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世汇533】年轻人可以借此机会了解一下什么是计划经济

以下为朋友自叙…………………………………………………
应该是当地政府救市的措施，入团不要钱，每人还发700元，只有一要求，希望你把钱拿来到旅游景区商店买点东西。
我妈说，她们到了商店，导游和老板们说话，让她都想落泪了
“爷爷们奶奶们，叔叔们阿姨们，我们一年没开张了，大家上有老下有小，都要吃饭，就求你们买一点东西，买一点”，然后不停地鞠躬
我妈是心特别软的，不仅把700元买光了，自己又掏了800元。
但她说有一些老油条，知道这个门道，就是啥也不买，就专门赚这七百元。
导游小伙还是日本留学回来的，跑到她们团一家两口子面前作揖：叔叔阿姨，你们就买一点吧，求求你们，你们都来几次了
我看我妈买回来的东西，也确实不错。平常要七八百的蚕丝夏凉被，她居然一百多元买回来了
路费和食宿不要钱，还发700元。估计就是桂林政府想办法救一下当地的旅游 产业，撑不下去了。
但我妈本来今晚六点应该到家的，折腾到11点半才回来。为啥呢。因为路过防城港，据说当地发生一例，拦路给大家查核酸。然后要回防城港的人不准进去，要拉到北海等核酸结果出来才能回家。
防城港就是那个最惨的东兴市的上一级，但我查了一下，已经两月零新增，还在半封城状态。
就说一个数据，北海市在新冠前几年，平均每年有1500到2000万旅游或过路人次。
去年，也就是2021年，这个数字是多少呢？
40万。

将近一个月了，每天凭出入证每户可以有一人出门买菜，街上除了超市、便利店、药店，其它小店都关着门，连银行都不开门。
你说很不方便，倒也没有，每天毕竟可以出门，有单位开的证明的还可以开车出小区上班。做核酸的当天不能出门，但小区里还有家便利店，也能买点简单的菜。
我想象了一下这种状态常态化，幸运的是我没有创业、没有开店、没有贷款、没有娃，对于我来说，生活是能过得下去的，但是，很多“非必要”的出行、消费的确会停掉了。这几个月一直在老家，中间出趟差回来要居家隔离十来天。回北京就变得很遥远了，是一种心理距离上的遥远和辛苦，想想河南的防疫政策，想想北京的防疫政策，心理感觉回北京仿佛像要穿越枪林弹雨一样艰难。更别说其它的旅行，旅行本身，就是非必需的行为啊。那就原地卧倒吧。
也很少买东西了，整天在家，穿家居服，不用买新衣；经历过买的冷冻食品因为交通不畅在路上走了八九天坏了一大半的悲剧后，也很少想在某宝上花样翻新地买吃的了，就是门口的几家小菜店里有什么菜，就买一点。
奶茶、咖啡、零食、电影、外卖、到好吃的饭馆吃饭………我发现不用倡导，生活被管控一两个月后，自己就自然而然、积极主动地抑制剔除了所有“非必需”的愿望。（当然客观上这些现在也不太容易获得）
想起李子暘老师那句金句：你要自由做什么。

在理想情况下，新冠病毒感染者在核酸检测（RT-qPCR）中被发现阳性，随即隔离，即可有效阻断病毒在人群之中的传播。
但注意，这只是理想情况。在真实世界中，大规模核酸检测的准确度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
首先是混检。目前为控制成本、提高检测效率，各地多采用的是5混1、10混1甚至20混1的方式。而混采检测是否会降低灵敏度一直是备受关注的话题。无论是汇集样本还是提取核酸，病毒都不可避免的要被稀释。
目前有些研究认为高Ct值样本（低病毒载量）在混检后假阴性率会上升，去年发表在Biol Proced Online的一项研究表明通过5混1测得的Ct值平均增加1.85，而10混1测得的Ct值平均增加3.40。而今年发表在国内检验医学杂志的一项研究亦认为，混采管由于保存液体积成倍增加导致病毒稀释，存在一定的漏检风险。
