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儒敏：谁阻碍钱理群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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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大教师对学问的虔诚自无需多说，这种虔诚不仅体现在日复一日的孜孜矻矻的书斋苦读中，也表现在一种为人的耿直和对事之较真中。温儒敏读硕读博一直师从导师王瑶。据王瑶先生说，吴组缃小说写得好，对现代文学研究也独居眼光，分析茅盾《春蚕》时，指出老通宝这个人物塑造有破绽。不能说吴组缃的结论就是定论，但他分析得有理有据也是事实。后来北大中文系请茅盾来讲学，茅盾说，吴组缃讲我的小说比我强，我就不来了。此举耐人寻味，茅盾不来讲学，是真的因为服膺吴组缃的学问，还是因为遭到批评心生不快，就不好揣测了。但不管怎么说，吴组缃评论《春蚕》时完全不顾及作者的名望而是根据自己的眼光去判断，这种耿直和勇气是每位立志做学问者必备的。
　　吴组缃曾在清华读研究生，因为坚持自己的观点，惹导师刘文典不满，结果考试不及格，失去奖学金，中断学业，但他并不后悔。吴组缃宁可不读研究生也不改变自己的学术观点，但对学生，他要求虽严厉，但不会因学生有独立见解而将其拒之门外。有位学生研究古代文学，硕士毕业论文答辩时以国外的理论方法阐释中国古典作品，作为答辩老师之一的吴先生对该生做了批评，说这是用一根没有钓钩的绳子去钓鱼，毫无收获。这位学生也是个犟脾气，不接受吴先生的批评，决定继续攻读博士，还选定吴先生做他的导师，而吴先生也爽快地收他为徒。学术上的争辩表明两人对学问的虔诚，但丝毫不影响两人的惺惺相惜。
　　王力先生大名鼎鼎，他撰写的《逻辑和语言》一文引来沈从文的一篇商榷文章《从文物谈谈古人胡子的问题》，王力随后撰写《关于胡子的问题》予以回应，文中，王力说：“我在《逻辑和语言》一文中，措词有欠斟酌的地方……我和沈先生的分歧，就在刮胡子这个问题上。我认为古代的汉人是没有刮胡子的风俗的，刮胡子都只是特殊情况。”接下来表明自己的观点及依据，文末，王力写道：“沈先生主张从文物来证明古代文化，这一点应该肯定下来。至于怎样证明才算合适，大家可以讨论。我对于文物学是外行，需要向文物专家们学习许多东西，这里所说的是否有当，还请沈先生指教。”
　　态度诚恳，言辞温和，这样的学术讨论不仅显示了学者的优雅风度，也有助于我们把复杂的问题讨论清楚。这样的讨论不仅不会激化学者之间因观点分歧滋生的矛盾，反而有助于净化学术领域的风气。
　北大老师几乎无一例外关爱学生，但这种关爱，并不意味着对学生放宽要求。比如严家炎老师，对留学生和国内学生一视同仁，不因为对方的留学生身份就降低要求，结果很多留学生考试不及格，甚至有零分。

　　1981年，北大招收的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即将毕业，有位学生研究的是“南社”，导师是季镇淮。当时从事“南社”研究的学者不多，季镇淮请社科院一位杨姓工作人员担任答辩委员会成员之一。这位工作人员当时还没有高级职称，按理没有资格。季镇淮请示北大研究生处能否破格同意他参加答辩工作。考虑到当时特殊情况，研究生处同意了。这位杨姓工作人员以前也是季镇淮的学生。由于那位硕士生准备仓促，答辩差两票没通过，投反对票的是季镇淮和他请的那位社科院工作员。一般来说，论文答辩时导师很少投自己学生的反对票，因为学生答辩不通过，作为导师，面上不光彩不说，一定程度上也是难辞其咎的。季镇淮原本是不同意这位同学答辩，但其时没有延迟答辩的规矩，所以只能走程序。这件事证明了，季镇淮不会因为一些非答辩因素比如师生关系而放宽答辩要求，这和他平时关爱学生并不矛盾。当放眼当下，还有这样的老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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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守观点，关爱学生但不放宽要求，除此之外，北大老师的谨严也令人肃然起敬。
　　阴法鲁先生从事中国古代音乐研究，。一次，某位老师从日本归来，在教研室介绍在日本访学情况，谈到日本京都万福寺，说日本佛教禅宗黄檗宗就在这个寺庙。这位老师把黄檗bò读成黄檗bì。第二天，阴法鲁在路上看到这位老师，就喊住他，说，你说的京都那个寺庙里的禅宗应该叫黄檗bò宗，不叫黄檗bì宗，有一种树叫黄檗bò。阴法鲁还补充了一句，学古典文献的人，这个字不能读错。看到对方面有惭色，阴法鲁又安慰道：“不过，陌生的字很多，都记得也难，平时留心就可以了。”
　　对北大老师而言，读错一个字写错一个字，绝非小事。严家炎给温儒敏上过课，是他的老师之一。一次，温儒敏写了篇评论郁达夫小说的论文，准备投稿，请严老师把关。严家炎对他的论文进行了仔细修改，错字也一一改正。一天晚上，严家炎特意把温儒敏喊到家中，严肃地说，你把“醇酒”写成“酗酒”，这一错，意思也拧了。这个批评，三十年后，温儒敏还记得，可见老师的这次批评给他留下的印象有多深。

