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映：人文主义者最好的时代一去不返了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茨威格不是用上帝视角对世界做出整体判断，他是在悲叹他个人最珍视的价值一去不返。这种价值就是个人心灵的自由，说得窄一点，就是他这样的文化人、智识人所享有的心灵自由和个人自由。”陈嘉映说。

记者｜艾江涛

80年前，1942年2月22日，在“二战”浓烟未消的战火中，61岁的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和自己的第二任妻子伊丽莎白·夏绿蒂在巴西彼特罗波利斯的一个寓所里，双双服安眠药自杀。桌上放着的诀别信中，茨威格写道：“自从操我自己语言的世界对我来说业已沉沦，而我的精神故乡欧罗巴也已自我毁灭之后，我在这里比在任何地方都更愿意从头开始，重建我的生活。但是一个人年逾六十再度完全重新开始是需要特别的力量的，而我的力量却经过长年无家可归、浪迹天涯，而消耗殆尽。所以我认为还不如即时不失尊严地结束我的生命为好。对我来说，脑力劳动是最纯粹的快乐，个人自由是这个世界上最崇高的财富。我向我所有的朋友致意！但愿他们经过这漫漫长夜还能看到旭日东升！而我这个过于性急的人先他们而去了！”

茨威格和他的第二任妻子伊丽莎白·夏绿蒂

直到去世前，茨威格仍旧对往日的欧洲文明心心念念。在1941年完稿的自传《昨日的世界》中，茨威格以一位证人的眼光，留下他对自己所经历时代的记录，告诉未来的读者，往日的欧洲文明究竟意味着什么。当时，整个欧洲笼罩着一种浓郁的人文气氛。茨威格在其中如鱼得水，他很快在著名杂志上发表文章，出版诗集，崭露头角。在青年时代漫游欧洲的日子里，茨威格自由地结交着弗洛伊德、霍夫曼斯塔尔、维尔哈伦、里尔克、罗曼·罗兰、罗丹等那个时代最为杰出的头脑和心灵。在他眼里，了解一个民族，就是了解其文化中涌现出的大师：“你若要了解一个民族和一座城市的最隐蔽之处，绝不能通过书本，即使你到处闲逛无数次，也无济于事，只有通过了解或认识该城和该民族中最优秀的人物才能解决。”

正如美国史学家卡尔·休斯克在《世纪末的维也纳》一书中所指出的，“在欧洲其他地方，为艺术而艺术，就是要求艺术爱好者远离社会阶级；只有在维也纳，却要求几乎整个阶级都来尽忠艺术，而艺术家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艺术生活成为现实生活的替代者。的确如此，当政治行动变得越来越徒劳时，艺术简直成了一种宗教，是意义的源泉和灵魂的食粮”。茨威格也注意到那个时代逐渐觉醒的民族主义，不断复活的反犹主义，整个欧洲与世界正在卷入史无前例的战争与混乱。他所关注的，却始终是自文艺复兴伊拉斯谟以来便形成的近乎乌托邦的“人文主义者的伟大梦想”：以公正的精神消除对立——以共同的文化统一欧洲，还有个人心灵的自由。

茨威格所说的昨日世界究竟意指什么？他追怀的欧洲人文传统经历了哪些兴衰变迁？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专访了哲学家陈嘉映。陈嘉映是在“文革”期间插队下乡的那段特殊时期读到茨威格。他那时自学德语，读到德文原版的黑格尔、康德、弗洛伊德，包括茨威格的著作，后来考取北京大学德语系，走上哲学研究道路。

哲学家陈嘉映

战前维也纳：独一无二的“文明结构”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上世纪70年代下乡插队时，便通过自学德语，阅读了黑格尔、弗洛伊德，包括茨威格的小说集。请谈谈你阅读这些作品的情形，当初最深的印象是什么？

陈嘉映：这个其实蛮偶然的，说起来你们可能不大了解。“文革”是从1966年到1976年，但实际上1971年“林彪事件”后，有一段小的松动。在北京西单有一个卖旧书的中国书店，里面出乎意料卖一些可能得自抄家或什么时候进的外文书。我当时正在学俄文、德文，没有别的办法，除了翻字典、教科书，就去买点德文书看，当时我非常兴奋在那儿买到歌德文选、席勒文选等，还有一本茨威格的小说集。

