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锦华 在场【下】

戴锦华 在场【上】

身体性

关于戴锦华的「不变」，与滕威同届的孙柏提供了另一种视角。

2008年前后，两人一起在宋庄参加日本导演小川绅介的纪录片展映，观看讲述1967年高崎经济大学学生运动的《压制的森林》时，孙柏坐在戴锦华旁边，纪录片中有许多对抗镜头，军警用军棍、拳头、水龙镇压抗议学生，「就那样直直地砸下来，雨点般地落在那些非常瘦弱的，也很天真的男女学生的身上。」

孙柏至今记得，银幕上出现那些场景的时候，「戴老师呼吸变得沉重，身体开始起伏。」

作为曾经的学生、如今的同行，孙柏最为羡慕戴锦华的一点是，「她始终具备高度的身体性」，孙柏觉得，正是这种「身体性」，让戴锦华成为极为不同的学者，「绝大部分的学者、知识分子早就已经丧失了身体性，包括我自己，但是戴老师这儿是不一样的。」

孙柏记得有一次戴锦华说起自己在90年代初期的创伤性体验，整个社会开始狂热的金钱崇拜，全面的市场化导致人文理想丧失流逝，「夜里从睡梦中惊醒，听到外面的流沙声，痛哭失声。」

另外一次是在香港，当时看一部关于智利大火的纪录片，戴锦华回忆片中那些劫后余生的女工，许多女工被烧掉了四肢，面容尽毁，她本能地回避那些恐怖的画面，「但她就想到，在那个时候，一定要睁开眼睛去看一看，直接地去面对这种残酷现实给女性的、底层的弱势群体留下的伤痕。」

在孙柏看来，这种用自己的身体和生命观照社会现实的立场，某种程度上也决定了戴锦华的不可复制，「就是她的社会立场，她的现实关切，都是直接地呈现在她的身体性的反应上，她从来不是理念先行，更不要说什么预设立场，她不是通过理性的思考去到达，她的身体完全是浸没在这样一个现实当中，而且能够非常迅速地、及时地去做出反应。」
 

 2007年，戴锦华在埃及  受访者供图

所以她全球旅行，一年几乎有一半时间在路上，她需要用身体「在场」。有一年她漫游巴黎，遇到一位「诚挚而独特」的中年妇女，后来朋友告知，那是法国「五月风暴」时代的激进人物之一。但戴锦华眼前只是一位简朴的寻常女人，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员。

中学教员给戴锦华当了一天导游，游览的不是枫丹白露等风景名胜，而是巴黎的街角小巷。对方告诉她，100多年前的巴黎街巷就是那个样子，非常狭窄，这成就了法国小说中跳窗幽会的浪漫，也成就了街垒战的胜利。但巴黎公社被镇压后，统治者改造了整个巴黎，最彻底的改造是几乎拓宽了所有街道，将充满火药和反抗的空间扫入历史。

时代浮沉，反抗与遗忘交替。很多人在商业化大潮来袭的时候讴歌自由的胜利，但戴锦华告诉《人物》，关于90年代，自己始终忘不了这样一则新闻报道，一个东北下岗工人的孩子在店里说想吃香肠，妈妈兜里的钱只能买切下来的一节，店家不卖给他们。回家以后，妈妈吊死了孩子，然后自杀了。

这样的悲剧迫使戴锦华思考中国社会进步的代价，「因为原来你还是想的是大伙一块过好日子，大伙别拿18块钱了，大伙都拿80块钱，都过好日子好不好，最后你发现有人连1块钱也没有。」

2000年前后，戴锦华、温铁军、刘健芝等学者从书斋走出，开启了持续数年的第三世界考察，他们的足迹遍布巴西、委内瑞拉、墨西哥、秘鲁、印度、肯尼亚等地。20多年过去，温铁军向《人物》总结，「大家走了大量的不同国家，走访了不同的社会团体，接触了各色人等，最终形成的是我们现在的这样一个相对比较成体系的思想。这是大家的共同努力的结果。」

