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春给《南国之冬》写的简体版序

一九九九年我出版了《城邦暴力团》的第一册。书中有个角色“老大哥”，说的是我父亲的一个老侄儿张翰卿。在真实的世界里，张翰卿比我父亲大了快十岁，可是论辈分，我得叫他哥哥。他跟着大导演李行在片场当厨子，之后帮伙干道具，久之而升上了领班。在我上小学前后，还经常因为他的关系，有机会到片场参观拍戏。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一部戏就是《婉君表妹》。

　　那是一场两个小演员的戏。男生叫巴戈、女生叫谢玲玲，都是我这般年纪。所拍摄的镜头不过就是演三少爷的巴戈从院子里走过，看见屋里来了小表妹谢玲玲，调皮的巴戈隔着雕花窗棂朝里面扮了一个鬼脸。就这么个不过一两秒钟的情节，折腾了一下午。其间不时停工，收拾景片、调整灯光，还有不知道干些什么事情。

　　巴戈、谢玲玲就和我玩到一起去了。巴戈教我们玩一种打巴掌的游戏——两个人相对伸出手掌、上下相合，指尖抵住对方的掌根，在下方的一人采取攻势，尽快抽出手、翻转下击，以打着对方的手背为赢。手掌在上的一方不但要尽量压制对方，还要尽快闪躲，以让对方扑空为赢。一个非常简单的游戏，可是到后来，巴戈把谢玲玲和我都打哭了。

　　《婉君表妹》上演期间，老大哥拿了招待券来，我犹豫了很久，很不情愿地跟着父母去看了，看到巴戈隔窗一笑，手背上的疼痛和灼热之感油然而生。我知道我总有一天会向巴戈报仇，而且把表妹婉君的份儿也讨回来。从此以往，我不但相信电影里表现的事物都是真实的，也相信电影的拍摄和电影故事根本是一回事，三少爷不只会扮鬼脸，还真欺负人；婉君不只漂亮，还真是个受气包。只不过戏院里看不到完整的真相而已。电影不但在向人们传说一些个古老的故事，片场里发生着的一切也都是这个故事的某个环节或补充——这样想很蠢，我知道——但是，当我诚心如此相信之后，日子一长，这个念头就融进了作品里去。

　　2 当戏子

　　许多年过去了，我把这个小小的经验和体会告诉了胡金铨导演，他咧嘴大笑说：“你是对的，不单电影是这样儿，戏剧也是这样儿。”我的老师王静芝先生也曾经在《诗经》的课堂上解释十五国风作为民歌、以体现各地风俗民情的时候说：“古代的民歌，现代的小说、戏剧，都不能只从虚构的角度去解释它的技巧，那里面都有非常真实生活的面貌。”这些话，我最初也只当作是鼓舞创作者重视以及发掘现实材料的泛泛之论，直到静芝老师送我一本《稼青丛稿》（伍受真著）之后，便又重新点燃我对“戏剧负载着某种召唤现实的具体使命”的狂热。

　　伍受真的叔叔伍博纯是民国以来以一己之力推动全民通俗教育的第一人。

　　武昌起义前不久，这位年方而立的叔叔忽然对伍受真说：“我很想叫你和冶白（伍博纯的长女）将来都去做舞台剧的演员。”伍受真接着回忆道：“他怕我不懂，又解释着说，就是去做戏，接着问我愿意不愿意？我当时听他这样说，心中很诧异，怎么叔父会要我们去做‘戏子’？……他又说，戏剧可以移风易俗，是推行社会教育的一大工具。”

　　静芝老师与伍受真是同一代人，他原本知道我有心创作，虽然进了研究所读书，未必有耐住性子作学问的能力和兴趣，但是，他似乎又觉得我不应该放弃这两种心智活动里的任何一样。所以，在送我《稼青丛稿》的当下，他就替伍博纯（一个希望子侄去当“戏子”的教育家）的动机作了解释，他的话和胡金铨导演的话差不多：“你如果体会不到戏剧里的真实，就没有法子编出动人的戏剧，也就谈不上移风易俗、甚至教化了。可是，怎么去掌握戏剧里的真实呢？到头来还是得作学问。”