对茨威格的小说当然印象很深，都快50年了，你要一说我都能想起来。我们那会儿年轻，在那儿吭哧吭哧查字典看《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我还经常跟人讲《象棋的故事》，如果没记错，那是这本小说集的最后一篇。我们那会儿读的小说，俄国之外可能读法国最多，法国之外可能读英国最多，德国小说我读得格外少，所以印象也相对比较深。

由茨威格小说《象棋的故事》改编的同名电影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1942年，茨威格在自杀前写的遗书中谈到：“操我自己语言的世界对我来说业已沉沦，我的精神故乡欧罗巴也已自我毁灭”，中国人经常会由此联想到王国维的自杀，认为两人都是殉于一种行将没落的文化。那么，在你看来，茨威格所殉的文化究竟是什么，作为他精神故乡的欧洲人文传统究竟何指，它们又经历了哪些兴衰变迁？

陈嘉映：概括起来肯定很难，但也许可以从一两个角度说一说。有的人更偏重于把整个西方历史当作他的个人遗产，特别在德国，可能会从希腊说起。茨威格当然也很熟悉整个西方传统，但与很多论者比较，他更强调这两三百年以来的欧洲。换句话说，他心目中的欧洲更是启蒙之后的欧洲，特别是19世纪末的欧洲，战前他青年时代的欧洲。

电影《斯蒂芬·茨威格：再见欧洲》剧照（TPG/alamy 供图）

那时欧洲的特点可以说达到了最高的文明程度，当然“最高”也看怎么说，“二战”后的欧洲，从另一个标准看，你可以说它更文明——更多的平民享有文明的生活，这时的世界是一个高度平民化的世界，而世纪之交的欧洲则保留了更多的传统。

在茨威格的青年时代，一方面世界变得开明了，一方面还没有高度平民化。在他的欧洲，所谓高等精神文化占据更重要的位置。贵族已经没落，金字塔式的等级观念仍在，智识和文化填补了社会上的高位，上层文化悠然自得，同时又令整个社会羡慕、尊重、向往，整个社会推崇音乐歌剧诗歌小说这些精神作品。茨威格在自传中不止一次提到，你一旦成为被那些顶尖文学杂志接受的作者，立刻就会赢得人们的高度尊重，哪怕根本不读这些杂志的人，包括自己的父母。这种情况，此前此后都没有。此前是个贵族社会是吧？人文人士依附于宫廷、贵族存在，受到一定尊重，但作为次一等级的人物受到尊重。此后呢，“二战”后，则是一个平民化的世界。

1921年，一名奥地利人边吃早餐边看报纸

三联生活周刊：你说的这种情况主要是指茨威格生活的哈布斯堡王朝，还是当时的整个欧洲？

陈嘉映：总的说来，这是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欧洲的基本情况，当然，人们讲到欧洲，主要指西欧，不包括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俄国这些地方。

三联生活周刊：当时人们欧洲概念的划分，主要依据宗教还是别的方面？

陈嘉映：宗教是一个维度，但在这个阶段可能不那么突出，主要是从文明程度上来区别。宗教区分，东正教和基督教、天主教，广义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人们相对关注得比较少，尤其说到犹太人，那个时期最自由自在。所谓文明程度，是在咱们刚才所说的这种特定含义上，以智识为核心来衡量。这种文明结构启蒙以来逐渐形成，但是到两次大战之后改变了。这种文明结构，在我看来，是“茨威格的世界”最重要的定义。

三联生活周刊：怎么具体理解你说的启蒙时代以来形成的这种文明结构？

陈嘉映：就是我刚才说的，艺术文化方面的卓越人物以及他们的作品成为社会上最让人尊重和向往的，不像从前是贵族，以后比如说是有钱人。欧洲整体上是这样，但在维也纳尤其突出。还有巴黎，不过巴黎一向是欧洲的文化之都，维也纳从前不是。其中缘故，茨威格本人说到过，讨论世纪之交维也纳的学者也常提到，到19世纪下半叶，奥匈帝国这个老大帝国在政治上已经衰落，不再有强烈的政治野心，几乎可以说是为了弥补它在政治上的失意，特别推崇文化和智识。