其次是采样部位。这个问题我之前（O庄时利和）有说过，2020年时就有研究表明通过痰液（深喉痰）检测阳性的成功率高于鼻咽拭子，而鼻咽拭子又高于口咽拭子。2020年国内还有一项研究表明，即便是住院患者症状最严重的时候，单次鼻咽拭子的的核酸检测阳性率也只有73%，口咽拭子更低。
但由于相对简单，口咽拭子才是目前大规模核酸检测中主要采取的检测方式。
最后是采样规范性。即便是准确度较低的口咽拭子，对于采样同样有着严格要求。按照规范，口咽拭子的采集是将拭子越过舌根，在被采集者两侧咽扁桃体快速擦拭3次和咽后壁快速擦拭3次，避免碰及舌部及颊部。然而在现实中当中，由于每日采集工作量繁重，检测人员的采样并非每次都可以完全按照规范进行。
因此之所有一些感染者测了好多次阴性之后才出现阳性，跟检测方法和检测规范性等都有关系。而每一次的假阴性，都意味着增加社会面传播的风险。加之目前的Omicron BA.2比过去其他变异体更强的传染性（R0可能＞9）以及更短的潜伏期（大约3天），核酸检测所面临的难度是更大的。
也就是说，检测方式本身的缺陷加上高传染性变异体的影响，使得核酸检测的效力并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么完美。
当然，如果希望提高核酸检测的准确度，也是有一些解决方法的，例如：
-在一些高风险区域，考虑采用单管检测代替混检；
-测试不同核酸检测试剂灵敏度，使用高灵敏度试剂；
-加大核酸检测人员培训力度，避免不规范采集造成的假阴性问题；
-将核酸检测与快速抗原检测结合起来筛查。虽然快速抗原检测的敏感性不如核酸检测（对无症状感染者的敏感性约28%~51%），但是快速抗原检测使用方便、不耗费宝贵的医疗资源（主要是医护人员）并且可以避免人员聚集。将两种检测方式合理搭配使用，可以提高筛查效率。
目前随着多地建立常态化核酸筛查制度，我们需要有更多更准确的研究结果，为将来的防疫措施提供科学依据，尽可能控制成本并节省宝贵的医疗资源。

在中国内部，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追随西方的人永远都会有不少，中国社会出现任何问题，都有一种从制度层面对它们进行审视的思维方式，而且这种思维方式在舆论场上很容易受到推崇，被赋予“深刻”的标签。
由于西方更发达，繁荣，西方社会被树为参照系的轴线很具申辩力。其实中国这些年的成长速度惊人，提供了中国制度发展优势的充分证据，但因为中国的现实水平仍落后于西方，这个证据很容易被掩盖。而且发展中的中国不能遇坎，不能有闪失，否则一些很具体的问题会立刻招来政治性质问，上纲上线变得很起劲。
由于面临这样的长期挑战，中国社会的中坚部分，以及围绕他们的舆论力量形成了惯性的警觉，并且会反过来对社会上的各种意见进行政治审视，看重一些非积极因素背后的动机。
这两种情况彼此的互动目前受到中美和中西关系紧张的影响，冲突性在上升。
老胡诚挚希望，中国社会能够对我说的这个问题形成超越各自惯性视角的集体警觉。我们要意识到，中国的绝大部分问题都是具体的，我们的社会里没那么多政治。我们的确需要被经常倡导的自信，把不分昼夜围着我们房子和院子转的西方幽灵赶走。我们早已证明了自己，一遇问题就先琢磨西方为什么不会这样的所谓“反思”应该被束之高阁了。
只有摆脱上述倾向，中国解决各种现实问题才会更加从容，改善、纠正都不会有事情本身之外的压力，对实事求是的干扰将被压到最低。
我知道，完全做到这些很难，但我们大家都能意识到这个问题，尽量不搅动它，控制它的发酵，这非常有意义。

“我们赚的全部都是一个一个血汗钱的……我们赚的都是很辛苦的钱的……现在像这样子，一下子你们说关门就关门了……我们拿的一房间的全部都是货……全部都是成箱成箱的全部都要倒掉了……现在一盆一盆倒，一箱一箱倒，全部都是我们的血汗钱，怎么办呀……”