　　3 作学问

　　这几句话，我消化了半辈子，至今仍觉懵懵懂懂。直到有一天，王家卫导演忽然来台造访，邀我参与《一代宗师》的编剧工作，我才有了更踏实的体会。

　　早在找上我之前多年，王家卫为了掌握故事主人翁叶问个人生平经历，还参考了大量近、现代史中相当繁杂而漫漶的材料，有的真伪难辨，有的断烂不清，有的受限于种种解释上的困难而不可定夺其是非。更麻烦的是导演希望能够反映出大历史背景的许多道具或陈设细节，时至今日，还未必能如实复制。

　　事实上，在预备期，王家卫不但从叶问的后人处采访了许多身家资料，就连北地鲁豫冀晋诸省许多以拳勇著称的门派，他也亲自踏查了一番，留下无数珍贵的口头历史材料。据说甚至还有的老师傅极愿意收他为徒，弘扬本门武艺。——不是说了吗？“怎么去掌握戏剧里的真实呢？到头来还是得作学问。”

　　然而王家卫还不满意——就这一点而言，他着实让我想起了已然物故多年的胡金铨导演。胡导演平生琐屑之小小得意有三，其一是青竹竿，其二是黑衫红裤的东厂服制，其三是藤编书箱。它们分别出现在《大醉侠》《龙门客栈》和《山中传奇》里面。青竹竿扩大了传统刀剑片武器的造型边界，而且彻底颠覆了传统武侠影像的血光杀戮。黑衫红裤引领了不只一个世代以明朝宫廷为背景的影视作品对于国家暴徒的形貌想象。藤编书箱则丰富了古代旅行者或赶考士子风尘仆仆的行囊——据胡导演亲口说得轻松：“不过就是看了一张玄奘西行记的造像图得来的灵感罢了。”然而，那些在影像上影响广远的小小考据，看来毕竟是问学道途中之事。

　　回到王家卫，一样可以看到（以及戏院里看不到的）许多繁琐的考究。不容否认地，那是促使我动笔写《南国之冬》的一个动机。在王家卫出现之前，我已经在《印刻文学生活志》上连载一个每月刊出的专栏，栏名《这就是民国》。有一天，王家卫忽然来电话，劈头只一句话：“你可不可以赶紧来香港一趟？”

　　那时他的“泽东公司”就在天后捷运站维多利亚公园边上，远海遥岑，视野辽阔。一见面，他却从容不迫地引我站在大片窗前看街景，然后说了一个故事。

　　一个曾经在清末宫廷中当差的裁缝流落在大栅栏，经营一个小裁坊。某日忽然来一贵妇，看来容颜娟秀、气质静好，应该不是等闲街市间女子。这女子要老裁缝给做一件袍子，而且娓娓说来，似乎竟是数十年前宫中曾经流行过的式样。老裁缝接下了这个活儿，也收下了订金，还言明取货的日期，时在三月之后。可是三个月过去了，六个月过去了，一整年过去了，好几个整年也都过去了，那女子始终没有来取件。

　　说到这里，王家卫说：“这个故事收录在我之前给你的一本书里。”

　　“周进那本《末代皇后的裁缝》？”我笑说，“你考我？书里没有这个故事。”

　　王家卫也笑了：“如果没有，那就是我乱编的好了。你只要看这个段子能不能编进我们的故事里去。”

　　结果这末代裁缝或末代嫔妃的故事，彻底被抛掷在《一代宗师》之外十万八千里，剩下的，好像是叶问的大衣上掉落了一个值得留念的扣子。我们都相信：那件挂在老裁缝墙上曝了不知几年灰的宫装也许哀感顽艳，也颇能呈现清末民初的颓废风华，但是它——可能就是欠缺静芝老师所说的“戏剧里的真实”。

　　但是，那一趟往返二十四小时、匆促之极的旅程毕竟不能说没有进度。王家卫一脚踢开了、也忘掉了老裁缝之后，紧接着跟我说：“我知道你也忙，我也不想多耽搁你的时间。这样罢，你可不可以就用你的专栏写一篇丁连山和薄无鬼的故事？”他说的当然是《印刻文学生活志》上的《这就是民国》。

　　“那是一个讲近代史的专栏。”