团队中，温铁军年龄最大，戴锦华最小，温铁军对「小戴」的印象是「很痛快，直来直去，爱憎分明」。如今回忆起来，那实在是一段充实、欢乐的旅程。温铁军定下规矩，每天考察结束，无论时间多晚，大家都要把当天的见闻互相交流一番，「没有任何芥蒂，没有任何隔阂的交流」。这些思想碰撞后来形成了一系列学术成果，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这批学者而后观照世界的角度。多年后接受采访，温铁军谈及自己的信条，给出了一个集体和理想色彩浓厚的回答，「吾辈之目的乃在于建设人类世界」。

20多年后，当初忧虑的，演化成如今蔓延全球的危机，温铁军相信以戴锦华的性格，内心会承受许多煎熬。作为经济学家，温铁军可以用一系列数据佐证当下的各种危机，但说到支撑自己和戴锦华这批学者几十年来对现实社会介入和关注的动力，他回答得很感性，「我觉得只是一种不忍吧。你看到的规律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你看到以后，无外乎就是不忍。但我们也达不到那个高度，我们自己是身处于百姓之中，因此就有作为百姓的那个不忍百姓为刍狗的心态。」

一直到现在，戴锦华仍会在课堂上问台下的天之骄子们，酷暑的烈日之下，是否能够体认那些高温下谋生的劳动者？她总是用「体认」这个词，它是身体的，直接的，做不得假。

「我一生为之自豪的东西就是，我基本坚持了我最初的（信念），我最初那些最基本的原则始终没有改变。我憎恶不平等，我憎恶歧视和偏见，我憎恶恃强凌弱，我尽一切的可能和这种东西去抗争，并且坚持实践平等，我没有变过。」
 

2006年，戴锦华在西非马里。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她走访了诸多第三世界国家。受访者供图

一生的「不确定」

与这种表达上的坚决相对应的，是戴锦华常常被外界忽略的一个特质——她经常处于一种徘徊之中。

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教授王炎看来，这种徘徊，构成了戴锦华的底色，「她不是一个被观念所左右的人，她相信经验。有好多学者，他如果觉得某一个思想、某一种主义是对的，他会放弃自己的一切去捍卫主义。」王炎很早就意识到，任何主义一旦落到实处，同现实碰撞，「会变成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东西，它会有各种各样的变形，各种各样的荒诞出来。」

跟戴锦华吵了无数架，王炎觉得本质上戴锦华更加相信经验，「戴老师是有自我的人，她相信最属于自己的东西，也就是本真。我喜欢戴锦华是作为一个真人的戴锦华，她有一个本真性在那儿。」

最早观察到戴锦华身上这种徘徊的是她的老师洪子诚，在洪子诚的最初记忆当中，他这个学生「如此的口若悬河，天上地下无所不知，而且香烟一支接着一支……」接着是她强势的文字风格，「果断自信，立场、观点的犀利、确定，咄咄逼人。」但随着阅读的深入，洪子诚发现，「她的论著中，与『确定性』并存的，还有某种『自反』因素，某些不确定的，自我限制的，让强度得到削弱的一面。」

在洪子诚看来，「戴氏长难句」恰恰是这种自反的结果，因为不确定，所以有许多缠绕、许多游离，所以在自己的表述中下意识地加入许多限定词，洪子诚进而概括戴锦华的生活与学术态度，是「在不确定中寻找『位置』」。

沿着这种不确定，洪子诚觉察到戴锦华无法被归类的事实，「戴锦华属于哪个派别？她自己好像没有公开说明。自由主义？古典自由主义？新左派？学院左翼？……我也曾想过要将她归入某一类，最终却总是不得要领。」

