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语文老师？【2】

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语文老师？【1】

滋养

 

走近郭初阳，你会发现，他与语文的故事像极了一个「圆」——他是好的语文教育的传授者，同时也是受益者。

 

郭初阳的妈妈就是一名小学语文老师，也是他的启蒙老师，一年级时，妈妈教他拼音与造句，直到现在，他都保留着一本当年的作业本，封面上的名字是妈妈替他写的。

 

再长大一点，四年级时，他转学去了保俶塔小学。那所小学很漂亮，距离西湖只有两三公里，里头有密密的梧桐树，学校在一个小弄堂里，弄堂的名字很美，叫桃花弄。在这里，他遇到了自己的恩师邬锡宜。

 

邬锡宜老师清瘦而朴素，她眼神温柔，却有一种力量，走进教室，左右望一望，教室马上就安静下来了。郭初阳是转学生，刚到保俶塔小学，也没什么朋友，他喜欢一个人在教室玩，还给自己发明了一个游戏：把一枚硬币平放在课桌上，捏着另一枚，眯着眼瞄准了，放手让它落下去，看能不能打到桌上那枚，偶尔命中，随着轻轻「叮」的一声，滚到地上去了，再捡起来继续新的一轮。

 

他能感觉到，总有一个眼神在默默关心着他。邬老师给过郭初阳很多次肯定，有时是因为一个成语，有时是因为别的。郭初阳还记得，有一天，他一个人在玩游戏，听到讲台那边有人说了一句，「这个伢儿心蛮静的」，是邬老师的声音。

 

现在想来，邬老师的教学颇具前瞻性，1983年左右，她就自创一门信息课，每周末回家，每位同学都要收集一个信息，下周在班上分享。

 

这些四年级的小娃娃，有的去图书馆，有的看电视，每到信息课，大家都好踊跃，郭初阳记得，自己讲得最好的一次是讲鸭嘴兽，当年有个同学叫陈鸣鸿，他分享了哈雷彗星将于1986年2月9日回归的消息，还登上了当地的报纸。

 

1983年，中国尚未发出第一封国际电子邮件，尚未获准加入互联网，可邬老师却告诉孩子们，21世纪是信息的世纪。

 

邬老师重视写作。每次习作批改完，她都会挑一些优秀作文出来念，郭初阳作文写得不错，她印象很深，这个学生，个子小小的，坐在前排，一念他的作文，「他就是这样（缩起来状），很腼腆。」

 

我和邬老师在一个阵雨天见面，能感觉到，她是那种很爱孩子的老师，她的爱温柔且平均，就比如念作文这件事，其实郭初阳每次写得都不错，她却不会次次都念，有些同学成绩不好，稍微写了一段好的句子，「我就要读，我也在欣赏」。她也不会区别对待学生，家里穷的富的，她都喜欢，当时班里有个同学因为贫困准备辍学，邬老师去家里请了3次，最后这个孩子一直念到了高中。

 

一次聚会中，郭初阳拍摄的邬锡宜老师

 

 

邬老师陪伴郭初阳度过童年，给了他一个很好的语文底子。等到了大学，他又遇到了黄岳杰老师——现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主任，校园戏剧耕耘者，学生们喊他「老黄」。

 

郭初阳认识老黄时，是1992年，黄老师还在中文系资料室工作。严格意义上说，他并不是郭初阳的任课老师，却是大学时对郭初阳影响最深的老师。老黄是一个很随性的人，一到暑假，包一背就出去了，到处旅游，郭初阳入学那年，他同太太结婚，没办婚礼，旅行结婚，出去了一趟拍了好多照片，回来做了一个展，他和郭初阳在展览上认识。

 

这对师生经常聊天，聊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费正清的《剑桥中国史》，李泽厚的《中国思想史论》，他们总有很多话说，「反正围着操场一圈一圈这么绕着走」。

 

老黄带着郭初阳走进了文学的大门。图书馆、湖边的三联书店，是他们常去的地方。当时杭州有个特价书店叫「南华」，那家书店的老板对郭初阳印象极深，据说，郭初阳去南华淘便宜书的时候，计量单位是捆。「他那个哪里叫买书，他是批发书」。

 