　　“丁连山和薄无鬼的故事是近代史的一部分啊！不是吗？”他这时没有戴墨镜，厚如酒杯底的深度近视镜片后面散发出灼灼的目光。

　　我从那一刻确信：他和我所面对的不是一部关于叶问的电影，而是关于叶问身后历史的碎片，如何拼凑出我们一直想象的武林。

　　“你有故事吗？”他问。

　　4 见众生

　　想当年誉满全球的武打明星李小龙返回香港影剧圈发展之初，带着几分拜码头的礼数，取得当时香港武坛大佬叶问的首肯，认可李小龙少年时代曾经入咏春之门，算是一个合格的寄名弟子，如此李小龙的根脚才算站定，也才不期然开启了中国功夫的纪元。传说中的叶问本人，早年从拳师、保镖到特务，都有显赫的资历，真可谓混迹江湖、饱经世事了，人在风烛之年，怎么还会去同一个英年武师邀名爵、抢风头呢？这投师拜门的仪节，不过是一场给香港影剧界、武术界扮起来的大戏，有了认祖归宗的名目，保定了江湖情义的招牌，才好坐大拳脚行的各种买卖。

　　叶问、李小龙分别于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和一九七三年的七月间先后谢世，带着对李小龙的怀念，却让叶问的字号也越擦越亮。除了《一代宗师》之外，其余风闻王家卫要拍摄这个题材的电影公司和导演早就摩拳擦掌、直不欲落人之后，而把叶问捧成了一个“生前无可道，死后得新生”的角色，不过这不稀奇，香港电影如此打造武坛众神如方世玉、黄飞鸿、苏乞儿等早已数见不鲜。

　　可是王家卫的企图却大为不同。他从来没有想要为香港或是中国的武林再打造一尊可以列入师尊祠堂的神祇，他反而是要借着叶问在世人心目中残存的记忆，来勾引更多看戏的人对近、现代史上的几个关乎国事大局的问题产生兴趣。譬如说：精武体育会和当地桂系军阀有没有除了传授武术之外的来往？再譬如说：在叶问壮年时代，正值“粤人治粤”呼声甚嚣尘上之际，他对于这种思潮或归属意识又有多少自觉？

　　他相信：把叶问还原成一个正常的小人物（渺小得差不多像梁朝伟在《悲情城市》里饰演的“林文清”一样），才能够透过他的眼睛或心灵，去审视一个时代的真实角落和确切面貌。所以他不停地想要追问：一个除了“打得”之外，在情感、知见、遭遇、运气以及各种生活条件上都平凡得“无足道哉”的流浪拳师，能如何见证他青年时所历经的“大时代”呢？

　　换言之——打个比方，那怀着遗憾的裁缝并不是想再瞻仰一下宫中贵人的容颜，或者是打听她的下落，他只是想看看那件衣服究竟做得合身与否。这是做戏的人对于“历史真实”的一个悬念。的确念念不忘，如作学问。

　　5 嫁错了

　　我在《南国之冬》的某一个必须制造悬疑、切换篇章的地方掉弄了一记枪花，是这么写的：

　　（王家卫）随即自港飞来，飞机甫落地即租车直驱新店敝处，见面无他语，第一句话居然是：“你那钵儿还在吗？”

　　“钵儿？”

　　“那个铜钵儿——”

　　王家卫所说的铜钵儿，既曾经出现在我的作品之中，也一直在我的床头。那是一个具体的实物，也是一个情感的允诺，一个舍己忘身、慨然帮助他人的允诺；只是我一直没有切身实践过。

　　整部作品多个故事里时不时都会出现这个神秘的钵儿，它是“人间藏王”传宗接代的信物，有时会显现不可思议的灵性，但是大部分的时候，我只是把它用作转场的道具。不过，在现实中，的确有那么一个类似黄铜材质的工艺品一直在我的床头，形体就像是一个缩小的钵儿，它应该作何用途？我实则不知，倒是它一直在我床头的原因说来也不稀奇——它实在有些分量，移动起来颇费力。而这钵儿就像一个纸镇，底下压着一叠《南国电影》杂志。最顶上的一本，封面是梳着高高的鸡窝头的凌波，出版日期是一九六三年十月。我也不想移动它的位置。它已经在那儿十五年了，我只要把它随便安置到任何所在，就再也找不到了。那么，一本五十六年前印行上市的旧杂志，有什么不能丢的呢？

