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世汇544】中国人喜欢一种「受苦的老好人」叙事

中国人喜欢一种「受苦的老好人」叙事。一个人承受很多苦难，经历了很多委屈，但他不抱怨，默默忍受，他总是在艰难的命运里走自己的路。中国人喜欢这种叙事，余华的《活着》是这个道理，新东方和董宇辉能唤起公众「报复性感动」，也是源于「受苦的老好人」叙事。与其说，人们感动的是董宇辉，是俞敏洪，不如说，人们是把这些年受到的太多太多的苦，飞来横祸对于人生的重创（例如疫情，例如裁员，例如整个公司倒闭），报复性地投射在了「新东方绝境求生」这个叙事里。那些感动有多重，那些苦就有多深。人们喜欢看到一个「苦难承受者不被打倒」的故事，尤其我们会看到，在新东方的叙事里，「农村」「贫寒」「平凡」「小人物」「温暖」「奋斗」「不放弃」，都是使用很频繁的词汇。一个乡村长大的孩子，尝尽了生活的苦，被命运逼到绝境却依然不放弃。人类会被这种故事击中，会把自己受的委屈投射到这个故事上。所以与其说这是一个故事衰弱的年代，不如说，许多事情的成因，背后仍是故事的逻辑。《活着》是一套故事，新东方也是一套故事，当一个时代「受难的好人」故事流行，它的成功背后终究是莫大的辛酸，因为它说明我们受了太多太多的苦，而我们善于从苦难中提炼感动，却无力去深入改变苦难发生的结构，于是只能受苦，只能承受，只能一次次，幻想自己在黑暗的阴沟里看见月光。

从生产现场爆炸案发生，到网络几乎没有任何发酵的八线某省看，老人们习惯把钱存在利息高于国有大行的打着行政地方名头的商业小微银行上。
我看过其中的某些定期存折，产品其实是理财性质。
而这类民营金融企业，不过是民国时代的私人钱庄翻版而已。撇去各种创新的高光，就是一张张贪婪的大嘴。
能量大的，活动能力强的，甚至把养老金，公积金，房贷合作，甚至医保卡，和它们绑在一起，这背后的商业公关，你说都是清清白白，估计鬼都不信。
经济循环好，高息揽高息放，利滚利大家都开心，一旦循环有问题，彻底大家都完蛋。

「［实施］这些抗鼠疫措施标志着国家权力向日常生活领域的扩张，而这些领域以前还没有受到政治权威的约束。后来，当局之所以想诉诸鼠疫法规，其中一个原因正是它们能够将权力扩张合法化。无论是针对鼠疫，还是针对后来的霍乱或其他疾病，抗鼠疫措施主张控制经济活动和限制人员流动，授权对人们进行监视和强制性拘留，还批准入侵民宅，剥夺人身自由。当这些发生在紧急公共卫生事件的情况下，权力的扩张就获得了教会、强权政治和医疗界的欢迎。抗鼠疫运动因此标志着专制主义【绝对主义？】的出现，从更广泛的影响来说，它促进了近代国家权力的增长和政权的合法化。」（弗兰克·M. 斯诺登，《流行病与社会》，p.79）

自己画地图，自己做地形图，自己做人口变化图，甚至编了后世的名人采访，虚构了电视剧中出现的人物角色和纪录片。
下面引用的论文都是真实存在的，只是没有这个内容，更绝的是他写俄语的用，引用链接是瑞典、土耳其语论文。
很多词条环环相扣，为了圆一个词条的漏洞，能再编五十多条，很多国内教授和学生都被坑了，引用他内容的论文都差不多上百篇了。”……查了一下，代表作O网页链接 卡申银矿……

补个图三，他的自我介绍，真假不知。

希特勒掌权后，艺术作为宣传国家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的强有力武器，被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大量被视为“腐朽堕落”的现代艺术作品被没收。1937年初，希特勒授意宣传部长戈培尔筹办德意志艺术大展，旨在宣扬希特勒理念中“优秀的”德国艺术作品，端正国民的三观。然而戈培尔毕竟是文学艺术功底深厚的正儿八经的哲学博士，品位并非艺术落榜生可比。于是在艺术理念上，特别是对魏玛时代在德国流行一时的表现主义艺术上的态度上，戈培尔和希特勒有明显差异。戈培尔主导的评选委员会入选的作品让元首很生气。结果就是委员会被解散，希特勒另找帝国艺术院院长阿道夫·齐格勒来操刀大展。这就是为什么在照片中，戈培尔走在了第二排，而第一排陪着元首的是阿道夫·齐格勒。此后德意志艺术大展每年举办一次，一直到1944年，每年都吸引数十万人参观。每年卖出的作品中，相当一部分是希特勒自己买下的。
同时，为了让“帝国”艺术价值观更加鲜明，希特勒还授意齐格勒同时举办“堕落艺术展”（Die Ausstellung "Entartete Kunst"），将没收来的表现主义、立体主义等艺术家的作品（总共数千件）中选择了650件进行展出（这个有点像当年巴黎艺术沙龙与落选者沙龙的对展）。据说吸引了前六周就吸引了100万人次参观。这些被没收的作品，大部分后来被销毁，小部分在战时被拍卖充作军费。甚至到后来由于感兴趣者寥寥，是以“1公斤1角钱”的价格像废品一样卖给美国收藏家的。

#父亲节# 不要听那些瞎科普，什么古代的“父亲节”，中国古代没有父亲节。
中国自己的父亲节始于民国，王浩《民国时期父亲节及其纪念活动的历史考察（1945～1948）》介绍，1945年8月，就在抗战即将胜利之际，颜惠庆、袁希濂、史致富、梅兰芳、费穆、张一渠、陈青士、陆干臣、严独鹤、富文寿等 10 人在上海报纸上发起呼吁，成立父亲节，定为每年八月八号，取“爸爸”谐音。
抗战胜利后，上海滩闻人又组成“父亲节推行委员会”，推行父亲节。1946 年第二届父亲节纪念活动举行前夕，潘公展、李石曾、宋汉章、徐寄庼、王晓籁、杜月笙、程中行、吴敬恒、李登辉、钱永铭 10 人联名呈请上海市社会局转呈中央， “为纪念抗战史迹计，为崇尚民族道德计”希冀准予备案，规定八月八日为父亲节，通令全国遵行。此事虽然未果，但北平、天津、重庆、成都等地均开始在8月8日纪念父亲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