老黄印象很深的一个画面是，一次，他去书店里买书，排队付账，看到前面一个人买了两摞书，书买得有点杂，但很明确，都是他评价体系里的好书，「这可能是一个在读博士」，他想。等对方结完账，他就听见，「哎，黄老师」，声音轻轻的。那是郭初阳。

 

老黄是一个纯粹的人。近30年来，他一直致力于做校园剧社，不计工作量，没有报酬。他是杭师大校园剧社的创办者，他给这个组织取名「流霞」，寓意是，「云是平凡的，当它被奇异的光亮照亮时，就会有色彩斑斓的呈现」。他认为，人的一生，如果沐浴到了文学和戏剧中的艺术光亮，生命也就更亮了。

 

郭初阳在很多个场合都说过，老黄是整个大学四年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他的大学同班同学蔡朝阳也说，中文系本科的四年，他心怀感恩，在这里，他养成了安静读书的习惯。因为有老黄，有这些书籍，他开始自我启蒙，开启孤身一人的精神旅程，「从一个野蛮的乡村男孩，成长为一个保持独立思考的个体」。

 

黄岳杰老师在流霞剧社 罗芊 摄

 

选错并保卫

 

郭初阳很喜欢博尔赫斯的诗歌《棋》，里边有这么一句：他们不知道/是棋手那杰出的手/主宰着他们的命运。

 

他也是万千棋子中的一枚，成为语文老师并不是他的主动选择。

 

郭初阳小学时拔尖的是数学，那会儿有珠算课， 每天都得背着算盘上学，一根带子穿起两头，斜挎在肩上颇为威风，仿佛一杆冲锋枪。他的算盘打得飞快，从一加到一百，常常第一个完成。毕业后听说他当了老师，好多小学同学理所当然地以为，那必然是个数学老师。

 

高中时，他感兴趣的是考古和医学，可惜高考没考好，报师范院校可以加10分，于是填了杭州师范学院，分数出来一看，450分，加上10分，正好就被录取了。

 

他是有文学梦的那类年轻人。在杭州师范学院念书时，郭初阳身边有个小团体，四个男生一个女生，都是热爱文艺的青年。大学时，郭初阳很喜欢《红楼梦》，很多个晚上，寝室熄灯了，蔡朝阳还扒在窗户上，拉着他「再聊会儿」。他们听摇滚乐，崔健到浙江省体育馆开演唱会，开了三天他们就听了三天，价票太贵，那就等开场之后进去，票就便宜了。他们每周都去湖边的三联书店，那是独属于他们的精神暗号。

 

直到现在，这种文艺气息都没有消逝。在绍兴，蔡朝阳同我谈起他们的大学生活，讲到有一次出去玩，很随意的，他描述了一个特别诗意的画面：「我们去西溪，那时候还不是国家湿地公园，蛮荒僻的，我印象很深，一条木船在水里面划，两边有乌桕树，我们是冬天去的，一棵非常高的柿子树，柿子都掉光了，上面只剩下一个鲜红的柿子，在树顶上。」

 

包括那位小团体里唯一的女生金铃，我们一起吃饭，一碗玫瑰冰粉端上来，她尝了尝，感觉玫瑰花直接吃口感不是很好，很干，应该带一点玫瑰香气就行。很自然的，她就讲起了《红楼梦》里贾母想听笛声，「叫一个人爬到后面的山上，在有月亮的晚上，在后山上，远远地吹，顺着风飘过来一点就可以了」。「贾母是生活家。」她说。

 

大学时代的郭初阳和好友

 

 

这些怀揣着文学梦的年轻人，在20出头的年纪，没有人甘于去做一名「中学语文老师」。郭初阳想离文学更近一些，他想考研去复旦大学中文系，但失败了。蔡朝阳也不甘心，他热爱写作，梦想是成为一个作家——可现实是，这五个热爱文学的青年，一毕业就被分配，通通成了中学语文老师。郭初阳被分配到社区中学，蔡朝阳更是远在绍兴，他在文章中写下：「我蜗居绍兴，就像离开了一个场，独自品尝着理想主义的溃败。」

 

