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卖妇女如何追责，正在修订的这部法律应予以回应

近期，舆论聚焦于拐卖妇女违法成本过低的问题。在现实案例中，解救拐卖妇女过程困难重重，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律师吕孝权认为，这是因为对相关责任人和责任单位监督问责机制不到位。

他建议在草案第八章“法律救济与法律责任”中，规定行之有效的法律责任举措，比如将防止拐卖妇女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并实行一票否决制。

“只有和政绩挂钩，地方政府才会去重视，才能真正督促有关职能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认真履行法律职责。”

吕孝权指出，再好的法律和政策，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法律责任机制保障，实施效果肯定会大打折扣。

根据“拐卖、收买妇女、儿童犯罪”司法案例数据分析报告，截至2019年，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港澳台地区不作统计）均发生过拐卖妇女、儿童案件。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一份基于 1038 份裁判文书的分析统计，我国被拐妇女的年龄从14岁到60岁不等，主要集中在14岁至30岁区间段。

超过四分之一(26.7%)的受害人患有不同程度的精神疾病，如精神发育迟滞、精神分裂、抑郁症、癫痫病等。有15.2%的受害人有多次被贩卖的经历。

实际上，相关规定已在《妇女权益保障法》中有所体现，现行法律总则中规定，禁止歧视、虐待、遗弃、残害妇女；第三十九条明确，禁止拐卖、绑架妇女；禁止收买被拐卖、绑架的妇女；禁止阻碍解救被拐卖、绑架的妇女。

在西南政法大学人权法学教授赵树坤看来，拐卖妇女、性骚扰、性别歧视等社会问题，实际上不可能只是立法这一环节就可以彻底解决。

一方面，要形成任何主体都有权对侵害妇女的行为采取行动的社会环境；

另一方面，特别要强化负有职责的相关部门履职，设定村/居(民)委员会、社会救助机构、福利管理机构等部门的强制报告义务，既可更及时地采取措施制止针对妇女的违法犯罪，也可以督促公共服务或职能部门履职。

吕孝权建议，草案应该考虑加入有关职能部门发现被拐卖妇女后的“强制报告”制度。

“强制报告的责任主体应该是负有防拐卖人口责任的相关部门，比如婚姻登记机关，经过初步审查，发现可能是涉嫌拐卖案件，就应该及时报案；

再比如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被送到医疗机构的孕妇分娩过程中，医生护士发现未成年或其他信息透露出涉嫌被拐卖，需及时报案；

还有就是村委会，发现被拐妇女也应强制报告。”

事实上，国务院办公厅在去年4月发布的《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21—2030年)》中就已提出，婚姻登记工作人员发现疑似拐卖妇女情形的，应当及时报告和制止。

来源：央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