摸索黑暗中的群像—为什么俄罗斯人支持对乌克兰的战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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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昨天和我父亲通了电话。”我的同事告诉我，“他真的很激动，尽管他以前从未对zz感兴趣。突然间，他就开始攻击我了。'普京对你做过什么？是他让你有机会上大学的！'。[乌克兰]到处都是纳粹！' 我说，'爸爸，你怎么了？ '他以前从不相信当局，他一直坚持认为他们都在撒谎。但是现在人们都在发抖，他们非常害怕，他们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他们甚至不让自己问任何问题，他们只是吐出第一个可用的现成答案。他也害怕他们会把我和我妹妹扔进监狱，并试图让我们相信这个故事的一个不太危险的版本。“

   许多人说，他们感到焦虑不安。大多数是不支持战争的妇女。但我认为，支持 ”特别行动“，矛盾的是，也是一种焦虑的表现。这些人并不关心自己的个人意见，而是关心他们与他人一起经历共同的经历，把自己托付给某人。

   我真的对普京80%的支持率感到惊讶。我认为，这个数字不意味着也有大量的群众支持战争。事实上，它可能意味着恰恰相反：这些数字只表明人们是多么的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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耻辱

   ”每个人都在羞辱我们，归根结底。“在卡卢加地区的一个市场上，一位卖靴子和裤子的人笑着告诉我，”所有不是俄罗斯人的人总是在取笑我们：当我们还是孩子时，总是这样。过去的几场战争都是俄罗斯人杀死其他俄罗斯人。所有那些英国人和美国人都在嘲笑我们，蔑视我们。我想向英国发射一枚导弹。还有美国。这样他们就不会再跟我们作对了。不，我不赞成战争。但我对他们不尊重我们的行为感到厌恶和厌倦！“

   莫名其妙的羞辱这一主题在战争的支持者中是非常普遍的，尤其是在老年人中。

   ”他们完全打压了俄罗斯人。好像他只是一个傻蛋，一个没有任何道德的人。在过去的几届奥运会上，我已经受够了这些。没有国旗，没有国歌。它不能永远这样下去！“ 

   ”我们不能有我们的国歌，我们不能有我们的国旗，他们甚至不让我们的残疾运动员参加残奥会......“

   ”我们俄罗斯人从来没有过过好日子。“卡卢加市场的一位养蜂人烦躁地告诉我，”在苏维埃时代，郊区[苏维埃共和国]的每个人都比我们生活得好很多。我从来没有轻松过！切尔诺贝利，改革，所有其他的垃圾。我是一个独立的人！"他坚持说，提高了他的声音，"我不关心这个国家谁在执z。共c主义者、民主主义者—这都不重要！我永远都要挣钱养家！"他说。我永远会赚取我的面包！再也没有人能影响我的道德了！"养蜂人喊道，很明显，一切并不像他说的那样。

 

   ”你现在有什么感觉？“ 

   ”这里没有什么可感觉的！必须用我们这边的胜利来结束一切。没有其他选择。而且不应该有。“ 

   很明显，他对胜利的渴望是对他多年来所感受到的屈辱和羞辱的直接回应。

   ”没有人关心俄罗斯怎么想。“养蜂人继续说，”周围除了责备，什么都没有。我们现在是历史上最大的恶棍。" 

   我已经听过很多次这种感叹，没有人喜欢我们。这是某种自卑情节和受害者情结的混合物。我看得出来，他和其他许多人一样，想想象一些外部控告者，并与他争论。为什么？也许是为了感到自认为的高尚道德感。或者只是为了为别人而存在。

   “我很高兴我的总统终于完成了它！够了，你们这些家伙！如果你不想尊重我们，你就得害怕我们！” 

   “我们轰炸哈尔科夫是为了让西方国家的人害怕我们吗？”我请他澄清一下。

   我在养蜂人的眼中看到了对此的恐惧的理解。他不是一个傻瓜，也不是一个坏人。

   “我们不应该在我的国家打仗的时候讨论总统的所作所为！如果俄罗斯人民不同意我的总统，我的国家就会输掉，我不能允许这种情况发生。” 

