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我的职业是小说家》：不为谁而创作的创作

村上春树近些年总是出现在博彩公司发布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赔率榜单上，“诺奖什么时候能颁给村上春树”这个话题为大家提供了不少谈资。

村上春树

毫无疑问，村上春树至今依然吸引着人们巨大的关注。自八十年代以来，他的作品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长大，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活方式。在世界范围内，这个名字已然成为了一面鲜明的旗帜，代表着许多人心中的寄托。

如今村上春树已经71岁，持续进行小说创作40多年。在《我的职业是小说家》一书中，村上春树以一贯和煦轻盈的笔调，讲述了他自己的故事，谈论他从事小说家以来的经历和心得。

《我的职业是小说家》

作为创作者，不同于我们想象中精彩的小说家生活，村上春树的生活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平淡又规律，长久以来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方式哲学。或许正是得益于这样“大众化”的生活，村上春树才会创作出这样的小说：像是很平常地和你谈起身边某个人的事情，让你频频点头，感叹“对啊，这就是生活”。

保持距离的沉浸式写作

村上春树并非天赋异禀，年少成名——至少并不是我们看到的那样——他29岁才开始写小说，在此之前，村上春树的生活颇有些“随心所欲”。他先是22岁便结了婚，然后从日本名校早稻田大学毕业，讨厌进公司就职，于是和太太辛苦打工攒钱，再找朋友借了不少，1974年终于开了一家自己的爵士小酒吧。

虽然听起来似乎没什么关联，但村上春树开始写小说的念头的确滋生于棒球场。他是养乐多燕子队的球迷，1978年4月的某一天，他在神宫球场看比赛，当来自美国的击球手戴夫·希尔顿打出一记二垒安打，正在喝啤酒的村上春树也被一个毫无来由念头击中了：“没准我也能写小说。”

这一天是村上春树执笔生涯的开端。他总是在凌晨结束店里的工作后，坐在厨房的餐桌上写小说，写到天开始发亮再去休息。这样花了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完成了第一部小说《且听风吟》。村上春树凭借这一部小说获得了《群像》杂志的新人奖，以小说家的身份正式出道。

《且听风吟》

村上春树开始从事职业小说家的过程颇有些稀里糊涂，他因为强烈的创作欲望开始写作，写完后将稿件交付到某人手里，这样的冲动便已释然，甚至连书稿的复印件都没留下。这种欲望在后来至今，在他已长达四十余年的写作生涯中，都是他进行创作的源动力。

《1973年的弹子球》与《且听风吟》两部作品均获得了芥川奖的提名，可惜的是都没能获奖。村上春树对这种“可惜”倒是有点庆幸，一来是自己对这两部作品并不是很满意，二来是避免了接踵而来的负担。没有什么头衔，反倒是最无拘无束的，他完全、也仅代表他自己，这种状态对他来说至关重要。

这种“留白”一直伴随着村上春树，成为了他生活里的常态。他不接约稿，一一个时间段只做固定的一件事情，比如这段时间写短篇，做翻译工作，那就不写其他的任何稿件，一旦打算开始写长篇小说了，其他的工作就全都搁在一边，专心写手里的这一册。他的生活并不复杂，跑步、写小说、听音乐，因为早早结了婚，也没有引人注目的八卦可挖掘。他给自己留足了“无所事事”的空间。这样的空间阻隔了荣誉的泡沫与纷繁的争议，孕育了他鲜明的个人风格，使他得以安静的思考，不受约束地创作。

村上春树长篇小说《寻羊冒险记》手稿

村上春树清醒地知道文学奖并不能为作品注入生命，也害怕卷入舆论的漩涡，所以他始终让自己处在与文坛有一定距离的地方，不断探索自己的内心世界，以期能写出更好的作品。他沉浸于创作带给他的幸福，以文字为介质，将故事传递给读者，无数人由此得到慰藉。

如果能有这样的效果，就再好不过了，村上春树这样觉得。

灵活的空间，自由的创作

大抵小说家都有些个性，村上春树不喜欢学校，当然对于这一点他也说过，自己是个极端的例子。

从小到大，他并非学校里的优等生，也不爱跟人争夺名次，对学校里教育的内容提不起兴趣，很多我们现在看来学生时代“不务正业”的事情，对于他来说都比学习有趣得多，比如读书啦，听音乐啦，看看电影，打棒球，跟朋友们出去玩，跟女朋友约会。

阅读是当时村上春树最感兴趣的事情之一了，社会远比学校精彩，阅读是他触摸社会各个角落的媒介。阅读带来的眼下看起来不痛不痒，不能立竿见影的东西，相比学校短期目的性的应试教育内容，是能永久留存在心里的、重于一切的知识。

村上春树喜欢跑步，他曾经独自一人将原始的马拉松路线——马拉松至雅典，共计四十二公里——逆向跑完一趟

村上春树批评日本教育体系说缺乏一种均衡性，学校为所有学生设定固定的、统一的目标，挤压掉了他们能够挖掘自身特质的空间，而试图以制度去解决这种失衡，反倒会加剧这种不平衡。

