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飙 × 迈克尔·桑德尔：越努力越幸运是一种假象

“你为什么不努力？”

从精英的傲慢看优绩主义陷阱（上）

对谈：项飙、迈克尔·桑德尔

优绩怎么会成为一种暴政？

桑德尔：通常，我们认为“优绩”是一件好事，是理想的目标。例如当我需要做手术的时候，我会希望由一位资质良好的医生来主刀。让资质良好的人进入各种社会岗位，就是“优绩”的一种表现。

那优绩怎么会成为一种暴政呢？当我们开始将社会按功绩划分成败者和赢家的时候——这正是近几十年来所发生的事情。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分化与收入及财富差距的增大有关。但不仅如此，随着贫富差距的增大，人们对待成功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

那些成功人士开始相信他们的成功是靠自己取得的，是来自他们的功绩，并且认为自己应该得到市场赋予赢家的所有利益。在这样的心理暗示下，他们开始相信那些在底层挣扎的人也一定是罪有应得。

这就是优绩主义的黑暗面：这种残酷的输赢伦理让成功者过于飘飘然，于是他们忘记了那些成功路上的运气因素和助力——家庭、老师、社会阶层、国家和时代。

主持人：谢谢桑德尔教授。请问项飙教授，我们知道在中国，几千年来，优绩制都被认为是一种理想的制度。两千年前的《礼记》里就提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所以，优绩一直被认为是与平等和公共利益相关的。您怎么看待这种优绩的含义？它与今天的优绩主义有什么不同？

项飙：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简短的回答是，儒学中所称的“优绩”与我们今天的认识完全不同。在古代的思想里，优绩主义意味着择贤而任——根据才能和品德，只有极少数人会被选出来。他们被选为百姓的监管者，来保护公共利益——宏观意义上说，也就是社会财富。
他们并不一定是有钱人，但他们受到尊敬，是文化上的精英。而我们知道，在儒家思想里，商人、会赚钱的人是被瞧不起的。也就是说，“优绩”的概念在艺术、文化、政治和经济领域是完全不同的。

当然，儒家思想里的优绩主义也包含着一种天然的不平等和差异：他们认为社会就是应该有阶层分化。分化的顶层是一小部分被选中的人，而其余的人并不参与竞争。这与今天的优绩主义有何不同？我认为，这种古代理想和今天的现实之间有最重要的几点差异。

第一点是“抽离化”，也就是说，今天的优绩主义不再与其他社会制度体系相关联，它成为对每个个体进行分类、排名的普遍方式，因此每个人都应该能参与到竞争中去，去提高自己的地位。所以，随着现代性的到来，这种天然不平等的、分化的社会概念已经不再适用。优绩主义与其他社会制度分离了，而是成为一种个人化的评价体系。它不再是一种像宇宙秩序一样的东西，它更多地意味着个人的成败。

第二点，迈克尔也有提到——这就是为什么迈克尔所说的“暴政”的概念很有意思，虽然听起来可能有些惊人或者讽刺。为什么这是一种暴政？因为它不允许任何对立的观点。如果你是失败者，那你就是失败者，就这样。这也许能解释社会上对优绩制所滋生的怨恨和逆反心理。

最后，优绩主义是一个自我包含、自我参照的话语体系，它变成了一种绝对的东西。我认为迈克尔的书《精英的傲慢》（The Tyranny of Merit）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我们常在作为准则和作为现实的优绩主义之间往返：它是一种我们想要努力达到的准则，还是一种可以被合理化的现实——我们所得到就是我们应得的吗？

而这种往返在古典思想并不存在，因为优绩主义在那时是非常基础的概念，是社会秩序的统筹，而不是个人的成功体验。

工薪阶层为何会反感精英？

桑德尔：我想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看法，作为你刚才所说的关于孔子代表的古典优绩主义的补充——当然，在西方传统上就是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看项飙教授是否同意。

柏拉图和孔子都认为，应该由最优秀的人来治理国家，来管理人民。但他们所说的“最优秀”是什么意思？不是最聪明的经济学家，也不是最出色的技术人员。什么是他们认为的“优秀”？