   我或多或少能猜到他希望得到什么。这是我们证明自己有多牛的大好机会，而没有人会评价胜利者。

   许多年来，人们从这种屈辱感中逃向一个现实，这个现实中我们已经完成了一些宏伟的任务。我们伟大胜利的神圣性，我们把世界从法西斯主义手中拯救出来的事实，让人觉得我们的zf，乃至我们所有人，都是正确的。战争使人们团结起来，使他们有一种成为某种事物一部分的感觉。这是对目标危机、孤独危机的一种回应。

   “我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我完全支持这个行动。”一位嫁给乌克兰男人的女人告诉我们，“反基督者会来，你知道的。反基督者将来到德国，来到欧洲，每个基督徒都知道这一点。” 

   在我看来，她似乎在等待天启，等待外部世界与她内心挥之不去的噩梦相吻合。我在其他对话中也能听到：好吧，有些东西终于清楚了。仿佛这场战争结束了多年的不确定性。

   “在多年的停滞不前之后，战争是一种心理上的解脱。”一位心理学家朋友告诉我，“这就像监狱里的一场大火—至少有令人兴奋的事情发生。”

 

为了避免犯错

   在卡卢加地区的一个小镇上，我们在一位60岁的老人家门口停下，从他那里听到了一些话，让我感到惊讶。从他的语调中，你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善良而富有同情心的人。

   “我有什么感觉？纳粹分子需要被杀死。我的祖父曾与他们战斗，并杀死了他们。我并不反对乌克兰人民，但那些人需要被杀死，被赶到欧洲去。” 

   “你对这一点有怀疑过吗？” 

   “我怎么会有任何怀疑呢！我的祖父打过仗—有什么可怀疑的呢？我们不是攻击他们的人，不像那些纳粹分子。或者，好吧，如果说我们攻击了他们。但我们攻击了谁？不是人民。我们攻击的是纳粹分子。那里[在乌克兰]有好人。这所房子。"他指着他的门口，"一些来自利沃夫的人为我建造了它。如果我碰上他们，我会向他们开枪吗？当然不会！”

   与我们交谈的许多人不同，这个人并不让人觉得偏激、不诚实或愚蠢。

   “我的朋友告诉我了这个故事。1979年，他们让他们[士兵]进入警戒状态，没有解释任何事情。他们拿走了他们的军人证，飞机着陆后，突然告诉他们在哪里。'你在阿富汗共和国'。”男人继续说，"他告诉我，'我从一个悬崖后面爬出来，在我前面三米处，有一个阿富汗起义军站在那里，背对着我。我怎么能杀死那个人呢？当你去宰杀一只小猪的时候—是你养大的它，你还是会为了勇气而喝下100克[酒]'。他以前甚至从未见过有人被杀，他完全是个新手。他闭上眼睛，扣动扳机，直到子弹用完才停止射击。当炸弹开始落下时—人们当然会害怕，当然会恨我们。”

   这个人真的让我感到震惊。他明白有一场真正的战争正在进行，平民正在死亡，战争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但他仍然完全支持“特别行动”。他承认他在是在电视上看到的都是宣传片，但却选择相信它。仿佛这些矛盾的想法生活在他意识的两个独立部分里，没有交集，没有滋生一丝怀疑。

   人们不愿意让自己看到我们发动了一场可怕的战争，并准备提出任何可行的解释，以保护他们作为好人的形象。为什么他们会如此顽强地抵抗？为什么他们觉得被误解是如此难以忍受的事情？我想，这源于古老的信仰，即最终世界是公平的。缺乏正义的可能性似乎能够夺走他们对幸福的最后希望。

   很明显，他们生活在一个纯粹的正义之梦中，事情越是可怕，他们就在周围建立越来越厚的防御工事。为了保护他们的正确性，他们需要把这一切描绘成黑白分明的。

   当我第一次听说这场战争时，我也有同样的反应，只是站在另一个角度。我一直在想，我不想听到任何与我的观点不一致的事情，比如关于乌克兰人真的对入侵感到高兴，或者乌克兰士兵处决受伤的战俘的故事。细微的差别妨碍了心理上的稳定，使我身体不适。这种情况需要简单化。