那是一段失落的时光。郭初阳给我分享了一封他在1999年写给蔡朝阳的信，行文中溢满惆怅，明明是春天，信里却写：四月的太阳疏朗地照着，操场边上一株桃花已将残红拂了一地，寂寞的一围。依稀可以听到三楼一间教室里的诵读，缓慢而陈旧，与四月间弥漫的蓬勃生命力并不协调。

 

但在缓慢的摸索过后，这群年轻人逐渐意识到，语文教师是有一方天地可为的。当年的四个男生和一个女生，两个高个子男生成了中学校长，女生成了语文教研员，而郭初阳和蔡朝阳，都在公立学校做了十几年语文老师，然后辞职，一个做独立教师，另一个做儿童教育。道路不同，而精神共同体尚在，他们都在自己的领域里突围。

 

周霖超成了中学校长，我们在萧山一所即将竣工的中学施工现场会面，他同我讲了许多语文教学中的困惑与无奈，科技发达了，学生反而更累了，他上中学时，八点半就上床睡觉，听《小说连播》，现在的孩子写作业到十点。一切都数据化了，电子阅卷后，每道题的得分率一目了然，他经常在改作文时感觉悲哀，市面上有一本优秀作文选，第一篇文章讲的是盲人盖井盖的故事，一次大考，许多同学都化用这个故事——他能做的，就是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尽可能平衡语文的「工具性」和「文学性」，在夹缝中寻找一些呼吸的空隙。

 

金铃，杭州市下城区语文教研员，需要指导任课教师任课。她曾主动申请到一所民工子弟学校教学一年，带孩子们看电影、读书，给他们美的引导，一年过去，那个班的学习成绩进步非常大。她想身体力行告诉一线教师，强行抓应试不是语文的出路，语文应该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

 

郭初阳做了12年公立学校的教师后，又做了12年独立教师——离开杭州外国语学校后，他创办了自己的教学机构「越读馆」，在这个小小的课外机构，他每年教几十个孩子的语文，他们有些是初中生，有些还在小学，这个课堂不主张简单复制、分数追逐和短暂的功利，而是希望学生能在课堂上享受健康、智慧、灵性和快乐。

 

在越读馆，郭初阳不仅在杭州授课，还会带孩子们出国游学，他们去旧金山城市之光书店，去斯坦福大学，去瓦尔登湖。去瓦尔登湖那天，郭初阳带着孩子们在湖边安静冥思十分钟后，才开始环湖。

 

一个孩子在随笔中记录了那十分钟自己的心情：大地的表面是柔软的，人脚留下了踪迹；同样的是，心灵的行程也留下了路线。我再也不愿意下到舱底去了。这十分钟是个凉丝丝的烙印，想甩都甩不掉的。

 

回国后，郭初阳将孩子们的随笔集结成书，书名叫《从西湖到瓦尔登湖》，在这本书的封底，他写道：为什么少年特别需要旅行？因为旅行是亲历，是解放，是绝佳的教育。

 

当语文老师25年了，郭初阳如此评价自己的语文教育生涯：选错并保卫。刚毕业时，他只想「逃跑」，现在却觉得，「老师或者说语文老师，简直是天底下最好的职业」。

 

郭初阳在读书会上

 

种子

 

今年5月，我和郭老师在杭州见面，恰逢两位翠苑中学曾经的学生来看他，我听他们聊了两个多小时的天。那是一个很美好的下午，当初「小郭」教他们的时候，才26岁，现在两位学生都36岁了，他们坐在一起闲聊，谈到了卢梭、鲁迅的《故事新编》、BBC纪录片《文明》。

 

那两位学生，一位叫房涵，另一位叫高铭，郭初阳只教过他们一年。回忆那一年，房涵用的是「明媚」这个词，他们虽然在一所很普通很普通的中学就读，但因为遇到了好老师，「色调是明亮的」。如果非要用一种颜色来形容，他说，不是粉红色，「是橙色的」。他们的中学是橙色的。

 

房涵现在做动画，他36岁了，说起话来还像个高中生，和高铭两人一动一静，对比极为明显。关于郭初阳带给他们的影响，房涵是这样说的：「就很神奇，这一年至少对我个人或者我觉得对我们整个班都很奇妙，就好像埋下一个种子。就感觉这个班整个风貌不一样了，会多想一些，包括后来大家从事各行各业，都挺有想法的，没有特别随波逐流的人。」

 