项飙教授很好地解释了这一点：是指最有德行的人。德行与品性和判断力有关。亚里士多德谈到了实践智慧（Phronesis），还有辨别公共利益的能力。这里所说的“公共利益”跟许多当代经济学模型所说的不同，不仅仅是简单地实现 GDP 的最大化。在古典的优绩主义里，无论是在孔子还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里，治理国家都需要一些品性特质，一种对美德和公共利益的价值取向。这与所谓的“技术统治”相去甚远，尽管我们今天常把它与“择贤而任”混淆。

电视剧《不要抬头》

一个形象的例子是越南战争之后出版的一本书，叫《出类拔萃之辈》（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这本书详细地复盘了美国的决策者们如何将国家引向战争。约翰·肯尼迪和林登·约翰逊身边的人都很出色，他们有专业知识，是伟大的经济学家、国防专家，但就是这些所谓最出类拔萃的人将美国推到了时代的大败局中。他们所缺乏的是判断力，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实践智慧”。

另一个我想在项飙教授发言的基础上谈谈的是，古典优绩主义和我们当代优绩主义之间的对比。当我们说到经济的时候，我们说的是治国手段；但当我们说到经济回报的时候，我们往往认为钱是衡量一个人优绩的标准，是他们对公共利益的贡献的本质。美国和许多西方国家都是这么认为的，中国的情况就由项飙教授来判断。

我们正在经历的是一种市场优绩主义，也就是说，社会价值、贡献以及应得的回报是由市场决定的。我在《精英的傲慢》中试图论证一个观点：在决定一个人对公共利益的贡献时，我们应该把评价标准从市场体系中收回来。

这需要我们直接地去讨论什么是公共利益、共同的目标和意志，以及重拾传统的公民美德。否则，市场将替我们回答这些问题，那我们就会把市场结果和人们应得的回报混淆起来。
项飙教授，这样的问题只存在于美国吗，还是你认为是一个更普遍的现象？

项飙：不，我认为这是个非常重要的观点。迈克尔，我想在你说的基础上提出一些问题。
首先，关于市场功利性，我想故意提个刁钻的问题——为什么人们投票给特朗普？特朗普赚了很多钱，显然不管从什么标准来看，这都不是他应得的钱。然而特朗普的支持者并不反感在市场上赚大钱的人，他们更讨厌在华尔街和硅谷工作的人，还有像希拉里·克林顿这样的人。我们现有的是一个纯粹由市场主导的机制吗？

第二个问题，回到你刚才谈到的技术统治的空心化。你讲得很好，道德考量的消失，让国家的治理成为了精英之间技术性的游戏，人民几乎无法参与决策。我在想，实际情况是不是更糟？技术统治也许不仅是一个道德考量空心化的问题，而是说，技术官僚自身已经成为一个阶级，他们正在积极地建立新的道德准则。

对我来说，优绩主义是专业-管理阶级（professional–managerial class）有意提倡的意识形态。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工薪阶层为何会反感精英，却不反感特朗普和他的朋友们，那些银行家和投机者。他们以十分野蛮的方式，在市场上挣了很多钱，人们却觉得没关系。
 

电影《大空头》

另外，我还想知道，除了感到屈辱，工薪阶层有没有感受到直接的压迫? 比如说，在次贷危机中，工薪阶层当然会因为失去房子而感到极大的屈辱。而当他们去银行申请贷款，费力说明他们的情况尝试保住房子时，我可以想象，他们会被那些银行职员用晦涩的语言指导一番。因此，你不仅日复一日地感到低人一等，还会受到直接的压迫，因为你完全被那种语言所困，且无法回驳。

所以我想把所有的问题放在一块谈，技术官僚、市场机制和对工薪阶层的羞辱，它们都是大图景的一部分，但是否还有另一只房间里的大象——新的阶级之争。我们实际面对的已经不是市场的暴政，而是一个超越市场的阶级的暴政。

桑德尔：是的，而且你的两组观察是相互呼应的。我写这本书的其中一个目标，就是要解释特朗普的崛起。人们为什么会投票给特朗普，工薪阶层为什么会投票给特朗普？
他当总统时几乎没为他们做什么贡献。他还提出取消奥巴马实施的医改计划——虽然失败了——这会损害工人阶层的利益。他大幅减税，让大企业和富人阶层从中受益。那工薪阶层为什么还是投票给他，想让他连任？你提醒了我们，民粹主义反扑精英的原因之一，就是工薪阶层认为精英瞧不起他们。

