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世汇482】你开心快活的背后，是至少一家人的肝肠寸断，生不如死

我的孩子四岁多不到五岁的时候，我正好出差去了外地。正在跟一群朋友聊事情的时候，我老婆打了个电话给我。
电话里的声音已经完全扭曲了，是那种明显带着绝望的战栗。
我老婆说——闺女丢了！
当时跟我坐在一起的兄弟后来跟我说，当时我的脸色是在一瞬间变成了铁青色，额头上的青筋一下子暴起来了。
可我还只能尽量冷静的对我老婆说——先别乱！孩子最后一次出现在目视距离内的时间，距离现在多久？位置在哪儿？
等我老婆大致说明之后，我告诉我老婆——报警！
然后我脑子里开始判断.......
孩子是在市区内的一处体育场馆附近丢的，距离现在大概十五分钟。如果是被人劫持，按照市区内交通情况判断，应该还没出市区。所以......
我在五分钟内打了九个电话，给所有见过我孩子的朋友，让他们发动他们的朋友，用最快的速度前往能离开市区的各处路口。
然后，我打电话给高速公路和车船客运站的朋友，让他们帮我留意带着孩子的乘客，并且把我孩子的体貌、衣着特征告诉了他们。
跟我一起聊事的朋友都没用我开口说，已经开始帮我订返程机票了。
然后，就是无能为力的等着。等最快的返回长沙的航班，等孩子的消息，等一切随时可能来的好的或是坏的消息。
大概四十分钟后，我老婆的电话来了——孩子自己回了家。
当时是孩子的外婆带着孩子去体育场馆附近散步，偶遇了个老乡，于是越聊越热闹，完全忘了还带着个孩子。
孩子也玩嗨了，跟着另外一群孩子四处撒欢。等其他孩子散了之后一看，已经身处一处完全陌生的街道上了。
还好，从孩子略懂事的时候，我就教过孩子如何确认家附近的明显地标，怎么分辨城市中的街道方向。
孩子也还算胆大，就顺着明显地标的指引边走边玩，溜达了将近四十分钟，自己回家了。
当时我抓着电话，依旧是尽量平静的告诉老婆——别激动，尤其别哭别闹，那样会吓着孩子。
以及.....给警察局打个电话，告诉警察叔叔孩子已经回家了。
等我放下电话的时候，我发现我浑身都跟被水洗了一遍似的，整个人有种完全虚脱的感觉。
我身边的朋友明显的也松了口气，给我叫了两杯热牛奶，狠狠加了几包糖。
等他们想给我取消机票时，我说不用，我要回家。
一直到我坐上飞机之前，我觉得我应该还表现得比较正常。
一个个给已经冲到了各处出城路口的兄弟道谢，同时表示回家了请他们喝一顿。而他们也都明显的松了口气，说只要孩子没事，咋都行。
再给老婆打了个电话，告诉她我立刻回家，也别说丈母娘了，免得老人心里不舒服。
等上了飞机，尤其是飞机开始平稳飞行的时候，我心脏开始不舒服了。
我算是经历过一些事情的人，应该是比较能扛事儿的，可这当时就是心脏不舒服。
脑子也乱套了，一会儿一片空白，一会儿开始想象一个个恐怖的场景。
到飞机快落地的时候，整个人身上再次被汗水浸透。连空乘都看出来我不对劲了，问我是不是有什么突发疾病之类的？
回了家，洗刷了换了衣服，尽量表现得正常，同时把在机场买的小礼物给了孩子，顺便夸她勇敢冷静。
等孩子睡了，我老婆一下子扑过来，一口咬我肩膀上了。
没哭出声，可眼泪就没停过。
往后的一个多月，我哪儿都没去，就家里蹲着。每天买菜煮饭、接送孩子。
写字是完全乱套了，根本写不出东西来。
老婆也睡不安，经常半夜醒了，跑过来对坐在电脑前的我说做噩梦，梦见孩子丢了......
找不到了.....