这是一个水果店主在视频里的自述。似乎是因为疫情，店不能开了。水果都发霉烂掉了。
评论里有人说：这些水果不是正好可以采购了给封闭隔离的人配送吗？
现在的年轻人大多出生于市场经济年代。这次疫情才让大家感受到了一点“战时计划经济”的味道。不过多数人可能根本没意识到这一点。
“那边有人需要水果”，“这边有水果”，OK，正好——这种想象中的供需匹配只有在自由市场经济环境下才是这样的。计划经济可不是这样的。采购，从哪儿采购，怎么采购，这是有规定的，有制度的，有文件的。不是说你这里有，就可以从你这里采购。
我没有丝毫诋毁抗疫措施的意思，我也能理解在特定情况下采取“战时计划经济”的必要性。我是说，年轻人可以借此机会了解一下什么是计划经济。下次再梦回六七十年代的时候，想一想这个水果店主。

但还有很多自费药没办法进医保。因为医保没那么多钱。那么，如果把现在医保缴费翻十倍是不是就好很多？医保缴费翻十倍，不过是每个人收入低一点、生活差一点，然而却可以救很多人的命。那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中国血库一直是比较短缺。所以临床输血比较难。白蛋白、球蛋白、凝血因子等等这些血制品也因此比较缺。如果这些短缺问题解决了，那么全国每年死亡人数必然大幅降低，人均寿命必然得到大幅提高。到年底一算，会发现今年少死了很多人，而以前每年都比今年多死了很多人。
如果要求每个青壮年每年必须献血两次，不献血就进征信，不能坐高铁乘飞机，那么血库短缺问题必然迎针而解。如果说医保多缴费会让收入低一点、生活差一点，会影响经济什么的，而强制献血并不会。只是每年扎两针，稍微有点疼，年轻人怕什么疼呢？然而却可以救很多人的命。那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因为社会运转既需要提倡集体主义也需要保护个人自由。集体主义对个人自由的侵犯必须要有一个界限。否则，最终会死更多人。这个实验我们以前做过。

斯沃斯莫尔学院的政治学教授Dominic Tierney在外交杂志上发表文章，通过对比苏联撤离阿富汗的过程与乌克兰战争，为俄罗斯结束战争提供了一条明确的道路。他建议要维护乌克兰的实质胜利，同时给俄罗斯一个台阶，让其能够体面地撤离。但是无论如何，战争的结果最终都将影响普京的权威。
1989年2月15日，苏联将军鲍里斯·格罗莫夫（Boris Gromov）走过友谊桥，从阿富汗进入苏联，在那里他受到了苏联电视摄像机的欢迎，并得到了一束红色康乃馨。
在长达十年的阿富汗战争之后，格罗莫夫正式成为最后一名离开阿富汗的苏联士兵。莫斯科利用精心编排的一幕来表明任务已经成功，并强调自己有序的撤离。尽可能与越南战争的最后几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时美国人拼命爬上直升机逃离西贡。
但这是一个骗局。格罗莫夫前一天晚上已经在苏联的一家酒店过夜，前往阿富汗只是为了演戏离开。最后，这种戏剧性的表演几乎骗不了任何人，包括苏联内部。
苏联在阿富汗的战争本来应该是速战速决的。莫斯科曾计划迅速建立一个对其利益更友好的新政权，然后离开。相反，长时间的干预引发了一场残酷的反叛乱运动，导致1.4万名苏联人员死亡（真实数字可能要高得多）。莫斯科确实在喀布尔建立了一个新政府，但非常不稳定。
最终，这次失败使整个苏联体系名誉扫地，刺激了格鲁吉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其他地方的反军事和反征兵抗议活动。