这一阶段奥地利的维也纳，大师辈出，数不过来，随便说几位，例如勃拉姆斯、勋伯格这些音乐家，维也纳是音乐之乡，那是有传统的，从“维也纳三杰”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开始，源远流长。其他领域也一样，弗洛伊德、维特根斯坦、哈耶克——哈耶克还年轻点儿。总之在那几十年，奥地利的核心是文化，不像普鲁士，重心落在政治上、军事上。

维也纳中央咖啡馆，于1876年开业，它曾是奥地利乃至全欧洲文人墨客的精神家园，茨威格称这家咖啡馆是“民主俱乐部”

三联生活周刊：刚才说茨威格心心念念的欧洲，更强调启蒙以来甚至是他青年时代的欧洲，可他在很多传记里面似乎追得更远一点，写到文艺复兴时期的许多人文主义大师，比如荷兰的伊拉斯谟、法国的蒙田。这个人文主义的传统几百年来在欧洲经历了哪些变迁？

陈嘉映：人文主义的观念，是在文艺复兴时候张扬起来的。文艺复兴之所以叫做复兴，是接续希腊罗马，中间隔了一个所谓的中世纪，复兴可说针对的是中世纪，用人本来取代神权。茨威格当然十分熟悉整个西方文明传统。文艺复兴以来，这个人文传统逐渐成形，但一开始很弱小，要跟各个传统斗争。人文主义者有时候依附宫廷，有时候受到迫害。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亚当·斯密和休谟这些人，他们都生活和工作在一个老旧环境之中。但到19世纪下半叶，可以说人文主义胜利了，开花结果了，大树成荫，占据主导地位了。这种势态我认为在历史上独一无二，此前此后都不是这样。茨威格眼中的“昨日世界”，应该就是人文主义成为主导观念的世界。

1931年，茨威格在萨尔茨堡

战时如何保持个人心灵的自由？

三联生活周刊：人文主义的源起最初经历与神权的斗争，经过启蒙主义、浪漫主义等西方大的思潮，又有哪些变化？你理解的人文主义的核心是什么？

陈嘉映：这么个大话题我讲不了。启蒙运动、浪漫主义，大概不能说成是人文主义的一些发展阶段，例如，法国启蒙运动推重科学，这是一个独立的方向。当然，科学跟人文主义有密切联系，科学张扬理性，而那时候张扬的理性，主要不是计算理性，而是一种开明理性，开明精神，从愚昧和迷信里解放出来。

茨威格心目中的人文主义偏重于心灵的解放和自由。他有时候把它叫作心灵的自由，有时候叫作个人自由。

这种自由的外在体现，就像茨威格自己所说，他年轻的时候旅行买张车票就走人，跨越国界也没谁检查这种那种证件。内在的一层，人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在那个时代的气氛下，各自表达不同意见很正常，意见之争不带来强烈的敌意。与此形成对照，“一战”之后，茨威格跟很多以前的熟人越来越疏远，因为没有办法形成气氛温良的交流，每种见解都带着强硬的立场。

1934年，伦敦市民在肯辛特花园酒店的露天咖啡厅享受悠闲时光

说到这，我想起德国历史学家赛巴斯提安·哈夫纳，他写过一本《一个德国人的故事》，讲到“二战”前从魏玛共和国到希特勒这段时间，他说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同学们经常为政治或其他问题争得面红耳赤，这是正常的。但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个人之间的交流变得越来越困难。当然再往下就不是困难，是有危险了。在这之前，智性或文化上的交流已经逐渐受到一种内在制约，不是说你得罪了当权的纳粹政府，因此带来危险；而是说人心本身已经变得不能容忍不同意见。

三联生活周刊：这种个人交流中内在的敌意，背后原因是什么？在欧洲那个时期，是民族主义的崛起，反犹意识的增强，还是什么别的东西？

陈嘉映：我想换一个角度说说，从泛政治化来说。在茨威格青年时代，智性和文化是最重要的，区分人的是你的文化、智性等级。到后来你各种见解中的政治内容逐渐变成首要的东西。本来你我政治观点不同，但文化品位比较一致，仍然能够亲密相处，但政治的维度越来越凸显。开句玩笑，就像卡尔·施米特说的，政治的唯一标准不就是区分敌友嘛。