这一切的混乱、不安与恐惧的根源，就因为我的孩子，丢了四十分钟。
我这种连死亡都经历过的人，都会被吓成这样！
所以我一直拒绝想象，那些真的丢了孩子的父母，会是怎样的情形？
我真的不敢去想！
所以，对那些寻找孩子的新闻与求助，我是见到就转。虽说不一定能帮上忙，可万一呢？
所以，对那些人贩子，我从来主张抓一个，杀一个！
所以，对那些买孩子、女人的人，我同样主张抓一个，杀一个！
原因无他——你开心快活的背后，是至少一家人的肝肠寸断，生不如死！

马俊亚还有一篇论文 O网页链接 以及一篇访谈 O从沃土到瘠壤：淮北地区如何沦为“被牺牲的局... 后面这篇访谈对当地一些特殊民风的成因也做了分析

自先秦至北宋，黄河一直是北流入渤海（北宋曾两次夺淮入黄海，但很快堵口重归原来河道），但河道有过几次重大变迁，一次是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在黎阳决口，偏离禹河故道，由黄骅以北入海（之前的黄河入海口在天津附近）。一次是始建国三年（11年）在魏郡决口，由千乘郡入海。此后这条河道稳定了千余年未变。
唐末五代由于藩镇割据加上战乱，黄河下游堤防老化，淤积严重，河患频繁。北宋景祐元年（1034年），黄河在澶州横陇埽（今河南濮阳）决口，之前也有过多次决口，但北宋都立即堵塞了决口。但横陇埽这一次决口后，宋仁宗下令“权停修决河”，于是形成了“横陇故道”。但由于黄河分成数股入海，水势变弱，因此易于淤积，在北宋年间曾多次改道。绍圣元年（1094年）北宋朝廷终于下决心堵塞北流，让黄河全部东流。但五年后黄河便在内黄决口，又向北冲出了一条新河道，自乾宁军附近入海。此后直至北宋灭亡，河道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宋朝东京府汴梁守将杜充为阻止金兵南下，在滑州（今河南滑县）的李固渡人为决开黄河堤防，黄河自泗水入淮河，然后夺淮入海。这一次形成的黄河东流进入黄海的走向历经金、元、明、清四朝，维持了七百多年。
就黄河两岸的地势海拔而言，向南改道易，向北改道难。元代时黄河河道发生过几次改道，或是沿颍河、涡河入淮，或是自汴梁、归德以北溃决出新河道。至正年间“贾鲁治河”后，黄河主流又回到归德-徐州故道，但有一些岔流始终未断绝。
元代虽然开凿了大运河，但在海拔最高的济宁分水点一段，由于水量不够，漕船始终过不去，只能通行小船，因此元代向大都运粮以海运为主。直到明代永乐迁都，经过进一步整修，运河才成为南北运粮大动脉。黄河河水是运河水量的重要补充，明代既希望用黄河之水补充运河，又怕黄河冲毁或淤塞运河河道，因此徐有贞、白昂、刘大夏、朱衡、潘季驯、杨一魁等人在治理黄河时采取多种措施来确保漕运，包括蓄洪泽湖水，用其高水位清水冲刷黄河泥沙（但也有一个严重的问题：泗州明祖陵被水淹没）；在山东昭阳湖以东开凿新运河，用湖面阻拦黄河汛期来水；黄河两岸筑堤束河冲淤等等。明代也有人主张人为改道，让黄河重新向北流入渤海，但因淮河不足以支持运河所需水量，因此一直没有采纳。
清代黄河、运河局面如故，齐苏勒、靳辅、陈潢等人治河颇有成就，但黄河中上游水土流失在清代人口爆炸后变得极为严重，河政也非常腐败。两河（黄河、运河）岁修，每年拨银逾五百万两，实用到治河上的不到十分之一二而已。若某任河督肯拿出经费的十分之三来治河，就会被万人齐颂为清官。清江浦河督，济宁河督和开封河督，这些官员在清朝都是以穷奢极欲享口腹之欲而闻名的。薛福成《庸盦笔记》记载，河道总督府中吃顿豆腐宴，没有几百两银子办不下来，总督府上烹猪肉、鹅掌、猴脑、驼峰、鲤鱼羹，其烹法均残忍无比 。