1992年，前苏联外交部长、改革开放的重要设计师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将离开阿富汗的决定描述为改革进程中“第一步也是最困难的一步”，“其他一切都源于此。”
苏联从阿富汗撤军33年后，俄罗斯发现自己陷入了另一场破坏性的、无法取胜的冲突。现在很明显，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乌克兰的最初目标，即推翻乌克兰政府并以一个顺从的代理政权取而代之，是无法实现的。
乌克兰将继续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存在，而且将比以往更加亲近西方。俄罗斯的战争非但没有削弱北约，反而重振了北约，同时孤立了自己的经济。数以万计的俄罗斯士兵已经在入侵中被杀和受伤，这正成为一场磨人的消耗战。
然而，乌克兰也在遭受战争之苦，成千上万的居民被杀，经济也崩溃了。世界其他地区正在与冲突的连锁反应作斗争，包括难民涌入和粮食短缺。持续的灾难导致一些西方评论家呼吁通过谈判解决这场战争，从而给予普京重大的物质让步，以换取俄罗斯的撤军，例如扩大和正规化俄罗斯对顿巴斯地区的控制，为莫斯科搭一座孙子兵法中所称的“金桥”（注：西方对孙子兵法中“围师遗阙”的翻译为，“给你的对手建立一条可以撤退的金桥”）。
与此同时，批评者谴责任何试图帮助普京下台阶的言论，认为这是一种绥靖行为，是对俄罗斯野蛮暴行的奖励，只会让这位独裁者更加胆大妄为地进行侵略。在他们看来，乌克兰的全面胜利是无法被替代的。
苏联如何离开阿富汗的故事表明，这两件事有可能同时实现：西方可以精心设计一个谈判解决方案，并让乌克兰取得决定性的胜利。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同意让莫斯科做出面子上的让步，让苏联军队离开阿富汗。但这些对掩盖明显的失败没有什么作用。
如今，西方和乌克兰可以向莫斯科提供表面上的好处，作为撤军的动力，同时努力巩固俄罗斯的失败，并削弱普京的政治地位。换句话说，西方应该为普京建造的不是一座纯金桥，而是一座镀金桥：一条对克里姆林宫来说有足够吸引力的，摆脱战争的道路，以结束战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仍会被视为廉价和俗气。
结果可能不是鹰派所设想的那种高潮式的胜利。乌克兰士兵可能不会将衣衫褴褛的俄罗斯军队赶出顿巴斯地区。但对基辅来说，这仍将是一场实质性的胜利。
自俄罗斯开始入侵以来，冲突中的每一方都试图塑造关于谁是赢家和输家的看法。随着基辅抵御俄罗斯的进攻，乌克兰及其西方盟友精心制作了一个关于乌克兰是一个勇敢的、令人惊讶的胜利者的叙述。美国总统拜登最近说，“基辅之战是乌克兰人的历史性胜利”，是“自由的胜利”。
与此同时，莫斯科声称战争正在按计划进行，并强调了俄军在顿巴斯的部队的所谓英勇表现。在4月与普京会面后，奥地利总理卡尔·内哈默说，俄罗斯领导人“相信他正在赢得这场战争”。
不难看出，双方都在积极地宣传自己的故事。关于胜利和失败的故事，无论真假，都会影响士兵的士气和公众对战争的支持，形成战场的结果，并决定领导人的命运。在未来几年里，如果北约被认为在乌克兰获得了成功，那么维持北约新的凝聚力将容易得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及一些西方领导人的政治生涯，可能也与对乌克兰是赢是输的看法息息相关。
至关重要的是，普京的未来可能取决于他的战争结果，这是他最大和最冒险的政治决定。1962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被普遍认为是古巴导弹危机中的失败者。部分原因是，两年后他被推翻下台。