1938年，希特勒青年团成员强迫犹太人清洗街道

三联生活周刊：这种泛政治化的倾向，在《世纪末的维也纳》一书中有很多分析。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可能带着一种怀旧与美化，更突出他在战前与那些文化精英自由的交流。是否泛政治化本来就是我们生活的常态，宽容温和的时代本来就很短暂？

陈嘉映：是不是它本来就挺短暂？是吧，宽容温和成为社会的主流观念，这样的时代总是挺短暂的。美好的东西都挺短暂。

人文主义时代过去了，但人文主义的某些成果，经由各种社会政治途径，成为后来社会的一份遗产，比如说人道主义成为我们今天世界观中一个相当明确的部分——虽然我们不能保证它会一直如此。

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的确是一个怀旧的世界，但其实，当时的社会斗争、反犹的兴起，对这些社会浪潮他都很了解，实际上他的有些观察比一般人更加敏感，刻画得更加确切。社会斗争、阶级斗争一直在那儿，但它在社会中的位置或分量并不总是一样的。

在另一个意义上，他也没有美化他的青年时代。茨威格讲到自己的中小学生活，我记不清具体用词，大致说他一天都没有喜欢过，一套套的陈规陋习。那时候，人们的确彬彬有礼等等，但他看到这些美好事物连在好多其他方面上，比如当时的中上层女性仍然穿着那种紧身裙，他说，二三十年后，他看到新一代年轻人，无拘无束，女生跟男生一起参加各种活动，爽朗的笑容、健壮的身体，不禁心向往之。

没有哪个时代是全面美好的，而且，属于一个特定时代的美好事物不可能被原样移植到别的时代，但我们只有了解过去曾有过哪些美好的事物，才可能在现实世界中培养美好的东西。

茨威格不是用上帝视角对世界做出整体判断，他并没有说，那个时代人人都过得更好。他是在悲叹他个人最珍视的价值一去不返。这种价值就是个人心灵的自由，说得窄一点，就是他这样的文化人、智识人所享有的心灵自由和个人自由。

年轻时的茨威格（TPG/alamy 供图）

今天我们也许会认为这是一种精英的、狭窄的眼光。人们今天普遍从这种角度来评价一个人。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来评价茨威格吗？我存疑。这里涉及一个更广泛的问题：是不是每一个文化人或智识人都要为全人类着想，尤其是为下层民众着想？还有，他这样主张的时候，他真的是在为全人类为下层民众创作吗？

达·芬奇在各种创造活动中好像不怎么考虑广大人民群众。拿破仑入侵德意志的时候，很多德意志文化人民族情绪高昂，歌德却顾自写他的《西东诗集》。我认为这恰恰是茨威格所讲的个人自由和心灵的自由，是他哀叹失去了的那个世界。文化人不需要对世界上的变动做出一致反应。我们要尽可能去理解他和他的世界，而不是用我们今天的流行眼光去裁判和衡量，事事给出道德判断。

三联生活周刊：我特别认同你刚才的看法，所谓智识阶层不是要承担一个全人类或者说一个什么大的任务，我理解你想说的茨威格的心灵的自由，比如说歌德面对拿破仑的入侵，依然在写自己的东西，而没有太大焦虑。但在茨威格那个时代绝无可能，你必须做出表态，而且必须要面临一个选择。

陈嘉映：对，可以说这也是茨威格在写他的一生时发生在欧洲的一个转变。我们普遍认为，他自己也说，他不是一个政治人，对政治不是很感兴趣，但政治最后找到他了，焚烧他的书，停演他写的歌剧，等等。经过这个转变，他的所谓昨日世界消失了，现在，一个人还能不能脱开政治去进行他的精神创造？

1933年5月，犹太人的书籍及其他“非雅利安”书籍毁于大规模焚书

向下的视角与日渐稀薄的情感

三联生活周刊：在世纪末的维也纳，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心理分析取得重大突破，并很快影响到“青年维也纳”的施尼茨勒和茨威格等人的创作。茨威格的小说中非常注重对于个人激情与意志的细腻分析。从浪漫主义运动开始，对情感与心灵的探究就成为许多思想者关注的话题。能否请你为我们梳理一下从浪漫主义到心理分析学派，人们对情感与心灵研究的基本脉络？这两次运动为何都起源于德语世界，是否与德国的基督教神秘主义传统有关？