乾隆三十九年，黄河在清江浦老坝口决口，当时的南河总督吴嗣爵请当时最有经验的老河工郭大昌来帮助堵口，按照此前惯例，开出的条件是工费银五十万两，限期五十日。但郭大昌实际只用了工料银十万二千两，二十天内便告合龙。嘉庆元年黄河在丰县再次决口，河防官员做了个堵口计划，要银一百二十万两，就连南河总督兰第锡也认为要钱太多，恐怕朝廷不肯答应，想减少一半，并请教郭大昌。郭大昌回答说，再减一半也足够了，三十万两银子，用十五万来办堵口工程，另外十五万供经手官员瓜分，“尚以为少乎？”郭的回答击中河工贪弊的要害，令兰第锡大怒，郭大昌后来决意不在南河做事。
随着黄河下游的不断淤积，清代中期以后自河南兰阳（今兰考）以下至入海口的河道级比降只有万分之0.7到万分之1.1，异常平缓，导致水速缓慢，淤积越来越严重，旧河道很难继续保持下去。道光年间，魏源就主张在开封上游的地方人工改道，让其向北流入渤海，否则黄河就要自找去路。最后果然如他所料，咸丰五年（1855年）六月十七日，黄河在兰阳铜瓦厢向北决口，一天内决口便宽达六七十丈，到七月初已扩大至一百六七十丈。河水淹没河南、山东诸多州县，向北夺大清河河道流入渤海，从而形成了至今未变的黄河河道。
黄河从山东入海后，运河将长期受害，因此清廷有官员主张堵口，使之回复淮徐故道，以保漕运。但黄河故道河身几乎早已淤成平陆，平时河水距堤顶只有一二米，因此更多的官员主张因势利导，就新河筑堤，使之改行山东。两派争论了二十年，此时铜瓦厢口门已宽达十里，故道堤防又遭严重破坏，且新河河槽已经刷成，此时再行堵筑，为时已晚。再加上清廷办洋务，开海运，开口岸，南粮已可从上海运往天津，所以到光绪年间，恢复淮徐故道之说不再有人提起，黄河的走向也一直延续至今。
1935年8月，国民政府的德国军事顾问法肯豪森将军提交《中国抗日战备建议书》，其中提及“最后的战线为黄河，宜作有计画之人工泛滥，增厚其防御力。”1938年4月13日，徐州吃紧，陈果夫与白崇禧提出在河南武陟县的沁河口附近决黄河北堤。1938年5月，日军占领徐州，打算沿陇海线西进，6月1日占领兰封和考城，即将进逼陇海铁路与平汉铁路交汇点郑州。一旦郑州失守，日军沿平汉铁路南下，则中国军队将无险可守。因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6月6日下令执行黄河决堤计划。
1938年6月9日，从当天清晨6时起 ，国民党陆军工兵用炸药将堤内斜面石基炸坏，9时开始从决口处溢流。起初水势不大，约一小时后因水力冲刷，决口扩至十余米，水势遂增猛。此后数日由于降雨原因，河水流量增加，决口愈冲愈大，水势漫延而下，涵盖河南、安徽以及江苏三省部分地区。由于下游许多百姓毫不知情，受灾百姓众多。国民政府《河南省黄泛区灾况纪实》描写花园口决堤后的黄泛区惨状：「泛区居民因事前毫无闻知，猝不及备，堤防骤溃，洪流踵至；财物田庐，悉付流水。当时澎湃动地，呼号震天，其悲骇惨痛之状，实有未忍溯想。间有攀树登屋，浮木乘舟，以侥幸不死，因而仅保余生，大都缺衣乏食，魂荡魄惊。其辗转外徙者，又以饥馁煎迫，疾病侵夺，往往横尸道路，填委沟壑，为数不知几几。幸而勉能逃出，得达彼岸，亦皆九死一生，艰苦备历，不为溺鬼，尽成流民……因之卖儿鬻女，率缠号哭，难舍难分，更是司空见惯，而人市之价日跌，求售之数愈伙，于是寂寥泛区，荒凉惨苦，几疑非复人寰矣！」
花园口决堤使得武汉战役向后推迟了大约三个月时间，为中国军队赢得了一些准备时间，也令郑州失去战略价值，直至1944年豫湘桂战役才被日军攻占。但其代价非常巨大。据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统计，河南、安徽和江苏三省44个县市受灾，淹没耕地1200余万亩，约1200万人受灾，其中391万人外逃，89.3万人死亡。此后黄河经贾鲁河和颍河夺淮入黄海，每年汛期河水都要淹没黄泛区，洪水过后蝗灾复至，地表突兀凸凹，到处沙丘堆移，无法耕种，对当地农业造成严重破坏。直至1947年，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援助下，才完成堵口工程，黄河恢复北流。