　　不能丢。那是和我的婉君表妹包裹在一起的电影记忆。那里面有另一个从电影里面延伸到现实生活里的故事，比手背上挨的巴掌还要灼热而刺痛。偶尔我半夜睡不好觉的时候，抬手挪开小钵儿，抽出这一本，跳过《梁山伯与祝英台》所造成的轰动以及得到的赏誉，跳过林黛主演、刚刚杀青的《宝莲灯》，再跳过李丽华和她的《阎惜姣》消息之前要稍事停留（因为我对李丽华完全没有抵抗力）。尽管如此，十五年前迁入新家的那一天，我不期然找到这本《南国电影》之后，历经多少次翻览，触指即可以打开的那两页（第六十、六十一页）上就是几张电影《花木兰》的剧照。

　　我总是熬到这一个回忆仪式的末了，缓缓将视线移向照片的说明文字：

　　上图：凌波的花木兰，在军帐中怀念着李广将军。

　　下图：金汉的李广来了，花木兰却露出了害羞态度。

　　这两行说明文字是五十多年前相当平常的用语，而后人未必能明白。“凌波的花木兰”意思就是“凌波所饰演的花木兰”；“金汉的李广”即“金汉所饰演的李广”，这是从传统戏曲行里借来的说法。应该就是我初读这些老杂志、七八岁年纪的时候，我就牢牢不忘：花木兰代父从军、杀敌报国，成就不世出的功勋之后，嫁给了李广。

　　原因无它：现实中的这一对演员，根据包括每一期《南国电影》在内的报章杂志，随时都在追踪报道着，自从《花木兰》一片开拍之后，金汉和凌波在戏外的感情日益甜蜜美好，之后没过了几部戏的工夫，两位金童玉女就结合为夫妇了。我不是说过了我坚信不疑的事吗——

　　电影不但在向人们传说一些个古老的故事，片场里发生着的一切也都是这个故事的某个环节或补充。

　　金汉凌波的美好爱情童话在现实中持续了快六十年，他们真是难能可贵的幸福人。然而，金童玉女婚后不到三年五载，我在上初中的时候，有一堂课上，老师申伯楷先生忽然向全班提问：“花木兰退伍之后做了些什么呢？”我毫不思索地举手抢答，提出了我以为正确无误的答案：“嫁给李广将军了。”立时，教室里到处窸窸窣窣了一阵，紧接着，申老师把张长脸一冷，同学们却好像得着了鼓励的暗号，猛然间爆起了一阵大笑。申老师不像是说笑话、但显然是说笑话地在笑声之后接着说：“李广活到好几百岁上才结婚，还真有精神！”我笑不出来。一时之间，我甚至想哭，但是我负隅顽抗，又慌又急地顶了一句：“金汉是和凌波结婚了没错呀！”

　　这句话冲出口的当下，我就知道一切全错了——比手背上连挨几十记重重的巴掌还要痛的，连我都要笑我自己了。

　　6 你说罢

　　后来我一直没有向巴戈讨回那几十巴掌的债务，我在我的广播节目里访问过他的弟弟巴东，畅谈张大千，也忍住不提往事。关于花木兰下嫁李广究竟是怎么一个来历，还是当时的编剧有意借着李广此一熟悉的名字，以便落实花木兰终究不确然落身北朝的历史，我也无从追究了。和我干电影行的朋友们闲谈间，我从不隐瞒在童年和少年时节的这两段露怯的经历，不过，我总会告诉他们：我从来没有失落过，我对戏剧能够表现真实（哪怕只是诱人信以为真）有极其强大的信仰，只要我们做戏的人能够持续追踪生命中细琐的真相。

　　后来再后来，王家卫针对一九〇五年刺杀出洋五大臣一案背景中丁连山和薄无鬼生平考证的题目问我：“你有故事吗？”

　　“没有。”我说，“不过我可以从胡金铨导演和一个日本朋友藤井贤一说起，也可以从袁世凯干了八十三天皇帝说起，也可以从张之洞派遣学生留学日本习军事的脉络说起，也可以从当年老胡想拍的一部可能叫《南国之冬》、可能叫《扮皇帝》的电影说起……可是，这些都未必和叶问有关的。”

　　“没关系，你说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