某种意义上，这也许是戴锦华自己的选择。
 

2015年，戴锦华参加华语电影传媒大奖颁奖典礼 图源视觉中国

很长一段时间，冷战是她建构自己言说的重要坐标，冷战思维强调二元对立，非此即彼，但她常提「第三」，第三世界，第三种选择。对她个体生活而言，「第三」仍然具备重要的意义，她总说，你不能根据对手来确定自己的位置——不要自证，不要辩护，而要去建立。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作为最早将女性主义研究引入国内的学者，近年来舆论中每每因性别议题吵得天翻地覆，戴锦华却有意压低了自己的声音。

胡亮宇的观察是，几乎内化为自身一种道德要求的反思精神羁绊着戴锦华，「所以她会警惕，某种程度这其实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最朴素的反思，她觉得女性的议题不应该仅仅是女性的议题，它应该是关联着更大的社会变革和阶层问题。」

所以她不站队，而是发问：为什么经过漫长的反抗之后，只有性别议题硕果仅存？

「所有的反抗必须是建构性的，否则，当敌手的不义稍有削弱的时候，你的正义性就崩解了，丧失了。你必须首先建构性地确认你自己的正义性，也就是说你必须跟人们分享的是你要什么，而不是你不要什么。」

在网络战争前，她是谨慎的，她始终没有社交媒体账号，哪怕在早前的BBS年代、博客年代，她都坚持不触网。一直到现在，她也没有勇气去看B站弹幕，因为惧怕「非理性恶意」。很早之前，她就告诉学生，不要陷入任何论战，「因为一旦进入论战，你就会把自己的立场极端化」。

但她仍然会因为2016年一堂公开课的截图引发争议——几十小时的课中的几分钟，被截成一张张字幕图——典型的网络时代传播方式，又是其中的一句引起波澜。

胡亮宇觉得最近这些年，戴锦华的内心经常会陷于一种拧巴。一些时候，她会觉得作为学者有些发言十分必要；另一些时候，她自己又会反思，是不是说得太多。在胡亮宇看来，这既是戴锦华本人的纠结，也是当代知识分子共同的现实处境，「知识分子已经很难找到一种特别体面的，或者百分之百体面有效的方式去进入到这个社会。」

上世纪80年代，她曾有一种去政治化的激情，「我们不管政治，政治也别来管我们」，但她逐渐发现，自己不可能作壁上观，于是她不断出走，不断寻找，不断发言，呼号点什么，预警点什么。

对那段走访第三世界国家的时光，戴锦华的描述是，她希望使自己心安，也希望找到全球化之外的、精神的原乡。但「其实也没有找到，哪有什么地方是原乡？」但这些旅途使她真正拥有了国际化视野。2006年，她将墨西哥萨帕塔运动的领袖、副司令马科斯的公报、信函集结成书《蒙面骑士》，书里面提到马科斯讲的一个故事，在此后被她多次引述。

「从前有一对非常穷的农家夫妇，他们已经穷到家徒四壁、一无所有，全部的拥有是一只瘦鸡、一头瘸猪和一匹枣红马。当一无所有被饥饿所逼迫的时候，他们杀了那只瘦鸡，煮了一锅瘦汤，暂时平复了饥饿。但是很快饥饿又来了，他们又杀了那只瘸猪，炖了一锅瘸肉，暂时延缓了饥饿和饥饿所必然延伸到的死亡威胁。」

故事写到这儿的时候，就轮到枣红马了，但马科斯说，「枣红马不想等到故事自然的结局，枣红马逃跑了，它逃跑到另外一个故事当中去了。」

对戴锦华来说，这个问题才是她寻找的核心：未来的可能性在哪儿？我们还能不能找到一个新故事？
 

人跟人的连接

在北大，戴锦华的办公室在中文系小楼的二层，在好几个有着中式红门的房间外，你很容易辨认出哪个是她的：门口有古朴的砖石地垫，窗内有猫玩偶，有插瓶的草花。这间小小的办公室，连沙发几乎都要被填满，她拥有无数小玩意儿，茶，咖啡，因为爱猫而学生从世界各地带来的猫玩偶，胶带，书，帆布包……每晚睡前的半小时，和很多想要放松的人一样，她打开淘宝，买些无用而便宜的小东西。有一回，她想买一个桌上用的粗陶小花瓶，没看尺寸，结果东西送来，是个巨大的粗陶花盆，她只好又买了一束高高的芦苇去配它。早年间，北京还有批发市场的时候，天意小商品市场是她常逛的地方，她会一早去，装作拿货，一口气买20条丝巾，而后，这些丝巾会在节日里学生们的聚会中，当作游戏的奖品分发下去。