如今让工薪阶层反感的精英，不是像特朗普那样的房地产开发商、电视真人秀明星，而是管理人员、专业人士、高知阶层。并不是钱让他们成为精英，虽然大部分人也赚了不少钱，在这个金融主导的全球化时代过得有滋有味。

精英的另一种定义——教育水平——是工薪阶层反感精英的又一个原因。我们能看到，在美国以及英法，受过高等教育和没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差距逐渐拉大。教育鸿沟、学历鸿沟是当今最深的政治鸿沟之一。特朗普曾经非常受低学历选民支持。一次初选胜利后，他在演讲中宣称，“我爱低学历的人"。他完全抓住了这一点。希拉里和之前的奥巴马、拜登都得到了高学历人群的支持，但在低学历人群中不受欢迎。这就是分析反精英心理的一条线索。

让我们再回到压迫在工薪阶层身上的大山：优绩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这一体系的提出者就是那些在 SAT 和高考这些大学入学考试里脱颖而出的人。他们凭借这些考试获得了回报——经济上和社会地位上的，也即在一个市场主导的优绩主义社会里所能得到的荣誉和奖励。

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得重新思考高等教育的作用。我在书中提到，高等教育已经成了一种筛选机器，专为市场主导的优绩主义社会服务。这激起了那些没有大学文凭的人的反感，毕竟在美国，大多数人都没有大学文凭。不论在中国还是西欧，大多数人也都没有大学文凭。

让高学历的人获得丰厚的回报，而低学历的人不涨薪资，陷入不平等的困境，这样的经济和社会评价体系是病态的。它还会造成极大的心理和情感问题，对于成功者来说也是如此——我们后面会再谈到这点。

年轻一代就像不能放松的蜂鸟
项飙：没错。（向主持人）我觉得，高等教育在中国牵动着很多人的心，你认为呢？

主持人：我刚刚也想问这个问题，因为在我的印象里，中国有很多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但反精英的情绪并不强烈。

我记得项飙教授之前在关于中国的研究中提到了一种“悬浮心理”——在这个流动性极强社会中，每个人都在这个市场主导的社会中竞争，他们不觉得自己是边缘的，而是觉得大家都一起参与同样的竞争。

这与刚才桑德尔教授所说的美国各圈层的包容与排外心理，有很大的区别。我想问一下项教授，中国人怎么看优绩主义的问题？随着市场社会在中国的深化，我们是否将在中国看到同样的反弹？

项飙：这是个好问题。首先，我们要清楚，今天关于优绩主义的探讨，并不只是为了解释优绩主义本身。迈克尔也说得很清楚，他对优绩主义感兴趣，是因为想解释近年民粹主义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抬头。

而在中国的语境里，我们对优绩主义的兴趣是出于多种原因。人们高度焦虑，亟需找到一种社会与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因为现在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考虑到地球资源、气候变化等等原因，我们的经济不可能一直像这样增长。

中美两个大国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我们所面对的最为紧迫的问题稍有不同，这让我们的对话特别有意义。我们可以在中美之间做个有趣的对比。

迈克尔，你的书里有一点很触动我，就是特朗普的支持者实际上认为美国社会是很公平的——只要你努力工作，就能得到你想要的。特朗普的选民竟然比民主党的选民更加认同这种说法。

特朗普与选民

但就像你刚才解释的，这看上去违背直觉的现象其实是符合逻辑的。因为特朗普的支持者认为美国社会已经完全被优绩主义所主导，自己早就被排除在外了。他们别无他法，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天然的法则，即你得到你所应得的。

那他们还能做什么？只能反抗。对于特朗普的支持者们来说，他们并不会根据优绩主义的原则，去规划自己或者孩子们的生活，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没有出头之日。

但在中国，情况几乎完全相反。如果你问中国人，优绩主义是否主导了整个社会，我想他们会给出否定的答案。中国人会说，某些人有权、有名、有钱，一定是有他们的道理。尤其是我们既有社会主义的传统，又经历了私有化的过程，如今还有了“富二代”“官二代”的说法，人们其实对结构性的条件有相当清楚的认识。