所以他强调灵活与自由，在自己的写作中也是如此。目的单纯，没有什么既定的小说模式，也不计算以此能获取的回报，只是想写反映当时心境的小说，于是就这样写了下来。村上春树写作是出于强烈的表达欲望，想要原汁原味地将当时的心情传达给读者，作品便是这样一种欲望的最终呈现形态。

村上春树说，一旦开始写小说，就并非是他在推动小说前进，而是小说中的角色在敦促着他了。他将笔下的人物比作是不同的鞋子，让自己的脚去适应鞋子的尺寸，开始行走，如同梦中发生的事情，自己只是随着梦顺流而下。这种写作方式看起来有些“意识流”，实则很考验功力，一方面需要长期以来，定量又定性的素材积累，另一方面需要作者能将自己松弛下来，无限贴近自己笔下人物的内心。

电影《挪威的森林》

在无差异的教育环境下，村上春树思想上无疑是具有一些反叛精神的，这种程度的反叛精神维持着他的意欲，在学生时代始终“自由地”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后来又按自己的愿望攒钱开店，快30岁了才开始写小说。这股力量牵着他身上名为自由的风筝，使他不至于太过天马行空、随心所欲，能长长久久、源源不断地向自己热爱的事情中灌注心血、投入精力。

对于读者来说，村上春树是一个创作者，是引路人，以文字为引，将我们带入他的故事里。看着剧情上演，我们能观照到自己的生活，村上春树推崇的灵活和自由也影响到他的创作，他不会将一个人物定义得过于极端，而是让他能在现实生活中的某个人身上找到一些影子。“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读者看村上春树的小说，也会观照到一千种生活，这样一来，就有一千个人能够得到慰藉。

我们的个性“自由”

其实我们现在的年轻人，也是接受应试教育出来的孩子，不同国家应试教育的方式有差异，但根源上存在一些共同的弊端，好比是让不同大小的脚去适应同一双鞋。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也很容易自然而然地形成与之相当的价值衡量体系，以成绩为标准去评判包括我们自身在内的每个人。若非聪明的孩子，或者是努力过人的类型，似乎就没有什么得到更好机会的理由了。

但不可否认，应试教育本身是有它的优势所在的，它能够打破阶级的制约，制定同样的要求，对每一位学生都是公平。我们总是抱怨它的弊端，实际上却又无法改变它，或者说，短期内很难改变整个大的教育环境。讲述教育问题的影片和书籍也有很多，往往以比较极端化的剧情来凸显制度与自由的冲突。于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说，想要效仿或者打响一场声势浩大的革命是很难实现的事情。即便是像村上春树这样名声在外，拥有一定话语权威的人，表达完他对学校的不喜欢之后，也要说明一句：“作为一个小说家，我是这样想的。但无论我怎样想，事态大概也不会发生什么改变吧。”

2009年，村上春树在接受耶路撒冷文学奖的演讲中说：“在一堵坚硬的高墙和撞向它的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这一边。”

不过完全悲观倒也不一定。对于我们每个个体来说，事态并非处于无可挽回之地。我们无法对大环境负责，但至少我们能掌控自己的轨迹，至少是否要激发自身潜能的开关是在我们自己手中。你大可以说这是一种妥协，但有的时候“自由发展”是需要一定成本的，并非所有的孩子都有天赋，也并非每个家庭都能负担得起这样的成本，应试教育是提供给占比更多的“大多数”孩子的机会，也能成为为他们“自由发展”创造成本的垫脚石。

村上春树不喜欢应试教育，但他也并非极端的扛旗手。当年虽然不喜欢，但最后也总算花了七年时间从早稻田大学得以毕业。他不是满腔热血的人，即使全世界都在读他的小说，他也依然只是按照自己的那一套过着简单的生活。作为一个小说家，他的生活方式和观念只代表他自己，他并不能改变什么事态，当然，别人也改变不了他。他的成名方式可遇不可求，就像戏剧性的电影情节不可能照搬到现实生活中来一样，但他柔和式的我行我素，鼓励灵活和自由，也坚决维护差异存在的态度值得借鉴，在有限的条件下，也可以为自己争取更多个性生存的空间，像村上春树所说的那样，“巧妙地确保另一种属于自己的‘制度’”。

村上春树家里的唱片。他尤其喜欢音乐，音乐也是他小说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村上春树在提及广泛阅读带给他的收获时说：“一旦将自己的存在托付给别的体系，世界就会变得立体而柔软起来。人只要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就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姿态。”

这一次，我们以村上春树本人的生活观照自己的生活。在越来越追求自由话语权的时代，在争论相互拉扯中，我们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成全自己的发展。或许该是一种宽容，而非质问，实际上也是在给我们自己留出喘息的空间。

很高兴与你相遇，更多精彩好文欢迎关注自媒体：无物永驻，多平台同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