她有诸多无用的爱好，买精油，穿手链，甚至打造银饰。办公桌旁的墙上挂着一块软木板，木板上钉着打印出来的照片：很多张切·格瓦拉。她自诩中文世界最了解切·格瓦拉的人，有时，说起切，她的语气和表情像是一个描述心上人的少女。一度，她定制了一个带着切的照片的手机壳。作为一名学者，切·格瓦拉及其所代表的20世纪60年代一直是她重要的叩访对象和思想资源；作为一个女性，她喜欢把日子过得蓬勃而有琐碎的趣味。
 

 戴锦华在办公室 

此前多年，除了上大课，戴锦华还会组织自己的学生开设「文化研究工作坊」，2018年下半年的工作坊在中文系地下一层一间会议室里举行，时间是每周四的下午3点。进入会议室要穿过两道近乎20厘米厚的门，这里于是有了防空洞的气质。会议室有窗，但不开，外面是黑的，人在其中，隔绝了地面上的一切。戴锦华总会提前一会儿到场，坐在前面的桌子旁，掏出保温杯。她有各种颜色的保温杯。她坐在那儿，笑盈盈地，看着到场的学生在两列相向的红桌子旁渐次排开。按照流程，一位同学会先就某个议题、某本书做报告，其他同学讨论，戴锦华随时加入其中，并在最后做出点评。

在这个会议室里，她和学生谈论短视频平台上的非洲黑人祝福视频，谈论耽美小说、人工智能，也谈论福柯、德勒兹和朱迪斯·巴特勒。博士生的讨论常常进入理论的深处，而戴锦华总会把讨论拉回现实，拉回那个地面之上的、广阔的世界。

那是没有边界的漫游。她提及北美、拉美、非洲的遥远国度，也谈及北京小区里的地下室。理论是学术的工具，但她警惕的，是把理论直接拿来操练，去框定今日中国的现实。按照课表设置，工作坊应该在6点结束，但说到兴起，戴锦华会忘记时间。

博士期间，胡亮宇最珍惜的就是这个工作坊。一部分人员是固定的——戴锦华的学生，还有一部分是流动的。这也是工作坊的传统，从1993年开始，30年中，不光北大学生，媒体圈、文化圈或是慕名而至的社会人士，来者不拒，「以前真的是一个开放的教室，里边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闲杂人跟社会人士，那样一个大门，被历史性地在2020年9月份关上了，疫情来了。」

疫情之初，戴锦华跟学生们发过一次很大的脾气，那是一次「不得不上」的网课，不少学生选择关闭摄像头听课，戴锦华对着电脑屏幕上的整齐排列的黑框，觉得自己简直面对着一排排电子墓碑。人们总觉得新技术的发展会令生活越来越轻松，但对戴锦华而言，上网课是更累的，她发现自己总想要穿过屏幕，触达屏幕另一端的人。

她珍惜人与人之间的物理性相遇，就像她执拗地认为，不去电影院，就不算看过一部电影，因为人们聚在同一个空间内、让光束从身后打来，是「电影」这个艺术形式的应有之义。

一个可以与之呼应的故事是，滕威一直记着1998年12月31号那天，本该有古代文学课，但同学们24号的课上就跟老师商量，「下周不要上课了吧，谁还来上课呀，大家都要跨年去了。」

老师跟他们约定，如果31号那天下雪，就不上课了。那天真的下起了雪，「特别有默契，没有人去上课，老师也不来，我们也不去。」滕威和同学后来一起去了圆明园，大家一起打雪仗，疯玩疯跑，以青春的欢乐送别了一年的最后一天，「没有人去举报，也没有人去投诉，也没有教务处的人来督导来骂，说什么这算重大教学事故，这可能是我们文学专业独有的浪漫和随性，可能不合规矩，却是我们难忘的大学时光。」