整体来说，这不是一个优绩主义的社会，但人们会把优绩主义作为一种个体的策略。他们会说，身处这种结构之中，我们普通人别无选择，只有学习，尽全力考上大学，这样至少有张入场券。至于会不会成功，我们也不知道，但人总得先去尝试，是吧？

因此，我觉得中国人不会将“优绩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全盘接受，而是将它作为个人的、家庭的策略，每个人都这么遵守着。这是非常矛盾的。

这就解释了我所提到过的“悬浮”的概念。这个词在中文里的意思是"悬在空中"，就像蜂鸟疯狂地挥动的翅膀，只是为了在空中停留，你不能有哪怕一秒的放松，不然你就掉下去了，你不能出局，不管胜利的几率有多低。这给年轻一代带来了巨大的焦虑、迷惘和心理压力。

从结构上来说，这个状态是不可持续的。它会不会发展成美国那种几乎可以称作“暴动”的民粹主义呢？考虑到政治和其他种种因素，我觉得不太可能。总而言之，优绩主义作为社会整体的意识形态，或作为个人的生存策略，两种角色间会发生翻转。

桑德尔：我认为这非常有趣，也合理。

我也想就这个场景提问你：蜂鸟焦虑着渴望留在空中，只能拍打着翅膀无尽盘旋，这种焦虑引起的不是一种民粹主义的反弹，但是在我看来——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也已经引起了一种反制运动，比如说反击“996 文化”的“躺平”运动。

某种程度上，“躺平”是对这种焦虑和竞争压力的反应吗？因为对许多人来说，这种焦虑无法带来任何前景。

项飙：是的，我同意。但这只是最直接的表现形式，本质上还是因为人们感到倦怠。当人们过于疲惫、过于迷茫，生活也就变得空虚。

我觉得“悬浮”这个概念很有意思，它暗示了一种当下的“位移”。我的意思是，年轻人在生活和工作中会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但他们一直认为这总不是最糟的，他们总会有时间和精力去应对和处理。

对于他们来说，现在要做的就是闭上眼睛，假装意识不到倦怠，转而最大限度地利用当下能得到的一切，过着沉溺于工具理性的生活，比如寄希望于攒下更多的储蓄或是证书。他们相信总有一天，能够借此摆脱当下的处境，开启一种新生活。

但这是相当不现实的，当他们没有真正意义上面对和解决这些问题，另一种新生活带来的境况与当下本质上是雷同的。“躺平”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中国版的美式大辞职潮。
不过，我刚刚说的也只是一种不同原因驱使下的、即时的、直接的反应。他们仍在试图退出、逃避——这是非常被动的。现在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利用这种反应的能量，提出积极的替代方案。

今天的优绩主义其实在捍卫不平等
桑德尔：是的。这就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有筋疲力竭到要退出的人。
而对于那些被激励的人，如你所说，他们出于个人或家庭的策略选择，把高考当作向上流动的途径，相信即使自己出身普通，也能借此攀登。这可能是优绩主义以不同形式出现在美国和中国的共同点，大家相信高考是赢得大学和好工作入场券的公平方式。

电影《少年的你》

但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事实并非如此。在美国，不只常春藤，位列前一百多名的大学里，72% 的学生来自收入水平前四分之一的家庭，只有 3% 的学生来自低收入家庭。

尽管任何人都可以参加考试、申请大学，但实际上来自富裕家庭的学生在高等教育中占多数。我了解到中国的情况也类似，顶尖大学中来自农村地区和贫困家庭的学生占少数。

你认为什么时候，这些结果会动摇人们对高考或 SAT 作为阶级跃升的优绩主义手段的信念？

项飙：这有点难预测。部分原因在于，中国人普遍意识到，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并不是优绩至上的。如果想要成功，你必定需要一个好学历，但这显然不够。中文里有一个词叫“拼爹”，可见家庭关系十分重要——中国人是相当现实的。

我想问你，我们该如何解释一个明显脱离现实的价值观所具有的说服力？在中国，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你会发现学生们的社会经济背景在过去几十年来越来越......（趋同）。这与本应是进步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流行同时发生，包括公平的市场、政府干预的减少等等。

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有更多农村学生能够进入顶尖大学。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农村有重点小学和重点中学，它们培养偏远、农村地区的好学生，让他们进入大学。后来，农村地区仍然有这些重点学校，但它们变得越来越不受重视。