而郭初阳记得的是，中学毕业那天，毕业典礼结束大家都散去了，到处都乱哄哄的，教室也乱哄哄的，等郭初阳从办公室收拾回来，他发现，「一位老兄留下来把教室打扫得很干净」，那个人是高铭。

 

高铭在学生时代是一个沉默的孩子，到现在话也不多，他做质检工作，却一直保持着良好的阅读习惯。郭初阳记得，他和高铭时隔多年第一次重逢，好奇对方最近在读什么书，高铭的回答是，《社会契约论》。

 

在郭初阳教过的学生里，杭外的学生们无疑是幸运的。和他们交谈，很多人都提到了一个词，「奢侈」。他们没有面临激烈的高考竞争，奢侈地进行教学探索。他们知道这样的环境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是难得的，甚至是「羞愧的」。他们中很多人其实不太愿意畅谈自己中学时宽松的环境，「那是一种幸存者偏差」。

 

但他们愿意谈到郭初阳。

 

林子人是一位文化记者，也是郭初阳当年在杭外带的学生。他们相识于初一，那时林子人刚上初中，刚离开「不停划中心句，概括段落中心思想」的小学语文课堂。郭初阳的语文课让她感觉很新鲜，课本只上一半，剩下的都是自选教材，语文课一下变得好玩起来，她甚至每天都很期待，一上语文课就「特别特别开心（笑）」。

 

后来，郭初阳成了林子人的高中语文老师兼班主任。也正是那三年，给了林子人「精神的底子」。

 

「我会觉得普通意义上的语文教育，它太过黑白分明，太过强调事情有一个正确答案，但是真实的生活不是这样子的。」林子人记得，在郭初阳的课上，他们经常讨论社会事件，各抒己见却相互尊重，这个班的学生从不轻易批判跟自己意见不一样的人。

 

郭初阳会鼓励学生去接近「真实」。他还曾让学生们分小组，每个小组写一篇深度报道。林子人已经不记得自己写的是什么了，但郭初阳记得，她们那个小组写的是杭州基督教生存状况。

 

郭初阳和学生在课后讨论

 

 

谈到这位对自己影响最大的老师，林子人也提到这个词：种子。郭初阳在中学阶段的语文教育，给她埋下了一颗种子，那颗种子教会她，独立思考，看到事物的复杂性，世界很大，不要局限于眼前的东西，要做一个有价值的人，一个与社会共情的人。在这个班级里，每一个学生都是未来世界的小小公民，正如郭初阳为这个班级选择的班训：认识你自己，爱你的邻居。

 

回忆高中生活，毛明超首先想起来的是「那种阅读的氛围」。他记得一些书，如果不是郭初阳，那个时候他是不会读的，比如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他记得自己高中不仅读鲁迅，还读林贤治写的《人间鲁迅》，以及《鲁迅的最后十年》。

 

他至今都很感激的一件事是，在中学时代，他就领略到了阅读的快乐。那时，他们会办「写作大赛」，每个人写一篇关于文学的论文，毛明超写的是威廉·福克纳的《八月之光》，研究了里面的叙事手法。

 

这本书是他在熄灯后读的——当时他住校，宿舍在一层，窗帘拉不严实，如果开台灯的话，保安叔叔看见会来敲门，他把衣柜门拉开，把台灯放在衣柜里面，这样的话，外面就看不见灯光了。那个夜晚，他被这本书精巧的叙事结构深深吸引，关于那本小说的情节，他一个都想不起来了，可那个读书的场景，他至今难忘。

 

他很庆幸，自己在高中的时候，能拥有那样一个瞬间或者一段时间，可以暂时忘记做题带来的厌倦感，安静地读书。那些漫无目的看书的下午，「虽然什么也没有得到，但是好像得到全世界」。

 

毛明超现在是北京大学德语文学方向的老师。他能感觉到，现在的学生都很实际，从大一进来，就开始规划大四的出路，他们会想暑假去哪实习，大一先把四六级考了，不仅没有时间，更没有心境，「去阅读那些跟绩点无关的东西」。他曾试图给学生列书单，但发现在进入大一第一次期中考试之后，他的书单就只能给自己看了。

 