   我非常害怕自己错了。这个词使我所有的原则都变得毫无价值。我害怕自己会被强行要求相信其他的原则。我认为现在每个人都感受到了这种威胁，并在尽力保护自己。

   例如，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当他们与她的母亲争论战争问题时，她的母亲总是爆发出愤怒的、指责的吼叫。然后，有一次，她突然用充满厄运的声音说：“那又怎样，我们的士兵就这样白白牺牲了？”

  

悲伤

    虽然看起来很奇怪，但我认为莫斯科人明显更具意识形态色彩。在莫斯科，对战争的支持是紧张的、不妥协的。在各省，大多数人也支持“特别行动”，但他们更温和，更愿意看到复杂性，对乌克兰人民表示同情。

   每当有人被迫直面战争时，对战争的支持就会骤然下降。比如应征入伍的儿子的母亲或在乌克兰有近亲的人[虽然不是所有的人]。我们遇到的大多数反对战争的人都是诚实的女性，她们不受zz信念的支配，而是内心深处对战争的恐惧。

   我们发现一位坐在基辅车站（车站名）外的女人，当我们问她的感受时，她非常震惊地看着我们，仿佛她也在想同样的事情。

   “我有什么感觉？恐惧和悲痛！”

   “你能告诉我们更多吗？” 

   “不，我很抱歉，但我不会讨论这个问题。这太私人了。我有三个儿子...”

   她哭了，跳了起来，并迅速走开。

   也许有四次，我碰到了那些因情绪激动而无法说话的人。其中一个是一个在林荫道上抽烟的人。在我们的谈话中，他几乎崩溃了。当我们问他的感受时，他恐惧地看着我们。他用颤抖的嘴唇，也许还有一些希望，开始告诉我们，他真的想离开俄罗斯，但不明白他能和他的家人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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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我非常惊讶的是，卡卢加市场上同意与我们谈论战争的大多数摊位经营者都反对战争。我想这是因为他们的工资直接受到经济形势的影响，与退休人员或政府雇员不同。

   “哦，我没有感觉，甚至没有任何感觉。我为双方的每个人感到难过。” 

   “感觉？恐惧，当然，它是让你有所感知的原因。你为人们感到难过，为孩子们感到难过，在他们那边，在我们这边，没有什么区别。我从未想过事情会发展到这一步。” 

   “我感到很受伤，我们对一个兄弟国家这样做。” 

   “我不相信任何东西—他们对他们撒谎，就像他们对我们撒谎一样。现在，它没有影响到我们，但它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对我们造成影响。他们把我兄弟的儿子[带入军队]。前天他收到了关于去哪里的通知。一个母亲怎么能袖手旁观，看着这一切发生？” 

   “是的，我离它还很远。我们是俄罗斯人，我们已经为任何事情做好了准备。”一位店员告诉我。

   一分钟后，她追着我告诉我剩下的事情。

   "如果你试着不戴记者证在这里走动，人们会告诉你他们的真实想法。这就是他妈的末世。“

 

 

第四章 责任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保护自己不受焦虑影响的最简单方法是减少你所负责的事情的数量。你只要告诉自己，你所做的一切都不能改变任何事情，然后你就不必考虑任何事情，因为你已经接受了这一切，认为这是必然的。这就像我们都知道汽车尾气会污染环境，但我们还是继续开车。人们已经接受了战争，将其视为一种必然。

   ”我不认为我们现在就能知道真相。总有一天，我们会发现到底发生了什么“"一位妇女正在说她的女儿，她的女儿因为战争而匆匆逃离了这个国家。”是的，情况非常糟糕，Zhenka现在在那边，还有Lena阿姨的儿子，我每天晚上都为他祈祷，希望他能回来。但是真相，深层的原因，如果你不去挖掘历史，如果你不参与zz—我们看不到。我想，肯定就是没有别的办法了。“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是许多人提出的一个论点。女人们会说，她们在为某个人祈祷，但试图不对整个局势发表意见。这感觉就像整个人群都选择像孩子一样，什么都不想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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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直希望一切都能顺利结束！我们希望这一切都能尽快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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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战]会发生什么？我们仍然有我们的糖，我们仍然有我们的荞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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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人似乎对胜利更感兴趣，而女人对此并不十分关心。尽管如此，她们还是试图通过国家提供给她们的，能够安抚她们的镜头来看待这场战争。