2009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学术文库姜全保博士所著《女性缺失与社会安全》一书中“国内拐卖女性”一章中有关徐州的记载如下：
“徐州市所属六县1985～1988年流入被拐卖妇女5991人；最高峰时一年被拐卖到徐州的外地女性就有2000～3000人。1985年以后，江苏逐渐成为被拐卖妇女的重要买方市场，云南籍妇女由拐卖这一途径流入江苏的现急讯速增加（王金玲，2005）。江苏省某村只有60来户人家，但是1996年该村除了被解救的妇女之外，尚有四五十名被拐卖的妇女没有被解救出来，平均每家一个（程娟和松山，1996）。”

最近我晚上都带孩子去打羽毛球，儿子约了一堆他的小伙伴，我则带女儿在旁边打着玩，大家都玩得很开心。我也很得意，把它当成”为孩子创造高级的积极体验“的例子跟朋友说，结果遇到的反馈却很出乎意料。
一位妈妈问我：”你就让他们瞎打吗？为什么不给孩子请一个教练呢？“
我说：”瞎打也很开心啊，再说了，过年也请不到教练。“
她说：”出点钱肯定能请到的。瞎打的话，一点技术上的长进都没有，多浪费啊。“
我说：”也没浪费。他们还是有点长进的，而且关键是玩得开心，对羽毛球有兴趣了。“
她说：”哦，那没用的，长进肯定没有教练带得大。一天两个小时，他们打了一个寒假，几十个小时呢，就光玩了，太浪费了！有这时间，请个教练，这寒假就没白过啦。“
我只好闭嘴了。其实以前我儿子也上过羽毛球课，但是可能当时那个老师比较传统，太多强调技术动作，儿子上完一期之后，就再也不愿意去了，对羽毛球也失去了兴趣。我觉得，在儿童阶段，兴趣还是比水平更重要，就没有再逼他去。这次，也是让他们通过玩，来重新激发他对羽毛球的兴趣。
更重要的是，孩子瞎玩有瞎玩的好处。比如说，他们这拨小朋友里，有个孩子球打得最好，性格也最要强。他们人多，每次都是双打，他会嫌搭档打得不好，而让搭档缩在角落里，由他满场飞奔来一个人解决问题。结果当然是遭到其他孩子的不满。后来，他被替换下场之后，其他孩子就都拒绝跟他搭档，一致反对他再上场。
他只好一个人在场边闷闷不乐地对墙打球，我看得于心不忍，扔下女儿，跟他说：”要不要我们来一场？“他又不肯，就守在场边，等到大家都打完了，一起回家。
结果第二天他又来了，再看他的表现，就友好多了，不再球霸，其他小朋友也毫无问题地又接纳了他，大家开开心心地继续打球了。
这其实就是一次难得的”高级积极体验“，无论是对于在被排挤后学到了尊重别人的他，还是对于其他联合起来抵制球霸随后又接纳的小朋友。这样的经验，是在有教练时无法学到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推崇”非结构化游戏“，就是没有严格的规则，更多的是靠小朋友自己自发地创造、随性的互动。这是孩子学习社交的最好方法。
还有一位朋友的回应就更离谱了。她说：”你这个如果是高级积极体验，就应该你跟孩子自己去啊，为什么还要带上其他孩子呢？他们是你孩子的竞争对手啊。“
我惊住了，因为这些孩子一直是在一起玩的，我一直把他们当成是儿子的好朋友，从来没有想到他们还能是竞争对手。我说：”世界这么大，我孩子肯定是跟其他同龄人竞争，没有一亿，也有一千万，不一定是跟这几个孩子竞争吧。“
她说：”但是这几个孩子的概率更大啊。你想啊，你们这几个孩子是同一个小学的，将来很可能也是同一个中学的。要是将来这个学校就一个上清华的，取了那个孩子，就不会取你孩子了。“