陈嘉映：我一时摸不到太多线索。不过我想到，茨威格是一个强大的作家，他读弗洛伊德，后来也跟弗洛伊德认识，但他不是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去写作，弗洛伊德对他的影响是那种渗透性的影响。弗洛伊德读了他的小说，说他写的东西还挺符合我的理论，弗洛伊德看到的是，茨威格对人类心理的探索是独立进行的。

至于说对心理的关注，我只讲一点。小说写的是普通人的故事。从前的文学，除萨福那样的抒情诗，多半写的是帝王和英雄的故事。无论是《伊利亚特》还是《罗兰之歌》，都是这样的。没谁对小人物感兴趣。近代文学的一个特点是逐渐开始关心小人物。基督教的一个基本观念是“每个人都具有活生生的灵魂”，这个灵魂到了小说家手里变成了心理活动。普通人、小人物，我们没什么可歌可颂的外部业绩，但我们的心理活动跟大人物一样丰富，人人都有一个内心的故事，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根据茨威格同名小说改编，由美国环球影片公司出品的电影《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剧照（TPG/alamy 供图）

三联生活周刊：20世纪之前，人们似乎对非理性的东西缺乏认识。弗洛伊德之后，大家开始尝试从科学上对其进行分析。你如何看待激情与非理性在今天人们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这种东西一旦被一个群体裹挟，是不是就会非常可怕？

陈嘉映：我没找到一个好的角度切入这个问题，试着说几句。总体上来说在18世纪之前，人的眼光是向上的，他仰视上帝，他仰望大人物和卓越作品。他更关心人能够成就什么，优秀的人是怎么样的，卓越的作品是怎么样的，良好的社会是什么样子。在这个意义上，他不太会去重视那种相反的东西，比如说疯狂、混乱。到后来的平民化时代，人的眼光倒过来了，当我们向下看，就看到了弗洛伊德所说的潜意识、福柯所说的疯狂、勒庞所说的群众心理等等。

三联生活周刊：这种从向上到向下视角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

陈嘉映：这个一时说不了。往远里说可以说到基督教——基督教是下层人的宗教，信徒仰望上帝，上帝关心底层民众。也可以说到商贸的发展，平民的工商经济取代贵族庄园经济成为财富的主要来源，这是个老故事了。工商阶级的反思能力强，普通人的诉求在启蒙思想家那里，例如在亚当·斯密那里，得到很强烈的表达。当然在法国大革命中得到更暴力的表达。

茨威格小说《心灵的焦灼》改编的同名电影剧照，这部写于1938年流亡途中的小说，是茨威格留存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

三联生活周刊：你如何看待这种茨威格反复描写的，心灵或激情在人们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这个时代似乎常有一种感慨，人们缺乏激情，各种躺平。

陈嘉映：大题目，只说一点吧。现代生活越来越多依赖于技术，不再是通过各种各样充满激情和冒险的活动去获得什么。发明技术靠头脑，技术让人们即使躺平了也能享受舒适服务。我常对学生讲，从前，勇敢是一种重要的德性，在危险丛生的环境里，不勇敢就被淘汰了。但在现在这个一切都上了保险的社会，没有哪种风险能靠勇敢去战胜的社会，勇敢不再被需要。男性本身几乎要消失了——男性最突出的特点是勇敢。社会不需要了，你怎么维持？当然了你可以去蹦极，象征性地勇敢一下。

理性本来的职责是组织和管理激情，激情没了，理性就成一废物了，没有要管理的东西了。理性只剩下一种形式：计算理性。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自己是一个人文主义者吗？

陈嘉映：我认为自己是。这跟我的成长经历有很大的关系。在那个晦暗的时代，我是读歌德和茨威格的，听莫扎特听贝多芬的。文艺复兴到20世纪初的欧洲令人向往。当然，每个时代都有它的好和坏，但从个人偏好来说，我最喜爱的精神文化作品，文学、哲学、音乐、艺术，大多来自那个时代。那个时代过去了，但我希望那个时代的精神仍能以这种方式那种方式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个人也愿意为此做一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