我们的想法是，理应提供一个公平的竞技场，一场人人可以参加的考试。但这只是表面的公平开放，我们清楚地知道，大城市里富裕家庭的孩子们能在竞争中表现得更好，因为他们可以准备得更充分。结果就是我们看到的，顶尖大学里学生的构成发生了变化。

公众之所以还没有为这种变化担忧，是因为他们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条件本身是合理的，甚至它在形式上更公开，在程序上更公平了。至于它为什么实际上创造了不那么公平的结果，这一点你在书中解释得很好。

一个公正程序也经常会制造出新的不平等，这一情况的改变恐怕还需要一些时间。

桑德尔：我的看法与你大致相同。

我们在这两个国家看到的优绩主义似乎都是程序正义的，每个人都可以参加同样的考试，并在同一标准下被评判。但实际上，今天的优绩主义其实在捍卫不平等，而没有提供其他选择。

项飙：是的，我完全同意。

从单一的人生标准中走出来

主持人：我想就一个中国互联网现象，听听两位教授的看法。在中国，有很多优绩主义偶像，谷爱凌就是其中之一。几乎所有资优生都强调，自己作为一个“普通学生”是如何克服各种不利情况而获得成功的。在中文里，这被称为“逆袭”。普通学生们喜欢他们，从他们身上获得希望和启发。因为即便学生们知道自己身处一个不完美的系统，但正如你所说的，他们没有别的出路。在这种情况下，这类故事实际上给予了他们更多在当前体制下努力奋斗的精神支撑。

韩剧《请回答 1988》

你们对这种现象有什么看法？你认为普通学生应该如何看待这种优绩主义？

项飙：我不知道桑德尔教授对谷爱凌了解多少，我也只是简单地听说过她。首先，我不认为她的故事特别有代表性，它一定程度上融合了一种特定版本的民族主义，而且展示了这种民族主义的自相矛盾。

我们先撇开谷爱凌不谈，不知道桑德尔教授是否了解在 90 年代末的中国，有一本畅销书叫《哈佛女孩刘亦婷》。很多家庭都把她视作榜样，那种对个人成功的拜物教与优绩主义的意识形态绑在了一起，而且是一个相当极端的版本。
不过我并不太担心这类拜物教（fetishism），因为我相信人们可以相对容易地看穿它。另外，它往往与美国有关。如果你收集所有这些崇拜个人成功的故事，会发现大多是移居到美国的中国人实现了美国梦。美国梦其实是全球梦，其中还有跨国的尺度。

我想在这里强调的是普通学生的应对方法。第一，冷静地、勇敢地从这种拜物教中走出来，珍惜自己的人生，然后去享受你想做的事情。第二，认识到维持这种拜物教的社会机制，它们会主导我们的社会生活及自我认知。

其中一个严峻的后果就是同质化。他们告诉你，这是你掌控人生的最好方式，其他活法都不那么重要。如果你看到了“谷爱凌们”的案例，会下意识想，或许你应该像他们一样，获得成功，再被更大的系统所认可。你会变得富有，还会变得光鲜亮丽。不同类型的资源在你身上高度集中。
这就是专业-管理阶级的待遇，有钱、有权、有文化。阶级是优绩主义叙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角度，这种资源的集中往往不分领域。然而作为人类学家，我需要补充的是，在许多其他社会里，作为资源的声望、财富和知识往往分散在不同群体中，以此达到某种结构上的制衡。但现在一切都同质化了，其他的生活方式被排斥在外。

我之所以提到同质化的问题，是想在这样的一套标准化的程序之下寻找出路。我认为现在我们所面临的一个问题——至少对于中国社会而言是这样——就是通往世俗所谓“成功”的渠道过于狭窄了。

整个国家对成功的认定标准很单一。如果你想当一个诗人，住在偏远的地方，你也可以有不错的生活。但这会被认为是一种虚度。你的父母和亲戚会说你怎么这么懒，为什么不努力工作，去北京挣大钱？你反倒在写诗？

在经营大型机构时，我们可能确实需要特定的程序、透明的标准。所以我不是说我们要摆脱所有程序，而是说我们要拥有更多的路径。应该“百花齐放”，让人们能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不是规定了某种特定的生活才是最理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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