因此，最明显的西方策略可能是一心一意地把俄罗斯描绘成乌克兰战争的失败者。但这种做法有可能无谓地延长战争的时间。普京不能容忍羞辱，他的首要目标，就是恢复俄罗斯的荣耀感和自豪感，维护他作为胜利者的个人品牌，这比夺取乌克兰领土，或甚至推翻基辅政权都更重要。
他并不是第一个带着这种动机作战的领导人；大国往往会通过战争来避免出现失败。例如，1965年，美国政府的一份备忘录说，美国在越南作战“70%是为了避免美国的耻辱性失败”。因此，西方可能需要一个更灵巧的方法来结束战争。
历史表明，有可能拟定和平条款，让强国在结束失败的战争时保留一点尊严，但仍然是明显的失败。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也许是最重要的例子。1988年的《日内瓦协议》为苏联撤军制定了一个时间表，签署方和担保方同意让阿富汗的亲苏政权继续执政，因此，正如一位苏联官员所说，在莫斯科离开，和喀布尔最终崩溃之间有一个“适当的时间间隔”。
这使得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能够声称，苏联军队成功地完成了稳定阿富汗和实现民族“和解”的任务。国际社会对协议的广泛参与，也使莫斯科得以强调联合国在退出战略中的作用，并将苏联的离开说成是对这个国际组织的振兴。苏军随后井然有序地离开，撤军只用了九个月，而且比计划提前结束。苏联官员让它看起来像一切尽在他们的掌控中。
但他们并没有掌控一切。阿富汗政权暂时存活下来，但大家都清楚，它不会永远掌权（喀布尔政府最终于1992年垮台）。美国作为协议的担保人之一，几乎没有做出实质性的让步，并保留了武装阿富汗叛军的权利。华盛顿的强硬派希望看到莫斯科在阿富汗无限期地陷入困境，他们甚至反对达成面子上的协议。但他们最终被美国的“交易者”打败了，他们愿意提供象征性的让步来让莫斯科退出，并知道这场战争仍将被普遍视为苏联的失败。
事实证明他们的评估是正确的。在阿富汗，没有和平与和解。数以千计的苏联军队白白牺牲。1988年，戈尔巴乔夫直截了当地告诉政治局，苏联“在阿富汗已经输了”。
克里姆林宫失败的战争，给一个挣扎中的帝国带来了巨大的物质和心理代价。这场战役破坏了苏联军队的士气和凝聚力，而军队是国家最重要的机构。苏联军队作为所谓二战时期的合格继承者进入阿富汗，但正如一名士兵所说，他们扮演的是“德国人的角色”。
阿富汗的退伍军人（被称为Afgantsy），因缺乏战后照顾和官方媒体对他们的忽视而变得愤愤不平，他们组织起来传播关于战争到底有多残酷的说法。战败也更大范围地破坏了苏联的制度。
在莫斯科，这场战争使使用武力作为维系苏联集团的工具失去了信誉，而在莫斯科之外，这场战役表明苏军是可以被击败的，并使非俄罗斯的共和国有勇气追求独立。
当然，阿富汗和乌克兰是不同的战争，是在不同的政治背景下发生的。但也有重要的相似之处。在这两种情况下，一个僵化和过度自信的克里姆林宫入侵了一个邻国，打了一场官方声称不存在的战争（入侵阿富汗被命名为“有限的苏联驻阿富汗特遣队”），面对一个有西方武器支持的坚决的对手，不得不即兴造出一场比预期更大和更昂贵的运动。
最终，在20世纪80年代，苏联被迫进行谈判。随着乌克兰的伤亡和其他成本上升，普京可能也不得不来到谈判桌前。同时，基辅希望战争结束，但除非俄罗斯军队完全崩溃，否则基辅将需要对一些最大的目标做出让步，即让莫斯科从克里米亚和顿巴斯撤军，以及俄罗斯进行大规模赔偿。
当然，乌克兰的和平条件将主要由基辅决定。但是，西方也应该考虑如何帮助制定一项协议，以促进普京的退出，同时确保乌克兰获得真正和可感知的胜利。这意味着要区分有意义的让步和表面上的让步，同时考虑收益和损失如何影响未来的胜利和失败的说法。