但这种缝隙，连同师生之间可能发生的情感连接，都在规矩和秩序逐步建立的过程中，成为了历史陈迹。今天的大学校园，一切都很规矩，几点几分要进入教室，摄像头里要看到所有人。老师有没有做PPT，PPT是否标准。「我们所有的教学过程当中每一个步骤都是严格遵守各种各样教学文件上的规定，这又能教出什么？」

年纪小上许多的王雨童在自己周边观察到一种无所适从，这些年每当新生入校，师弟师妹找到她，通常的开场白是「他会一上来就问你说，学姐，我怎么去选双学位？我怎么刷绩点？」

王雨童觉得戴锦华内心最大的创痛在于，世界的动荡加上疫情影响，「大家集体过上了一种毫无想象力的生活」。

此前，她们认为的世界不是这样。滕威怀念跟戴锦华一起旅行的日子，过去20年，参加学术会议、电影论坛，或是没有任何目的说走就走，师徒俩结伴走过了许多地方，滕威的性格丢三落四，不过没关系，需要什么东西，戴锦华一定有。

2013年，滕威到哈佛访学，当时她带着孩子一起，每天过得兵荒马乱，期间戴锦华要在加州参加一个会议，「我就特别没分寸地跟她哼唧，说老师，你能不能来波士顿看看我们俩啊？」

加州飞到波士顿要穿越大半个美国，滕威只当是自己习惯性的撒娇，结果戴锦华真的买票飞到了波士顿，那阵子阿特伍德在哈佛有个演讲，师徒两个悄悄溜进教室，混在众人中间听了这场演讲。

那时，她们相信一切都是有可能的。
 

 2008年5月，戴锦华在科隆参加女性电影节 受访者供图

「爱过，思考过，行动过」

50岁那年，戴锦华意识到了自己的「幸运」。

她说起那一年，出现了「一种非理性的、自己也不能解释的豁然开朗的感觉」，这种豁然开朗给她带来了许多解放，「此前那种无论如何都难以排遣的、耿耿于怀的、个人生命的被伤害经验和伤痛感突然就消失了」。

那年她形成一种知觉，后来跟许多同龄的朋友讨论，大家有了一致的意见，「就觉得我们是现代历史当中少有的、幸运的一代人。因为我们都出生在匮乏的、动荡的年代，但是到我们成长和我们开始进入到——夸张一点说——创造的时候，把自己的能量投入到社会事物当中的时候，我们赶上了一个黄金时代。」

她有了一种很深的感激之情，她提到爱伦堡在《人·岁月·生活》中写过的一个女诗人的故事，女诗人死于19岁，爱伦堡读文学史的时候，书上写她就活了19岁，所以她没什么可写。

爱伦堡反驳道，「一个姑娘19岁，她已经爱过、恨过、生过、死过、创造过，这是多了不起的一个故事。」

戴锦华50岁的时候，对这个故事有了深深的共鸣，「我可以对自己说，我爱过、恨过、思考过、行动过、书写过，我觉得我真的没有那种不能放弃的遗憾，我的生命当中没有那种悔不当初，我也不想时光重来。」
是在这种感激和释然中，戴锦华走到了自己的60岁。

围绕着她的诸多标签之下，胡亮宇觉得戴锦华是一个始终如一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者。两人聊到李沧东的电影《薄荷糖》，主角是一个光州事件参与镇压的士兵，他不仅是一个时代的受害者，同时也是一个施害者。戴锦华认为李沧东呈现出一种特别可贵的姿态，「他也会把自己想象为或者主动认作是这一切的结果。而不仅仅是说，好，这些都怪你们，我一点问题都没有。」