看这些学生的论文，毛明超感觉心疼，许多学生没有读文学的sense，止步于故事情节，或止步于描述人物行为，没办法分析或理解作者想借此传达的，无论是情感还是思想。最关键的是，他们没有办法享受。

 

在这样一个万物都讲求有用的时代，那样一种无目的、非功利的阅读思考太难得了，正因为如此难得，他会觉得，「很怀念那样的时候。」

 

其实毛明超也说不上来，遇见郭初阳，和现在做这份工作，中间有无绝对关联，但他觉得，肯定是有影响的，「其实都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过程」。

 

郭初阳在杭外教的那批学生，也都30多岁了，这些学生大多毕业于一流学府，外语出众，找到一份世俗意义上的「好工作」不是难事。但观察他们的人生选择后，不难发现，他们都在努力遵从自己的内心，做自己真正想做的、觉得有意义的事情。

 

关于郭初阳，毛明超不愿把他放得太高，他觉得郭初阳在他们的生命中起到的是一种「放大的作用」。郭初阳会放大他们内心当中追寻意义的冲动，「他会给我们辩护，因为这件事情有意义，所以你们要去做」。

 

如果没有郭初阳，毛明超可能还是会读威廉·福克纳，但可能不会看得那么痴迷，「如果没有郭老师，我们最后可能也会成为这样的人，只不过我们会多一些纠结，或者中间多走一些弯路，走上这条路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自信或者说没有那么坚决」。

 

2021年5月24日，郭初阳与房涵、高铭聚会 罗芊 摄

 

「Blowin' in the Wind」

 

和仇晟见面那天，他执导的真人短片《生命之歌》刚刚获得了第24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最佳真人短片奖。他是个理科生，大学念的是清华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医疗器械专业，现在是一名青年导演。之前，他的处女作长片《郊区的鸟》获得2018年FIRST青年电影展最佳影片。关于郭初阳老师对他的影响，仇晟的答案很明确，「走上电影这条路，与郭初阳老师有关」。

 

仇晟还记得那个场景，一节语文自习课，郭老师在小教室里放《黑暗中的舞者》，那个片子对他的冲击特别大，看完电影，同学们都走了，他一个人留在教室里，坐在那儿哭。这部电影不同于他之前看过的所有电影，完全跳脱了通俗电影的范式。

 

还有一次，是高二排《雷雨》，他在里面做主演，演周朴园，同时也兼导演。当时排《雷雨》，他用了一个非传统的排法，为了压缩时间，他想了个办法，舞台左侧跟右侧同时进行，两端对话，先是左台灯亮，左边说几句，接着右台灯亮，右边说几句，算是初步的电影化的尝试。当时郭初阳并不指导仇晟那个班，他只是来旁观，看完散场，郭初阳在走廊里把仇晟叫住，很兴奋地跟他说，「那个点子是不是你想的」。这是这对师生的默契，聊完之后，他还拍拍仇晟的肩膀，说「仇晟很棒」。

 

作为青年导演，仇晟在很多次采访中被问到电影启蒙相关问题，他都会讲到郭初阳老师，他也不知道，这些采访郭初阳有没有看到。那些感谢的话，仇晟当面都没说过，就像他们曾经都很喜欢的那首歌，「Blowin' in the Wind」，答案在风中飘荡。

 

他们之间保持着那种最理想的师生关系——高山流水，亦师亦友，平时也没什么联络，但有事却可以直接找对方。仇晟要选小演员，会直接给郭老师发微信，郭老师想组织一次小学班级聚会，也会请仇晟想想点子。

 

郭初阳组织的那次小学班级聚会，就是为邬锡宜老师筹备的。邬老师今年70多岁了，精气神还是很好。她也许是保俶塔小学最令人羡慕的老师。她只教了20多年书，剩下12年时间被校长分配去办厂，却有最多学生回来看她。

 

她教的第一届学生都60多岁了，在她生日那天，悄悄买了蛋糕，给她惊喜，她当时眼泪就出来了，「没想到他们对我这个小学老师印象嘎深」。还有许多学生，隔两三年就来看看她，她很感动，他们会一起戴上红领巾出游，学生还给她自制了「终身成就奖」的奖状。

 

邬锡宜老师和学生们一起郊游，学生们给她自制了「终身成就奖」的奖状

 

 

