神圣性变成了别有用心的教条，即认定日耳曼的任何东西都有天赋的优越性。

他们将这一教条巧加包装后抛售给整个虚荣而轻信的民族，并命令它在世界各地强制推行。

这种愚昧并非什么新鲜事，许多民族和宗教在它们强盛时都曾有过类似的痴心妄想。

如果它直接或间接的压力还不至于逾越界限，威胁到我们的自由，那么我们还能付诸一笑。

日耳曼Kultur中能被普遍接受的成分不是日耳曼的而是整个人类的东西，是它以值得称颂的温顺驯服，从古人、基督教以及它的当代邻居们没那么意图明确的文化中借鉴来的东西。

这些成分常常带上了很是迷人的条顿腔，使之平添了一种哥特式的奇幻魔力，没有了这种哥特式魔力，人类将怅然若失。

但是，德国人的艺术、哲学和政府的风格并不优于——从人性这一广泛的关注来看，我们完全可以说它逊色于——它希望取代的古典风格。

它公然声称是意志的产物，专横跋扈，惟我独尊，剑拔弩张。

它并不优越于，而只是不同于，别的民族所拥有的或创造的文化，它并非胜人一筹，而只是表现怪异。

在精神贫瘠或政治混乱的时代或地方，研究它、利用它，以刺激现状，或许会有所收益。

但如果视之为正常——更不用说至高无上——而强加于人，则是对人类自由的赤裸裸的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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