   ”我从未料到会发生战争。“一位律师在莫斯科的一个购物中心告诉我们，”但如果总统决定这样做，他一定有他的理由！在这个层面上还有其他考虑。它可能意味着对我们整个国家的救赎。"

   在战争开始的某一天，我和我的同事走到一对母女面前，她们正坐在公园的秋千上。女儿是莫斯科的一名年轻教师，对战争感到不安。母亲是一位不住在莫斯科的政zf人员，她是认为”当权者不是傻瓜“的人之一。

   ”年轻人是极端主义者。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时可能少了一点热情。我对这一切都不感到震惊。但我们一直希望这一切都能很快结束。我们只需要换掉他们的zf，然后一切就会稳定下来。“

   很明显，她很害怕战争。她希望尽可能快地跳过它。

   我们看到，战争真的让他们很担心，但却不断听到人们重复那句空话：”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起初，我不明白，理解发展中的悲剧是如何与拒绝思考它并存的。

   “对危险的最基本反应是什么？搏斗、逃跑或麻木。”一位心理学家向我解释道，“那些有能力的人就逃跑。战斗意味着加入侵略者的行列。麻木，装死，是一种内部移民的形式。为了生存，避免做出任何公开反应。”

   这种麻木的反应正是我们所看到的：人们拒绝采取任何行动，得出任何结论，并试图与其他人融为一体。这些人只是在纸上支持战争。

 

与权力结盟

   在街上的谈话让我们对公众舆论有了大致的了解，但并没有让我们看到与我们交谈的人的个人生活。然而，我们有朋友的故事，讲述他们如何与[支持战争的]朋友或亲属交谈。他们很了解这些人，可以解释他们为什么会采取这种立场。

 

   一位朋友告诉我们她的牙医，她已经去看了很多年的牙医。当战争开始时，这位朋友要求所有支持战争的人在Facebook上取消关注她。她的牙医给她发了这条信息。

   “作为一个诚实的人，我在Facebook上取消了对你的关注。但我也真的很难过。我每天都在读，我听新闻。我当然不支持这场战争，我反对人们和儿童死亡。但我不能支持你的立场。我相信，我们没有其他办法。最有可能的是，这场战争会发生在我们的领土上。与他们[乌克兰人]达成协议是不现实的。我有很多病人来自那里，还有我的老师。这是我的立场，这是我的感受，也是我的生活方式。我不希望任何人试图改变我的想法。我支持专制国家，我希望有一个沙皇。我不相信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或者其他任何你热衷的东西。”

   我的朋友知道这个女人很好，很体贴，她楞住了。

   “你看，我们谈了这么多。她是一个真正细致的医生。但她认为，她没有能力靠自己的力量做好任何事情。这是她的信念，俄罗斯人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任何事情，他们永远需要被强迫工作、生活和学习。他们需要一只强有力的手；普京捡起了这个国家的碎片，并把它们重新组合起来。她说，'我需要言论自由做什么？在我的生活中，它能为我带来怎样的改变？所有这一切似乎都充满了疲惫。'"
   我有这样一个矛盾的想法：会不会许多普京的支持者实际上比我们这些不支持的人有更悲观的观点？我想，我的朋友为我描绘的画面可以被冠以”习得性无助“的标题。

   俄罗斯人如何看待这场战争？我认为，如果我们要把这一切归结为一句话，那就是：”好吧，我们活过了199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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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医生朋友，一对丈夫和妻子，因为战争而陷入了一场真正的大吵。“我的同事Alisa告诉我，”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发生了可怕的争吵。战争开始两天后，他们走在街上，他们十岁的儿子问他们发生了什么。Ninka告诉他，发生了战争，俄罗斯袭击了乌克兰。然后Denis开始对她大吼，告诉她不要对他们的儿子说这些话。