例如，西方领导人不能向乌克兰施压，要求其放弃领土完整权和拥有强大武装力量的权利，也不应阻碍乌克兰加入欧盟的道路。但西方可以鼓励基辅在象征性的问题上默许，从而为俄罗斯的退出创造一座镀金的桥梁。
例如，北约并没有接纳乌克兰的计划，因此基辅可以承诺搁置其加入北约的愿望，它曾表示愿意这样做。这将使普京宣布，在某种意义上，他已经阻止了北约（即使这个联盟可能在其他地方扩张）。
同样，基辅可以通过承诺不接纳外国基地来实现“去军事化”，而它已经无意接纳外国基地。莫斯科牵强附会地声称，它发起特别军事行动是为了防止乌克兰攻击俄罗斯，而基辅可能同意相互提供安全保障，以防止对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攻击，作为更大型协议的一部分。
俄罗斯总统宣称，他的入侵是必要的，以阻止乌克兰对其讲俄语的居民进行“种族灭绝”。作为回应，乌克兰可以制定新的措施，保障讲俄语的人或其他少数民族的权利。这对基辅来已经可以做到。大多数讲俄语的乌克兰人都支持乌克兰的抗战，这些措施将与欧盟保护少数民族的承诺相一致，因此，如果乌克兰想加入欧盟，这些措施是值得的。
欧盟等国际联盟，以及中国等非西方大国，可以在乌克兰问题解决时，得到莫斯科的认同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从历史上看，如果交易是在强调俄罗斯大国地位的论坛上制定的，克里姆林宫就更愿意达成交易，比如有助于稳定欧洲安全的1975年《赫尔辛基最后文件》（欧洲与苏联等35国为了欧洲的安全与合作签订的国际文件）或1988年的《日内瓦协定》（针对苏联在阿富汗战争的协议）。
西方可能会考虑达成一项和平协议，让俄罗斯的代理人负责顿巴斯的部分地区，同时保留西方国家继续向基辅提供武器的权利，就像美国允许阿富汗的亲苏政权在苏联撤军后仍能暂时掌控政权一样。乌克兰政府最终将夺回全部或部分东部领土。但就像在阿富汗一样，胜利将在一段适当的间隔期后出现，让莫斯科将失败归咎于当地的分离主义分子。
鉴于俄罗斯入侵的残酷性，即使是对普京的轻度让步也可能让人难以下咽。在乌克兰建造一座镀金的桥梁，可能缺乏试图击溃俄罗斯军队的情感满足，就像让苏联平静地离开阿富汗对美国的强硬派没有吸引力一样。但羞辱俄罗斯很可能会适得其反。感到不受尊重的政权往往选择侵略来弥补情感上的损失。
例如，惩罚性的《凡尔赛条约》（注：一战结束时的停火条约，要求德国承担战争的所有责任，支付高额赔款）助长了希特勒的崛起。乌克兰应该避免为了仅为羞辱俄罗斯民族而羞辱它，例如在摄像机前带俄罗斯囚犯游街或焚烧俄罗斯国旗，应该允许俄罗斯军队在良好的秩序下离开乌克兰，作为和平协议的一部分。这次失败应该被视为普京及其体系的失败，而不是广大俄罗斯人民的失败。
西方毕竟不需要通过羞辱俄罗斯人来达到目的。象征性的让步并不能阻止这场战争被普遍视为普京的失败，包括在俄罗斯内部。普京控制着俄罗斯媒体，无论发生什么，他都会宣布胜利。但是，俄罗斯人不可能永远对入侵的严酷代价视而不见，他们会慢慢意识到，他们失去了成千上万的士兵，却没有任何实际收获。
俄罗斯人将感受到全球孤立所带来的巨大经济损失，他们将意识到这场战争推动了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组织。事实上，俄罗斯内部已经出现了对官方说法不信任的迹象。在乌克兰击沉俄罗斯黑海舰队旗舰“莫斯科”号后，莫斯科声称没有（或最多一个）俄罗斯人死亡。然而，失踪水手的父母还是表示了愤怒和悲痛。
如果乌克兰最终成为一个稳定的民主国家，用数十亿美元的外国资金和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进行重建，用一场伟大爱国战争的叙述将团结一致，那么这个国家将成为普京鲁莽行为的一个活生生的证明。