　说到给人指错纠谬，吴小如先生擅长并喜欢干这事。吴小如学生孙绍振曾撰文为老师鸣不平，说北大中文系有愧吴小如，让这样一位学者做了近三十年的讲师。温儒敏在书中解释，孙绍振错怪了北大中文系，因为北大中文系评审会早就“破格”评吴小如为教授了，只是当年教育部下达的教授名额少，北大校方把吴小如卡了下来，和中文系一点关系没有。
　王瑶去世后，弟子钱理群组织编写王瑶先生纪念文集，忘了向吴小如约稿，吴对此耿耿于怀。钱理群评教授前夕，吴小如在钱理群著作中找到一处硬伤，在评议会召开那天，将材料打印出来发给评委。给人纠错是好事，但出于这种动机，在这种场合，以这种方法将别人的“硬伤”广为告知，实在有失厚道，温儒敏先生忍不住感慨：此事确实过了。对吴小如来说，这种事不过偶尔为之，总体来说，他乐于为别人纠错的做法，还是应该肯定的。
　北大教授给人的印象一般都是温文尔雅，满面春风，但刚正与不屈也蛰伏在他们内心深处，遂不乏“于无声处响惊雷”的时候。费振刚曾担任中文系主任，为人随和，一点“官架子”没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个哲学系老师说了几句“犯忌”的话，有人要求北大处理此事，将此人调离北大。此事和费老无关，但在一次开大会时，他慷慨激昂地表示，坚决反对这种以言论罪的处罚。对费老的当众发言，温儒敏赞道：“这是相当需要勇气的。”
　钱理群是北大名师，甚至有人誉之为“青年导师”，2001夏，某高层点名批评钱理群，说他在某本书中批评当今是“吃人”的社会，其实这是误读，那篇文章不是钱理群写的，只是收录在钱理群署名的书中。被点名后，北大党委书记不知怎么处理。温儒敏当时是中文系主任，北大书记就找他开会讨论，温儒敏说，历史证明，因言获罪不妥，现在没有红头文件批评钱理群，我们不能随便处理。书记表示同意，说：“当然，我又不是傻子。”随后，书记让副校长找钱理群谈话，同时向上面报告，说钱理群已提高认识，我们学校也会妥善处理这个问题。结果钱理群毫发未损。
　现在名满天下的陈平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是中文系出类拔萃的人才了。“长江学者”刚评选时，名额少，教育部指定某几个学校推荐人选，北大中文系推荐的就是陈平原，结果因为某些与学术无关的传闻，他落选了。第二年推荐人选，北大顶住压力还是推荐陈平原，终于实至名归。

　　坚守原则性与办事灵活性，有时候是可以并行不悖的。温儒敏当中文系主任时，一次，从未主动和他说过话的李零给他打电话，说想离开北大中文系，去清华任教。温儒敏知道，李零想调走不是因为待遇问题，而是他对某些杂务和人事纠葛有些不满，于是他就做李零工作，说，你受不了各种条条框框的束缚，去了别的学校，恐怕更难适应。接着，温儒敏建议他换一个教研室，并许诺很多填表、汇报之类的工作对他尽量方宽要求。李零遂打消了去清华的念头。后来有位教师看不惯温儒敏对李零的“另眼相看”，说：“你有什么权力特许李零这么自由？”温儒敏答：“你若有李零那样的才华与学问，也可以给你特别的照顾。”那位老师不再说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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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北大，人们都会想到那些大名鼎鼎、成就卓著的名人，但温儒敏在书中告诉我们，北大更多的是普通的不出名的老师，而“学校日常教学科研的运转，在相当程度上要靠他们的默默耕耘”。比如孟二冬教授，他研究的是唐代文学与文化，主要从事的学术工作是给清代学者徐松《登科记考》做补正，温儒敏说，做这项工作，无异于披沙拣金、大海捞针，枯燥且费时。孟二冬花了七年时间，完成多达百万字的《登科记考补正》专著。
　　孟二冬对学生的深厚感情也令人动容。他曾远赴新疆石河子大学“支教”，不久患病，声带受损，医生严令他“禁声”，但他考虑来一趟新疆不易，就抱病为新疆学生上课，最后竟咳出血来，一查得了重症，只能回北京治疗。新疆学生得知孟老师患了重症后，自发为老师捐款，还寄来一封封慰问信，有学生在信中称他为“父亲”，可见学生对他的深爱。而孟二冬也不顾自己的身体状况，给新疆学生寄书和学习材料。有一次，在和自己博士生闲谈中得知该博士家境贫寒，他立即让妻子给这位学生送一笔钱。教书育人对孟二冬来说，不仅是一种职业更是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为此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　
　　李小凡从事的是方言研究，做这种工作，需要田野调查，每年暑假他都带学生去外地调查方言，做枯燥而繁琐的记录，一做就是三十年。从事这种冷门学问，成了不名，获不了利，却要付出深居书斋学者所难以体会的艰辛劳动。但不做这些基础性工作，这一学术领域就会荒芜，就会后继无人；而且，没有艰苦的大量的调查工作，关于方言的课，就会缺少鲜活的生命力。三十年如一日，深入各种边远地区做调查，即是出于学术研究的需要，更是为了把枯燥乏味的课上成鲜活生动、干货满满的金课。李小凡无意间说过一句话“课比天大”，这不是豪言壮语，而是一位敬业老师的发自肺腑的朴实的想法。每一位老师如果都能像李小凡老师这样认识到“课比天大”，就会抛弃名利思想，不计得失，以学生为中心，踏实做好自己的份内工作。李小凡是位普通的尽职的老师，但在当今这个浮躁的充满“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社会，他却无意间成了一个标杆。
　　“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北大教师的这些流风余韵虽渐行渐远，但却给每位立足讲台倾心教学的教师带来这样的感觉吧。
　　文中材料均出自温儒敏著《师友感旧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