最近几年，随着对年轻一代佛系、躺平、内卷等一系列现象的讨论，指责年轻人成为一种流行，「她就不会特别轻易或者廉价地去指责年轻人，把这个时代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年轻人身上。她从来不把自己择出去。」

经历过年初的仓惶，最近，她加快了工作节奏，像是跟时间赛跑。

衰老和死亡本身并不是问题，戴锦华跟《人物》聊到她一以贯之的生死观，「我始终觉得死亡，到了我这个年龄，死亡已经是一个恩赐了，死亡是归宿，死亡是休憩，所以这不是问题。」

她几年前读到一个年轻女孩的遗书，里面的一句话是，「谁能给我一个活下去的理由呢？」

这封遗书让她感到了强烈的痛感，某种程度上，这也支撑起她一直以来不断言说，她再度提到那句「我不服」，「我是想跟大家分享这份不服，你要想能撑住这口气，还能凭一口气点一盏灯的话，你还得不服后面得有点什么，得有点什么你爱的、你信的东西。」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她和当时一些肝胆相照的朋友聊起这个话题：什么是对你来说神圣的东西？有人说是阶级，有人说是民主，她想了很久，最后给的答案，是「尊重生命」。「这个对我来说，是平等的真正内涵，或者说是最朴素的平等，每个生命都有活下去的权利，都有活得好的权利，没有任何人可以审判谁是废人，谁是多余人。」

近30年过去了，她发现自己仍然没有走出这个回答。

圆明园的那个下午，阳光猛烈，水波安宁。那天戴锦华原本不是很高兴，她觉得媒体总是有没完没了的问题，还给她「设置情境」，但溜达了一会儿，准确地说，是黑天鹅一家从荷花丛中钻出来后，她来了兴致。从池塘边到湖心岛上，她追着天鹅的影子。

没完没了的问题终于结束。戴锦华拿出手机，展示她拍下的小天鹅。时间退到5月，小家伙们只是几团软绵绵的小小的毛球儿，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渐次长大，慢慢有了天鹅的样子。端详着这些照片，她的脸上露出近来少见的柔情，「这个春天也没有白过」。

暮色从水面上波荡开来，圆明园内的游人少了，路灯渐次亮起来。我们一起往外走。

「悲观和乐观是一样虚妄的，当你意识到这点的时候，你就可以选择了，你就不会觉得所谓悲观是一种真实的态度，而乐观是一种积极的和理想的态度，这根本不成立。因为那个绝望本身忽略掉的东西，也许是可以放置希望的地方。总有人要生存下去，你就会意识到重要的不是悲观和乐观，重要的是你怎么去选择和放置你自己和你的工作。」
 

那段时间，她在为《中国电影50部》备课，某天晚上，又重新看了一遍侯孝贤的《悲情城市》。

一生当中，戴锦华有个对自己苛刻的原则，作为电影研究者，她始终尽力跟创作者保持距离，侯孝贤是个例外，每次去台湾，一大群朋友一定要安排一次卡拉OK，「侯导唱歌太动人了，侯导唱那个闽南话的歌，柔软，动人死了。」

生命中闪耀的许多碎片跟重看《悲情城市》的感受形成了互文。片中文青从监狱出来以后，一个个给朋友的家人送遗书，侯孝贤给了一封遗书特写，接着闽南语的歌声响起，调子哀婉凄清。之后侯孝贤切换镜头，小上海酒家一切如旧，厨房里依旧在炒菜，全家依旧在吃饭，生活依旧在继续，活着的人继续活下去，活下去就是柴米油盐。

这次重看，戴锦华觉得这组镜头中有侯孝贤对生命的彻悟，「你讲历史，我们家出事了，我的天塌了，地陷了，但别人的柴米油盐，别人的鸡零狗碎，只能继续。世界丝毫不因为发生了什么而改变。」

侯孝贤喜欢远景和长镜头，渺远辽阔的《悲情城市》之中，这封遗书是不多的特写之一。遗书上写的是，「你们要尊严的活」。

感谢李学军、陈轩、林松果对本文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