我说：”不对啊，比如北京一年取几百个清华，我儿子是跟那几百个人竞争，不见得就是这几个。再说了，我儿子多半也上不了清华，那就是跟其他几千、几万个上985、211、一本、二本的人竞争，哪里差这几个！“
她说：”那不能这么算。不能一开始就瞄着985、211啊，肯定得按上清华的目标来规划啊。”
我只好又闭嘴了。
这个周末带孩子去滑雪。儿子一上雪场就去放飞自我了，女儿是第一次，我全程陪着她。就跟所有初学者一样，她迅速就能往下滑了，但是很难掌握转弯和刹车，一转一刹就会摔跤。为此，我让她滑一会儿，体验到一些快感和成就感，然后练练转弯刹车，摔上几跤之后，挫折感太强了，就继续滑。哪怕是摔跤，也要夸她比上次有进步，总是让她开心地笑着爬起来。
后来旁边来了一个小女孩，跟我女儿差不多大，水平也差不多，也是一个爸爸带着，结果就全程听他骂女儿了：“跟你说了，转弯要外面的脚用力，你用力了吗？！”“内八字，你知道什么叫内八字吗？！”
小女孩本来就滑得很艰难，被骂得更是情绪崩溃，又一次摔倒后，就躺在雪地上哇哇大哭，不肯起来了。那个爸爸更生气了，一把把她往起拽：“这也要哭！这雪地摔得又不疼！快起来！”
还好我女儿又进入了滑雪模式，一下子滑出去好远，我终于不用听他们鸡飞狗跳了。
当然，这位父亲不见得是海淀区的，这三位父母也不能完全代表海淀区父母。不过我发现，虽然我在海淀区也呆了这么久了，但是海淀区父母的强悍还是屡屡超过了我的想象。直白地说，就是太功利了。
谷爱凌这几天大红之后，满网都在谈她的家庭教育，我没有凑这个热闹，因为觉得她的成功里的偶然因素很多，一方面是天赋、基因，一方面环境因素里，除了家庭教育外，还包括学校、社区，以及运气。
但是，她的一些方法还是值得借鉴的，不见得让我们也培养出谷爱凌，但能够也使自己的孩子将来有更充沛的内在动机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对谷爱凌最欣赏的地方，并不是冬奥金牌、斯坦福学霸，而是她对生活的热情、对每一件事情的投入。
这里其中有一点关键的就是，她妈妈没有那么功利。她妈妈并没有强迫她学滑雪，反而是让她多方探索各种兴趣，最后是她自己决定主攻滑雪。而她一旦从众多兴趣中选定了方向之后，就迸发出了巨大的动力，非常专注地在比别人更少的时间里，取得了比别人更大的成就——虽然她一开始就没有想要跟别人竞争。
反过来，如果什么事情都那么功利，心态就容易着急，一方面像第二个妈妈一样，看谁都是竞争对手，太焦虑了，另一方面像那个爸爸一样，对孩子过于严厉，最后会提前耗尽孩子的内在动机。这样的父母培养出来的，只能是海淀黄庄里的做题家，而不可能是谷爱凌。

昨天晚上，我们收到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指责，现已将其拉黑。在此我们明确表示，本账号不欢迎一切诸如“夹带私货”、“搞颠覆”或“动机不纯”的评论，但对于这条指责提出的观点和质疑，我们有必要作出回应，以申明我们一直以来坚持的文学观。
1975年米兰·昆德拉从捷克移居法国之后常常被追问政见、党派和立场。对于这些问题，他只用一句话来回答，“我是小说家。”这不能不说是这位以怀疑的姿态与一切声浪保持距离的作家的终极理想：要去往一个没有权力、没有压迫的梦幻乌托邦，要让文学回归文学本身。有趣的是，指责者的理想竟然也能在某种程度上碰瓷昆德拉先生，不过与昆德拉向文学之外的东西说话不同，指责者却是在批判我们对待文学的方式，落脚点在文学之内。
在指责者看来，要安静地欣赏、创造文学，发觉文学本体的美，别让它与社会历史产生一点点勾连。可这样美好的理想能不能实现？熟悉外国文学学科史的朋友们应该早就反应过来：我们曾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做过这样的努力。