   他开始说，一切就像它应该的那样。在此之前，他也曾感到惊恐，但现在他转到了另一边。Ninka说，她认为这是出于对他们儿子的担忧。这[战争的真相]似乎太沉重了。也许他认为自己应该做一些事情，但不明白那是什么。他向另一个方向走去，再也不回来了。他屏蔽了所有的争论，开始只说口号。一个多月以来，他们甚至无法就此事进行正常的对话。

   他为他们所过的生活付出了那么多，他们有国家资助的抵押贷款。他把自己的生活搞好了，随之而来的是他对zf的信任不断增加。然后突然间，咣当！这种事情发生了，迫使他不得不背离zf。他应该怎么做，扔掉他所建立的这整个生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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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24日，我去看我的父母。”一位来自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熟人告诉我，“我妈妈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个表情？'，'好吧，战争开始了，你知道。'她说，'哦，别提了。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任何事情。'" 

   他继续说：”我的祖母教导她的孩子们一些基本规则：老大永远是对的；不要插手别人的事；找到一份能让你安静地坐着的工作—这是主要的一条；沙皇是好的。这就是我妈妈的教育方式。她知道电视上有很多废话，但她尽量不去想它。它所描绘的混乱、黑暗的画面对她来说是可以接受的。“

   “我姐妹和我不说话。她有一段时间是国家雇员，在她的社交媒体头像上只有”Z“字。在1939年，她应该会是一个国家社会主义者—一个纳粹。她微笑着看着我，我从她的眼睛里看到，她在用对待一个傻瓜的方式对待我。她的文凭是买来的，不是努力来的，但她认为她比我好：‘我们知道[真正发生的事情]，但我兄弟能做的只是试图炫耀他有多聪明。’ "

   ”我碰到了我的姐夫。我可以从他的眼睛里看出来，他在笑，他想和我说话—我可以看出他在享受这种情况。他有这样一句话，在战争前的一个星期：'那么我们什么时候把基辅炸成废墟？'，而现在[经过一个月的战争]，是'呵，呵，一切都很好，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 

   我们地区最大的城镇有大约3万名[居民]。带有字母“Z”的汽车只是景观的一部分。我认识的人中没有人有任何疑问。这种氛围很容易生活，很舒服。我们的生活现在会变得更糟？好吧，我们的生活已经很糟糕了。" 

   

适应

   有一种假设是，一旦棺材开始运抵俄罗斯城镇，人们就会开始怀疑。

   我认识的一位艺术家告诉我：“我来自乌拉尔地区。几天前我给我兄弟打了电话。他在一个小镇上，那里的人都互相认识。而他们在一天之内就收到了六具[俄罗斯士兵]的棺材。我兄弟说，'事实上，我们早就应该[干掉]那个乌克兰了......斯大林，他把所有这些法西斯分子，所有这些人民的敌人，都关在集中营。但是赫鲁晓夫把所有的班德拉主义者和车臣人都放了出来；戈尔巴乔夫摧毁了一个世界大国；叶利钦武装了乌克兰并把克里米亚送了出去。而现在，普京不得不处理这一切的后果。’”

   我在莫斯科的大多数朋友都觉得，在一天之内，他们失去了赋予他们生活意义的东西。我们一直坚持的一切都破灭了。因为这个原因，大量的人离开了，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害怕。

   但对许多人来说，情况恰恰相反：一切都充满了意义和希望。失去以前的、战前的生活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他们得到的是对自己的正义的强大信念，这种信念现在无法被打破，无论有多少个火车站被炸毁。也许生活在某些方面确实变得艰难，但现在有了希望：我们会团结起来，打败邪恶的敌人，让一切回到正轨。

   我们很难理解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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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一个熟人让我感到惊讶，她告诉我，在吞并克里米亚后，她曾想离开俄罗斯，但现在她支持 “特别行动”。

   “早在2014年，我就对我丈夫说，要么我们离开去西方，按照那些价值观生活，要么我们留在这里适应。他不想离开。我哭了一阵子，但决定与我的人共命运。”