乌克兰将成为自由的灯塔，其英勇的抵抗可能会劝阻其他国家的侵略行为。对俄罗斯这场失败的战争的回忆，可能会激发人们对克里姆林宫的判断力的怀疑，到时候会破坏普京的政权，就像阿富汗帮助推翻了苏联体系那样。

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知道的越多越绝望”，但是，读过这本书之后，才明白这句话其实很片面——当我们知道得更多的时候，才会明白世界并非永远陷入黑暗。
这本书的内容特别精彩，我就不在此赘述了，真心推荐大家买来好好读读，在这个令人沮丧的时代里，照亮阅读的自己。
丘吉尔曾说过，道德与政治经验的世界太过复杂，所以不能还原成一种单一的规则或原理。
政治，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像是一棵树，长势如何，取决于土壤、温度、湿度、光照等等一系列外部环境，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但政治又不仅仅是一棵树，它又像是森林，影响着气候（社会），更影响着我们每个人的生存（生活）。
古往今来，数不清的哲人用毕生精力来思考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是最完美的，比如乌托邦、利维坦等等，但是现实往往证明了他们的空想有多么高屋建瓴 。
就像法国大革命，人们照着建造天堂的图纸一砖一瓦垒起来的却是插翅难逃的监狱，怀着最美好的愿望去彻底改造世界的人们往往会陷入理性的傲慢，他们以为自己代表了美德和正义——事实上，这种正义却是充满了恐怖的正义，这种美德却是否认人性局限性、不切实际的美德。
没有一劳永逸的答案，只有永远追索的问题，政治令人困惑，但恰恰就是这份不确定的可能性，才是政治的魅力所在。
政治是一种开放性的艺术，正因如此，我们就更加需要一种更宽广、更多元、更有现实感的视野——比较的视野，这也是为什么刘瑜老师说：一个普通人要从“不假思索”中出走，他必须跳出“此时此刻”，获得一个更高更远的视角，足以看到历史深处的亡灵，以及道路尽头的悬崖。
政治没有标准答案，政治家需要考虑的是面对不同的价值冲突时，如何以客观、公正的角度选择合适的路径，同时又充分考虑到人性的一般水平。
政治永远是一门可能性的艺术、可行性的艺术，是次优的艺术。
没有完美的社会，也没有完美的政治，但是人类对于自由、公义以及所珍视的价值的向往却是共通且永恒的。在现实与美好愿景之间存在着太多复杂性，而复杂性就像熠熠生辉的浩瀚星辰，永远吸引着我们抬头仰望。

这还不算完，他的这种实践决定立场的态度也反映在他对于那些偏远落后地区的看法上。从来不瞎开地域炮，到黄州就发现猪肉好吃，到广东就发现荔枝好吃，“不辞长作岭南人”，到海南岛就发现生蚝好吃，又发现海南岛多百岁老人，所以感悟说：“岭南天气卑湿，地气蒸溽，而海南为甚。夏秋之交，物无不腐坏者。人非金石，其何能久？然儋耳颇有老人，年百余岁者，往往而是，八九十者不论也。乃知寿夭无定，习而安之，则冰蚕火鼠，皆可以生。”（《书海南风土》）别人流放到海南岛都是一副痛不欲生的样子，海南岛在他们的笔下都是蛮荒炎热瘴气之地，而苏轼一定要让眼睛决定思维，所以看到海南岛有这么多长寿之人，就得出了一个结论，海南没那么可怕，什么环境都是适者生存，这在当时一边倒对岭南的负面看法中简直是一股清流。
古往今来，能够让事实来决定自己立场的人永远是难得的。
看看微博，你会觉得绝望，看看苏轼，你会觉得心情愉悦。可悲的是——微博是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