上世纪八十年代，不论中文还是外文研究者都开始走上与过往迥异的研究道路。学者们转身拥抱新理论，将以马理论为代表的一切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关进“外部研究”的小黑屋，只将形式研究或“内部研究”奉为文学研究的正道。整整一代学人关起门来造大车，中文系还有传统文化这一块挡箭牌，沉醉在形式和音韵之间的外文系却是直到被各高校纷纷取消外文系的声浪喊醒时才意识到自己的学科几近失去合法性，遑论未来。他们惊惶地发现，形式中什么都没留下，深耕于文本并没有让他们的文学触角更加敏锐，本能够直面外来信息的自己甚至不知道世界已经变成了什么样子。
话说到这里已经足够明白：文学既然是一种精神生产，那它必然是实践的。象征作者生命体验与时代之融合的语言，有时也能反映权力话语的微妙，所以当希姆博尔斯卡面对法国人的无知，种种激情在波兰语中激荡，可当她把它们化作法语，也只能说出一句冷冰冰的“一点也不！”作者选择的题材自然也与现实紧密相连，试问显克维奇在十九世纪末的民族危亡之际出版《你往何处去》，真的只是为了写一段历史往事吗？至于作品的形式，它们自然源自作者的表达诉求，而表达诉求源自生活，瞧瞧伊沃·安德里奇的小说吧！除了小说，又有什么形式能同时容纳如此汹涌的情感、令人唏嘘的故事和晦涩的隐喻？文学的方方面面，用心解读，总能窥得作家和时代的微妙关联。把对待文学的方式简单化为“欣赏文学，创作文学”只是空想，这种畏畏缩缩自绝于世界的保守姿态让我们感到遗憾，这种明明对文学和世界都一窍不通却自诩聪明绝顶的执着为我们带来了数不尽的欢乐。
那指责的用词多么重，显得情况多么危急，我们的所作所为多么恶劣！有那么一瞬间，我们深受鼓舞——文学竟然悄无声息地有了如此通天威能？明明“文学是否有用”这一命题在西方人那里从古希腊吵到如今，明明文学学者直到今天还被视作是高校研究院养的闲人。过往的经验告诉我们，文学在一些时候可能是有用的，它能够像阿尔巴尼亚的谣曲一样记载历史，鼓舞人心，也能像《破碎的四月》让人们认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但更多时候它是虚伪的，语焉不详的，无力的：观看凯尔泰斯的《无命运的人生》能让人感受到和他一样在集中营生活的痛苦吗？所有人都能在哈谢克或赫拉巴尔轻盈的幽默中理解那一份难以承受的重担吗？当你生活不幸，文学能让你完全解脱吗？我们必须承认，面对实在的痛苦，文学的宽慰如此不值一提；而哪怕它给了我们这么多可能性，文学依旧不提供生活的答案。
那么，文学能给我们带来的究竟是什么？波兰民族的几代作家也许能回答这个问题。他们中，有浪漫的密茨凯维奇、史诗的显克维奇和思想的米沃什挺身而出，用文学记载、显示民族的存在，也有贡布罗维奇和舒尔茨这样的异类，朝着人类最深的精神进发探索，更别提广博的托卡尔丘克和希姆博尔斯卡，她们杂糅生活与魂灵，创造出了一个融合万物的全新世界……文学有千种可能，它记录着，诉说着，哭泣着，思考着，为我们展现着生活内外的万般面孔。
谈到这里，这个话题也就差不多了。让我们用柯勒律治的一个奇想结尾吧：有一个人在睡梦中遨游天国，天使送他一枝玫瑰花，当他醒来，那枝玫瑰就握在他的手中。文学正是这枝玫瑰一般的东西：当你钻进书中去，看过作家在纸上绘出的的江海河川，它们给你留下的只有微末的印象，但也许就在某一天，当你睁开眼睛，你会发现远方正有千波粼粼，它们锵然有声，逾山越海，朝你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