   在这次谈话中，我发现许多人支持正在发生的事情，只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没有机会离开—或者抵抗。

   “我们只是上了他们挑衅的当。北约基地、生物武器......这一切都说得通。”我的熟人说，“实际上是否有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区别。这一切都非常复杂。不是那么一目了然。” 

   “你不觉得这种指控只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做法吗？” 

   “也许吧。但这是我们的官方立场。” 

   “但你为什么要顺着它？” 

   “即使我不顺着它，这又能改变什么呢？沙皇已经说了！你知道：当主子们倒下了，他们的手下就会有影响力。乌克兰—基本上，他们是孩子。他们说的那些话，他们毁坏国家的方式—他们把那叫做自由！”

   我可以看出，她的“这一切都不是那么一目了然”来自更深层次的地方，而不仅仅是为官方谎言辩护。 我的熟人知道她自己的无助，但认为这是常态；她已经习惯于防御性地生活，习惯于隐藏在她的个人生活中，那里有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但是现在，当情况对她来说特别可怕时，她会用她习惯的感觉来为自己辩护：”我不坏。他们是坏的。“

   ”谁是正确的并不重要。这就是现实。“ 

   ”但我们将不得不付出代价。“ 

   ”我早就知道我们将为此付出代价。我们将分享胜利和失败。否则你就应该离开。不满意的人离开真的会更好，因为我们不喜欢对这里不满意的人。“ 

   她说与国家共命运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为了解释她别无选择：她圈子中的人喜欢普京，支持战争。如果她想和他们在一起，她就有义务同意他们的观点。  

   ”这里没有人需要我们！“我的熟人继续说，”他们[西方]根本不关心普通的乌克兰人！他们发动这些战争、z变、革命......对他们来说，人们只是—什么都不是，只是装备而已……“

   虽然看起来很奇怪，但我第一次感觉到对西方的真正恐惧是在这位年轻女子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们是普通的、平凡的人，我们是无助的，所有这些力量都是我们无法控制的，不要碰我们，不要对我们做任何事情，不要用任何东西来诱惑我们！我们有负责人，这就是我们需要的一切。

   这次谈话发生在布查之后。我的熟人唯一要做的就是捂住耳朵，赶走她的想法，只要相信我们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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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来没有在普京身上找到过错，尤其是现在。”科斯特罗马地区一个小村庄的一位出色的医生告诉我们，她继续说，“我们的总统还不错。我很平静。他没有派我们的孩子去打仗。他派的是特种部队，不是炮灰。你甚至可以在电视上看到：当他发表关于我们的士兵的演讲时，他的声音会颤抖，你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好人。我一直认为，不应该由我们来考虑这些事情。我为我们的孩子们感到遗憾，但孩子们知道他们要面对的是什么。因为我们已经有了车臣、阿富汗。我们为这些孩子感到遗憾，我那时有两个儿子......如果没有战争就好了，这才是最主要的！”  

   我意识到，这个生活非常艰难的女人，只是要相信有一个正常的、善良的世界，而这个世界中有善良的人在掌管它。

 

 

第五章 丧失理智

 

   

错觉

   有一次，我们走到一个坐在埃里温广场长椅上的人面前，这是莫斯科的一个高级商场。他说的和其他人差不多：这都是一个大游戏。

   “有一个游戏正在进行，这些军事行动中穿蓝衣服的人，小绿人。在某些圈子里，有一些严肃的事情正在发生。他们已经做了很多。但我不认为在苏联，在这样一个大地方，人们是白痴。因此，有一些决定正在进行，解决一些具体问题。而在这一切之下，有一些严肃的东西存在。我在电视上看到，他们展示了一些白色的建筑，有人在接受采访，所以我看了，但有一些不对劲。我也是军人，我服役过，我到处旅行；我们玩牌，一种战略游戏—我们输了。但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 

  这越来越无聊了。现在我已经厌倦了听这些垃圾。但后来我注意到，那个人坐在长椅上铺开的一条毛巾上，在他旁边有塑料袋装的垃圾什么的，还有散落的食物残渣......我意识到这个人患有精神病。但他的妄想与大多数人的妄想几乎是一样的。

