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D335：太子进则不能面见皇上，退则被乱臣陷害困扰，独自蒙冤，无处申诉，忍不住愤恨的心情，起而杀死江充。却又害怕皇上降罪，被迫逃亡

我是拉闲散闷轻煮生活，我开始读《资治通鉴》啦。《资治通鉴》描述了自战国到后周，前后1362年的历史，这部书不仅仅是一部历史的记录，更是一部智慧的宝库，蕴藏着丰富的治国理念、人生哲理和权谋智慧，值得我们每个人去细细品味。我想将我的读书笔记与大家分享，一同围观我的读书之旅。

读史可以明智，知古方能鉴今。

D-335《资治通鉴》读书笔记-第二十二卷-07

营营青蝇，止于藩

太子兵败，南逃到长安城覆盎门。司直（主要辅佐丞相或其相关高级官员的监察官）田仁率兵把守城门，觉得太子与皇上是父子关系，不愿逼迫太急，所以使太子得以逃出城外。

丞相刘屈牦要杀田仁，御史大夫暴胜之对丞相说：“司直为两千石大员，理应先行奏请。怎能擅自斩杀呢！”于是刘屈牦将田仁释放。

汉武帝听说后大发雷霆，将暴胜之逮捕治罪，责问他道：“司直放走谋反之人，丞相杀他，是执行国家法律，你为什么擅加阻止？”暴胜之惶恐不安，自杀而死。

汉武帝下诏派人携带谕旨收回皇后的印玺和绶带，皇后自杀。

汉武帝认为，任安是老官吏，见出现战乱之事，想坐观成败，看谁取胜就依附谁，对朝廷怀有二心，因此将任安与田仁一同腰斩。

汉武帝因马通擒获如侯，封其为重合侯；长安男子景建跟随马通擒获如侯，封其为德侯。太子的众门客，因曾经出入宫门，所以一律处死。

凡是跟随太子发兵谋反的，一律按谋反罪灭族；各级官吏和兵卒凡非出于本心，而被太子胁迫的，一律放逐到敦煌郡。因太子逃亡在外，所以开始在长安各城门设置屯守军队。

汉武帝愤怒异常，群臣感到忧虑恐惧，不知如何是好。壶关三老令狐茂上书汉武帝说：“我听说，父亲好比是天，母亲好比是地，儿子好比是天地间的万物。

只有上天平静，大地安然，万物才能茂盛；只有父慈、母爱，儿子才能孝顺。如今皇太子本是汉朝的合法继承人，将继承万世大业，执行祖宗重托。

论关系又是皇上的嫡长子，江充本为一介平民，不过是个市井奴才罢了，陛下却对他尊显重用，让他挟至尊之命来迫害皇太子，纠集一批奸邪小人，对皇太子进行欺诈栽赃、逼迫陷害，使陛下与太子父子至亲关系隔塞不通。

太子进则不能面见皇上，退则被乱臣陷害困扰，独自蒙冤，无处申诉，忍不住愤恨的心情，起而杀死江充。却又害怕皇上降罪，被迫逃亡。

太子作为陛下的儿子，盗用父亲的军队，不过是为了救难，使自己免遭别人陷害罢了。臣认为并非有什么险恶用心。

《诗经》上说，绿蝇往来落于篱笆，谦谦君子不信谗。否则谗言无休止，天下必然出大乱【营营青蝇，止于藩。恺悌君子，无信谗言。谗言罔极，交乱四国】。

而今陛下不加调查，就过分责备太子，发雷霆之怒，征调大军追捕太子，还命丞相亲自指挥，致使智慧之人不敢进言，善辩之士难以张口，我心中实在感到痛惜。

希望陛下放宽心怀，平心静气，不要苛求自己的亲人，不要对太子的错误耿耿于怀。立即结束对太子的征讨，不要让太子长期逃亡在外！

我以对陛下的一片忠心，随时准备献出我短暂的性命，待罪于建章宫外。”

奏章递上去，汉武帝受到感到而醒悟，但还是没有公开颁布赦免。

感思：田仁因“念及父子之情”放走太子，本质上是一种人性化的选择，但在汉武帝眼中，却是对皇权的背叛。

任安作为北军使者，虽接受太子符节却按兵不动，本可解释为谨慎，却被武帝解读为“首鼠两端，坐观成败”。两人最终都被腰斩，说明在皇权眼中，不明确的忠诚等同于不忠。

暴胜之作为御史大夫（相当于副丞相），劝丞相刘屈牦不要擅杀田仁，理由是“司直为两千石大员，应先奏请再处置”。

这一做法完全符合汉朝的法律程序，体现了他对制度的尊重。然而，汉武帝却勃然大怒，认为暴胜之是在“阻挠执法”，最终逼得他惶恐自杀。

这一举动揭示了汉武帝晚年极端专制的统治风格：皇权高于一切，程序正义在皇权意志面前毫无意义。

暴胜之的劝谏本是为了维护官僚体系的稳定，但在汉武帝眼中，却成了对皇权的挑战。他的死，象征着在绝对权力面前，任何试图平衡皇权与制度的努力都可能被碾碎。

汉代在县、乡两级设“三老”，负责教化百姓、劝课农桑、调解纠纷，是地方道德与礼法的权威代表。他们通常由德高望重的长者担任，属于“非正式官僚”，但地位崇高，甚至可直接向皇帝进言。

壶关属上党郡（今山西长治一带），临近关中，非偏远之地，其民意可能更受中央重视。

汉代重视“乡论”，三老作为民间代表，有权向朝廷反映民情。例如，汉文帝时，三老曾上书请求减轻赋税，直接被采纳（《汉书·文帝纪》）。

令狐茂不提“谋反”，只论“父子之情”，淡化政治色彩，触及武帝晚年对亲情矛盾的隐痛，以亲情破政治僵局。

引用《诗经》将江充比作“青蝇”（谗言小人），暗示武帝被蒙蔽，既维护皇帝尊严，又点明问题，以经典包装劝谏。

三老代表“基层声音”，武帝若完全无视，可能加剧民间对其“暴虐”的批评，以民意施压。

壶关三老能上书，是因汉代制度允许；而能否被采纳，完全取决于武帝的个人意志。令狐茂的谏言之所以有效，正因它巧妙游走于权力与亲情的缝隙之间，成为悲剧中罕见的一丝理性回响。

令狐茂的上书确实让汉武帝“感而醒悟”，但他仍未公开赦免太子。汉武帝的“醒悟”更多是情感上的动摇，而非政治上的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