 郭初阳提到一件事，那次小学同学聚会，一位走过歧路、入过狱的同学，那天却玩得特别开心，他说自己已经很久没这么开心了，吃过饭还组织大家一起去唱歌，四五十岁的人了，就是舍不得跟同学分开。这是邬老师的力量，她总是让孩子们感到温暖，在郭初阳所在的小学班级，曾有同学把邬老师的一段音频传到班级群里，一位名叫滕群雷的同学说，「听邬老师讲话，要哭的」。

 

邬老师现在是郭初阳口中的「老太太」，他们平时不怎么联系，但郭初阳每出一本书，都会送去给老太太看。他的每本书，老太太也都认真读了。邬老师还看了郭初阳上课的视频，看过后评价：「你的课上得真是好。」郭初阳曾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写过一篇关于邬老师的短文，被老太太发现了，挨了顿数落：「耶个小鬼，给我写篇文章，我要出名啦，下次不准哦。」

 

当老师就是这样一件事情，黄岳杰老师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你每天埋头种种种，有一天不经意回头一看，后面绿树成荫」。

 

前段时间，杭师大的校长让黄岳杰统计一下这些年他做剧社的成果，有老师帮他发了抽样调查——他们随机调查了流霞剧社出去的140位学生，发现其中有约70位成为了语文教师，在这70位同学之中，有25位同学在自己执教的学校成立了剧社。这些中学教师，将剧社带到了温州、湖州、衢州——好多地方黄岳杰都没去过，但剧社在那边重新开花了。

 

黄岳杰将此视为一种浪漫，「如果自己人生经历过这些美好，慢慢能够将它跟孩子们一起分享，能够带他们进入到那个世界当中去，你说这算罗曼蒂克吗？」

 

他记得，有一次谢幕后和学生们去食堂吃宵夜，校长也在，他点了一份面条，上面有一大块肉，有个学生很自然地走过来，把肉夹走了。那时老黄胰腺炎，不能吃油腻的东西，校长看了都说，「黄老师我真羡慕你，这是只有女儿才会做的事情。」

 

还有一次，有学生回学校办事，遇到老黄，说了一句话，他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那个学生说，我们学校自我们毕业后三易其址，令我们这些回到杭州的人总是找不到家，幸好黄老师在，黄老师在哪里，母校就在哪里。听到这句话，老黄心里边突然觉得，那些苦哈哈的事情算什么呢？他有时候会跟好朋友说，你们知道吗？我可以享受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最理想的一种人际关系。

 

但这些话老黄都没有跟郭初阳说过。他们是君子之交，一年难得见两面。在老黄看来，郭初阳这样的学生是师范大学应该培养的目标，好的语文老师应该有一种气质，那是一种天真的，有能量的，「会突然间冒出来那种小孩一样的东西」，郭初阳身上就有这种气质。

 

今年夏天，郭初阳决定休息一段时间，暂时离开教育一线。最后一讲下课后，他收到了许多礼物和花朵，回到家整理教案，才发现里头有一张折叠着的小纸片，打开一看，是一段留言，不知是昨天课前什么时候，有人放在讲台上的，参差的段落仿佛一首散文诗——

 

我记得我第一次来时不情不愿的表情

我也一定会记住我最后一次离开这儿的表情

……

我会珍藏这段奇妙的友情

不问归来何时

何惧华发苍面

一日为师

终生为师

也必终生为友

谢谢您

郭老师

 

郭初阳将它摊平放在灯下读了好几遍，这张有着交错折痕的小小纸片，就像颁给他二十多年教师生涯的一份荣誉证书。

 

巴赫曼先生的孩子们也要毕业了。在纪录片的最后，这个头上永远戴着毛线帽的老师和同学们围坐一圈道别，学生和他握手、拥抱，然后一一走出教室。一位来自保加利亚的同学送给他一顶帽子，是保加利亚国旗的配色，巴赫曼先生收到后立马戴上，「哇，从此它就是我最爱的帽子了！」

 

等孩子们都走了，教室空了，镜头里只留下了一个彩色的后脑勺。最后一个学生也唱着自编的歌曲离开，巴赫曼先生抬起左手，默默擦了擦眼角。那个学生唱的是：「从前有一个巴赫曼先生……」

 

来源：@人物