  “你们这些自我主义者！”电车里的那位老太太喊道，指的是我，以及所有去参加抗议的人。是什么让我们成为自我主义者？她以为我们不想帮助她。我们是冷酷的、不可理喻的年轻人，我们要把她一个人留在那里，不帮助她度过她的晚年和苦难。我们是自我主义者，因为我们不和她在一起，我们不想保护她，不想用温暖的东西把她盖起来。她觉得自己将被完全抛弃，过着完全无法理解的生活。她很害怕，但我们却不能关心她。

  我意识到，就所有实际目的而言，她是一个孩子。她感到孤独和无助。她害怕承担责任。她还为自己被迫长大而感到不安，从而失去了孩子第一次体验事物的能力。她觉得我们的理性是一个谎言，一个会让她不再做自己的谎言。

  她想和那些能保护她不受那种寒冷影响的人在一起，他们会摧毁那种理性，让她继续做一个孩子。她会全心全意地支持那些做那些疯狂事情的人，因为恰恰是那些疯狂的行为直接表达了她的存在让她感到的东西。老太太喊了一声，以便我们听到她的声音：“我存在！你看不到吗？”那个心烦意乱的小孩喊道，几乎就像在求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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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布查悲剧发生后，我认识的一个芬兰人，一个在俄罗斯生活多年的女人，用俄语写了一篇绝望的社交媒体帖子。她针对支持战争的俄罗斯人，问他们如何能带着这些想法生活。她无法理解俄罗斯人如何能向自己解释（这一切）。

  就在那个时候，我又看到了我的一个老熟人的帖子，她写道，她 “对俄罗斯知识分子的集体大脑中，无足轻重的和令人尴尬的道德和平主义感到非常痛心”。

  我的熟人对zf只关闭了一些敌人的大众媒体，而没有对传播“恐俄”文字的人判处更严厉的刑罚感到愤慨。她对新发现的自由表示欢迎，“摆脱了长期以来把我们紧紧抱在怀里的道德贫瘠和虚伪的幻觉”。

  我给她打了电话。

  “自由派大众媒体否定俄罗斯是其文明准则。这当然是一种犯罪。但现在我们在大西洋那边有了这种粗暴的、惊人的、令人心动的转弯！乌克兰人是我们的人民，当你明白这一点时。我们正在回答俄罗斯是否会留在全球文明名单上的问题。现在整个世界都在关注着俄罗斯。因为我们俄罗斯人像往常一样，走在所有人的前面，骑着白马，拿着红旗。我们正在看到一种叫做美元的大流行病的复苏。世界正在看着这一切，并咬着嘴唇：'来吧，俄罗斯！来吧，动手吧！'”

  在某些时候，我与她的话的含义脱节了。我可以从她的语调中看出，我不是在和一个人说话。我是在和精神错乱的人交谈。她的错觉是一个封闭的、完全合乎逻辑的现实。

  “这一切之所以持续这么久，正是因为我们没有轰炸和平的城市！感谢上帝，俄罗斯国防工业制造了足够的精密武器。我们只是在和乌克兰的纳粹军队作战。”

  “但马里乌波尔被完全摧毁了。”

  “你怎么回事，难道你不知道乌克兰武装力量藏在居民区吗！”

  “当然，但最终的结果是，俄罗斯军队轰炸了他们。你了解这种情况的发生吗？”

  “拜托，Shura，你为什么要这样呢？那是......那是一个宣传问题！”  

  我的熟人的声音在颤抖。她受伤了。我把她拖进了某种可怕的敌人的现实。

  “告诉我：你真的不明白，他们每天都在杀害那边真正的活人吗？” 

  “你想让我承认我是个嗜血的贱人！？”她对着电话喊道，“好吧！我是站在杀手那边的！。但令我欣慰的是，人民和我站在那一边。我和我的人民在一起，当然了。现在你回答我：为什么普京当时要启动特别行动？来吧，回答我！“

  我们在科斯特罗马的一个教堂里遇到的一位知识分子，她这样说：”现在的俄罗斯人就像一个被告知其父亲是杀人狂的孩子。他无法相信，他抨击它，他发脾气，他想出各种理由，他寻找可以责备的人。当然，他的处境非常糟糕。“

1939

  大家都注意到，入侵乌克兰的理由与希特勒进攻波兰时所说的完全一样。确切地说：是为了保卫我们的边界，保卫帝国的安全，保卫波兰境内受压迫的德国少数民族。但泽始终是一个德国城市。德国有权利重新获得对德国领土的主权。自由主义世界在撒谎：我们想要和平，我们耐心地提出减缓军备的扩散。但波兰中断了和谈，并动员了其公民。我们不是在与民众作战。我们的空军只是攻击军事目标。任何使用炸弹或化学武器的人都会得到惊人的回应。我们准备与所有人作战。  

  当你读到希特勒1939年9月1日的讲话时，你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起初，我甚至认为这可能是乌克兰的假消息。战争前夜，我从一个关于乌克兰破坏者入侵俄罗斯的报道中得到了类似的震惊：这是对格莱维茨事件的直接仿效。在6月22日，希特勒向德国人民解释说，边境上有160个俄罗斯师，准备入侵欧洲。我不知道是谁想出了这个讨厌的笑话，是历史，还是外面一些特定的愤青。

  学前班的孩子们站成 “Z”形。Z被画在需要好好吓唬一下的异议人士的门上。这个字母有一种粗鲁、法西斯的魅力。它是权力和意志的标志，打破了边界和常规。它在符号意义上与党卫军的闪电相同。

   然而，整个俄罗斯，从普京到杂货店的收银员，都认为它在与法西斯主义斗争。这就是为什么20岁的孩子们正在杀害成千上万和他们一样的，说着相同语言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正在摧毁讲俄语的城市，而数百万居民正在逃往欧洲的原因吗？

  俄罗斯的人们习惯于把战争看作是一种神圣的经历，它可以洗去一切，让他们回到某种真正的意义上，回到他们本身。他们认为战争会把他们从他们最终生活的环境中解放出来。整个国家都在重复关于”去纳粹化“、”去军事化“和”解放“的话。你不得不注意到，这些话并不是凭空出现的。这确实是人们潜意识里想要的，但他们无法得到它。所以他们通过对他们认为最像他们的人进行侵略来发泄他们的挫折感。俄罗斯正在对乌克兰做它想对自己做的事情。

  “Z”通常是用圣乔治的丝带画的。我认为这是真正的精神病发作，是真正的临床精神错乱的症状。就像一个人走火入魔，穿上党卫军制服外套，戴上苏军军帽，拿起一面红旗，过去杀了他的邻居一样。精神病学家说，妄想是无法被推翻的。向一个精神病发作的人解释他的世界观不符合逻辑是毫无意义的。妄想可能表达了人们身上一些关键的东西，他们的心理上要保护的东西。这是一种解决某些内在冲突的方式，而这些冲突是没有清醒的解决方案的。

  ”在精神病学中，有一个概念叫做诱发性精神病，当一个健康人开始相信他身边的人所传播的妄想时。“我认识的一位心理学家说，”这通常发生在他与患病的人一起隔离的时候，当有很长一段时间的神经紧张的时候。大规模精神错乱的生理机制可能是类似的。"

 

 

   有一次我和一个女人和两个男人聊天，他们站在一栋公寓楼的入口处讨论zz问题。他们是邻居，彼此都很熟悉。那个女人是“行动”的狂热支持者，她说了一些诸如“纳粹”和“八年来你去了哪里”之类的话。其中一个男人也支持这个行动，但并不热心，只是顺应大多数人的意见。不过，第二个男人原来是反对战争的，和我一样。谈话完全是心平气和的，但那个女人最后成了少数派，这是她没有想到的，她很快就用完了她所有的论据。  

  “但你得看到，对吧，那里的普通人正在死去。”我说，“很难把他们炸得喜欢上我们......” 

  突然间，那个女人喊道：“我确实看到了！那又怎样？！” 

来源：@恶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